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应广州商业电视台的邀请而去广州的。
    “王海现象”见诸报端之后，商业电视台的记者俎江涛就在他们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邀我去广州打假活动的策划。商业电视台是刚创办不久的一个电视台，台长陈先生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用通俗点儿的话说，陈台长胆大，只要不违反政策，什么事都敢干。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俎江涛与我取得联系，并专程赶到北京来和我商谈去广州“打假”的日程安排。
    俎江涛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非常寒冷了。我去广电部招待所找他那天，足蹬一双千层底布棉鞋，穿一条肥大的纯棉布休闲裤，上穿一件大蓝格的绒布面棉袄，头上戴了一个尖顶羊毛绒帽，整个人活像一个大豆包。俎江涛一见我，先是对我这身打扮挺感兴趣，问我干嘛穿成这副样子。我说，天冷。而且北京的冬天十分干燥，到处都有静电。我因为被电怕了，所以只敢穿点儿纯棉和纯羊毛的东西，并非要刻意装扮得这般怪异。
    俎江涛一本正经地拿出他的记者证让我看，以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电视台记者。我也把身份证掏出来给他看，当他确认了我是王海后，就开始介绍他们电视台的情况，接着，又说起他策划的这次活动，并把台里早就拟好的一份合同拿了出来。
    合同的内容是，广州商业电视台承担我去广州的一切费用，商业电视台做为电视媒体，独家跟踪采仿，一方面对我的“打假”活动进行支持，一方面也扩大他们电视台的影响。
    而我之所以同意去广州，一则因对方热诚相邀，盛情难却。再则因我在北京买到的假货当中，有相当部分被告之来自广州，我很早就萌发过南下打假的念头。这刚好和商业电视台一拍即合。
    “狼来啦！”听说在我去广州的一个多月前，广州的商界已频频发出这一警告。还听说，广州的有关部门在我去的前几天曾召集商店开会，研究对付我的策略。
    1996年1月19日，我从北京飞到广州。
    虽值冬季，但广州的天气仍很暖和。以前我到过几次广州，我觉得广州是个温暖潮湿的城市。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个繁荣而又充满欲望的都市。
    到广州后，俎江涛等人把我接到电视台所属的招待所住下。当晚，《羊城晚报》的老叶等人也过来和我见面。原来，为使我这次到广州“打假”活动能在舆论上造成一定声势，商业电视台选择了《羊城晚报》做为搭档。
    由于得到传媒的鼎力支持，我这只来自北方的“狼”一下子成了南粤的新闻人物。
    “刁民来了！”“报告，王海杀到！”“王海来的是时候”“广州为何无王海”。一时间，广东的报刊对我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商业电视台“追踪十九点”节目就“王海现象”的话题，邀请广州市民展开了讨论。《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街头就“买了假货怎么办？”这个问题调查了102个市民，结果自认倒霉的占42％，认为能退就行的占41％，而敢于要求加倍赔偿的多了有5人。记者不禁慨叹：广州的消费者，您对假货太宽宏大量了！被调查者多数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程度不同的坑害，然而绝大部分人不会投诉，而是自认倒霉，像我这样买假治假的广州人，至今还极为少见。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胡艳期望“王海现象”给广州带来的冲击波，将会是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大觉醒。她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有位香港女同胞在广州理发，店方“打死狗讲价”，多收了几十元。事后，这位香港顾客专门向省消委投诉说，这点钱自己完全出得起，但是如果不举报，这种欺诈顾客的违法行为就得不到遏止，就会有更多消费者受害。胡艳说，广州的消费者一般就不会为这区区小钱费神劳气。事实上，几年来，省消委还没有接受过这类的投诉。广东商业电视台连日公开征集“广州的王海”，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我的到来，成了广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对我的“打假”方式反对的和赞同的几乎一样多。有人说我居心不正，心术不良，也有人高呼“刁民”万岁！
