叶剑英在等大家都发言之后，说：“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此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澳督府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谈判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叫起来：“喂，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搪塞过去，只好说：“贤哥，我也不能做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不是吗？”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工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澳督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条件都不答应。
    何贤对罗保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黄施民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只有两头讲好啦！……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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