    到广州的第2天上午，在电视台和《羊城晚报》记者的陪同下，我开始上街采购。我发现，随着经济的繁荣，广州的交通越来越堵，不但堵车，在人行道上走路有时还会堵人，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尾气的焦臭味儿，各种嘈杂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不分昼夜地让人的耳朵里总有一种呜呜的噪声在回响。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家给人们的印象，是最先接受新生事物，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经营脑子灵活，商品质量意识强。我原以为，在广州购假索赔应当顺利些。
    没想到我所接触的广州商家，比内地的官商气还粗。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正像《广东工商报》在《王海来得是时候》一文中写的那样：
    商家们呢，面呈赧色，绝无笑意，没一家敢说“欢迎”、“有请”。被索赔的商家无奈他说：“真是的，假货无孔不入，我们防不胜防啊！”
    在广州，我光顾了N大厦，G商城、X公司、Y商店等广州大商场，买了3万余元我认为有问题的商品。但索赔却出师不利。
    我在N大厦买了1条“万宝路”腰带，找到“万宝路”在广州的皮货专卖店和销售公司，证实不是正牌货，但书面证明要请示万宝路公司才能开具。于是，我又到N大厦买了7条“万宝路”皮带，然后向该商厦部门经理投诉，要求赔偿。经理不但拿不出任何这是真货的证明，反而奚落我一番。现在很多国营大商场都已出台比较好的打假办法，给消费者以奖励和赔偿。N大厦在我来之前曾在报上表示“欢迎王海来广州打假”，并宣布“凡顾客在本商厦发现有假冒伪劣商品愿以一赔十”。等真找到对方提这个要求时，却说以一赔十是个阶段性的公关宣传策略需要，己过期了。
    后与万宝路公司联系书面证明，被告知书面证明意大利才能出具，当时我十分恼怒：“你们既然不能对顾客。对你们的品牌负责，为什么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你们的产品？”
    我到Y商店，拿出一件前两天在这儿买的某名牌内衣要求赔偿。这种内衣包装袋上注有“100％纯棉”字样，但经广州市纺织纤维检验所检验：该产品为夹层针织品，两个面原料为纯棉，中间夹层为锦纶弹力丝，实际上含棉为89．6％，含锦纶为10．4％。我认为商品标识不符，误导消费者，是一种欺诈行为。商店的一位负责人开始态度很好，同意赔，当时就要点钱。还一再表示，没想到真货也有问题，由于商店没有检测手段，难免有漏洞，我们要举一反三，对消费者先行负责依法处理此事。但当我拿出17000元钱的发票时，那经理就傻了眼，推说这个他做不了主，得请示领导。
    下午再去Y商店，一位副老总接待了我，我反映标识不符误导消费者，他却拿出一份质量合格证明与我纠缠：“标识不符跟质量合不合格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我间：“对消费者负责依据《消法》，还是《质量法》那位老总当时表态：“《质量法》。”
    “王海竟捅到国有和大型百货商店来了！这不是有意出大百货店的洋相吗？”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部分商界人士的心态。”读着当地报纸上的这段话，想起1月24日上午，我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咨询有关索赔的法律依据问题时，一位领导对我说：“你不要把大企业搞垮嘛，大企业也是不容易的。”好像我能耐大的可以随便搞垮一个企业似的，他还说：“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送一个牌于给商店，让他自己不好意思卖假货，不好意思坑害消费者。”这话令我吃惊，这么做有什么用？挂着牌子可照卖假货不误。挂牌子不是让消费者看的，而是让商店看的？
    进入2月，记不清从哪天开始，广东的媒体纷纷停止了对我的报道。我再去商店索赔时，负责人说道：“你的事现在不让报了，看你还能把我们怎样。”
    我曾给几家大商场发了传真，好几天了，调公司的答复是他们没有欺诈，不赔；G商城没有消息；N大厦拿不出任何证明，Y商店开始说写个东西就给你退，但是我写完后又不退货了。
    Y商店说这件事你己（向工商局）投诉了，我们不处理。我向工商局投诉的内容只是要求工商局调查并对他们进行惩处，而且工商局只是行政部门，它只能执罚，不能要求商家加倍赔偿。
    由于接近春节，我准备回家过年，只好委曲求全，要求退货再说，我只是没时间跟他们耗，想先退货，其他权利保留。不料各商家口径一致，俱不赔不退，让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结果，至今我买的东西还都寄放在广州朋友那里。
    在广州索赔的确十分不顺，一位跟踪报道我的记者，为此写了一幅对联：上联：冷脸难看冷凳难坐冷言冷语难耐下联：投诉难投索赂难索商家厂家雄斗横批：王海难当
    我到广州去了3个星期，每天早上8点起床，夜里12点睡觉，一大到晚索赔、整理材料、研究法律问题，很累也很苦。这次南下打假兵败羊城，全部收获仅仅是在个体户那里索赔得来的区区115块钱。
    1月29日下午，我携几天前在广州市日用工业品交易市场花35元钱买的一台“夏普EL一820”计算器，到了交易市场办公室投诉并提出索赔要求。市场场长知悉后，马上热情地将我请入顾客接待室，找出示了夏普株式会社广州事务所的证明文件。证实我所购的计算机型号夏普公司根本不生产，是冒牌产品。出售计算器的摊档档主立即被召到办公室，档主在找出示的证明文件前无话可说。她提出想给我换一台类似功能的真货，但我表示只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要求退货并加倍赔偿。档主说，既然如此，我按此法照赔。当即，她数出70块钱给我。场长宣布，市场没收档主这台计算器，并封存货物等候处理，整个市场所有这种计算器也要马上清理。
    场长说，这个市场刚刚荣获“全国文明集贸市场”称号不久，发生这种事情，自然不光彩。一个“国家级”文明市场更应站在消费者一边，照例《消法》进行处理。她认为，我买假索赔，是教育全场业户学习、理解《消法》，自觉抵制假冒伪劣产品的一次好机会。
    后来，我又在街上的个体户那里买过80块钱的假化妆品，也获得赔偿。
    羊城之行，虽大跌眼镜，但我并未对“打假”丧失信心。毕竟我去索赔过的商场，假货都从货架上消失了。至于我的索赔受阻，舆论自有评说。《南方日报》。《羊城睬报》、《粤港信息报》、《广东工商报》等多家报刊都对我的行为予以支持，并对广州一些大商家的行为和搞地方保护的部门提出批评。
    《信息时报》在《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文中指责商家“有失风度”：王海这次来广州“购假索赔”，主要目标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对待王海的问题上，我认为是“有失风度”。
    商家一个突出的说法就是，王海为什么要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不针对个体户。这种观点说明我们的大商家对自己信心不足。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号称是经历了平凡年的改革开放的洗礼，竟然会把自己摆到个体户的水平上去比、去衡量、去要求，这本身就大大地把自己降格了。
    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提醒过广州商家，“假如王海到广州来”，但广州的商家还是缺乏应有的气度。尽管当时气壮如牛，“叶公好龙”“龙”真的来了却手足无措：“我们当时的承诺是在一个广告上说的，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宣传策略的需要”。如此说来，保护消费者权益居然成了宣传策略，可见员工综合素质确实大有提高的必要。
    微音在《羊城晚报》撰文称，王海虽走，但“王海现象”不会消失：
    王海此次南下广州“疑假买假”。“买假索赔”的行动，其所碰到的困难，却有如关山千万重。看来，王海再呆下去，恐怕亦难以有所作为了，结果只有打道回府。然而，王海虽走，但他所留下的“王海现象”，却绝不会消失。
    王海在首都的境遇，为什么会是这样？而在广州，为什么叉会是那样呢？这就只能留待读者去思索了。“哗！特大喜讯，王海失败了！”有人会高兴得跳起来，而我作为一个广州市民，却为此感到羞愧。王海之受挫，并不意味着真理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只能说明：王海目前尚无法冲破这股强大的习惯势力。然而不管怎样说，由于王海的受挫，很可能给某些人带来一股“胜利的喜悦”。然而，我看这并没有为广州增添什么光彩。有辨别能力的人，最终是会领悟到这个道理的。
    离开广州后，我想，广州的失败是难免的。既然我去广州之前，就有商场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我，那么，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又怎能抗争得过势力强大的商家联盟？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也许是吧。虽然我们有规定，有法律。
    几个月后的4月11日，俎江涛介绍一个袜厂的人来找我，在电话里，那人说他们的枫桦牌袜子在浙江被假冒得很厉害。我奇怪，他们的袜子品牌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也有人假冒呢？但那人越说越玄，说义乌的造假者威胁他们，要袜厂与造假的合作，共同使用“枫桦枫”牌子在全国销售袜子，否则的话就冒名“枫桦”的牌子，而且要用劣质袜子来冒名。如果袜厂不合作，造假的就一定会把“枫桦”的牌子搞臭。
    我听后半信半疑，这假货贩子也太猖狂了吧，造假不算，还要叫真品厂家跟他们合作，否则就砸人家牌子，这跟强盗拦路打劫有什么两样？真令人气愤。
    这个名叫广州百丰织袜制衣有限公司的袜厂，座落在广州黄埔区的一个工业区，是个香港老太太开的。由于生产的袜子质优价廉，在行内小有名气，一直供不应求。但造假的贼胆包天，在义乌造假在义乌销售还不知足，居然敢把假“枫桦”袜子大量发送到广州来卖，让老太太忍无可忍。
    老太太通过俎江涛打电话找我，希望我能帮袜厂查查假货的情况，也希望能借我造造舆论，灭一下造假者的气焰。
    我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
    4月15日，我来到广州，“百丰”袜厂安排宋堂务先生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杭小姐配合我查假。当晚，我们便制定了查假计划。
    第二天上午，我与宋堂务、杭小姐及“百丰”袜厂两名女工一起，来到广州高第街市场“踩点儿”，购买假货样品。我和宋一组，杭小姐与另一女工拿来两只大书包买了一个行李车，操起外地口音讲话，扮做从外地到广州办货的小贩，在市场里一边走一边仔细观看谁家卖假袜子。我和宋则大老远盯着她俩，看看有什么动静。
    整个市场里卖假袜子的档口有十六七处，但均只摆出样品和少量的货。杭小姐她俩转第一圈的时候，买回来800块钱的假袜子，宋不大满意。于是我俩又去市场买了一整箱，还跟汕头人的一个档口走了十件货。档主说货在火车站附近的仓库里放着，约我们下午去一块儿提货。出了市场后，我安排一个人去跟踪那个档主，侦查一下仓库的具体位置。
    4月17日晚，宋说他们要和检察院一块儿去抓人。原来，“百丰”袜厂原销售人员一直与造假者勾结销售假“枫桦”袜子，听说厂里要打假，骗了厂里6000多元货款躲起来了。造假者还有内应，怪不得真的“枫桦”袜于没印，假的“枫桦”袜子倒把“百丰”袜厂里的电话号码印上去了。
    被我派去跟踪档主的人，发现了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仓库。
    4月18日，我们与广州市打假办取得了联系，由“百丰”袜厂和我一起举报卖假的档口，打假办答应立即进行查抄。
    下午一点半，广东商业电视台、《羊城晚报》。《广州商报》、广州电台、岭南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齐聚“打假办”。两点十分，打假办的执法人员和我们一起出发，兵分两路，杭小姐等人带着几个执法人员去了高第街市场，我们和宋等去火车站。
    20分钟后，我们来到火车站附近那个市场，在E39档口，堂而皇之地摆着假“枫桦”袜子，被执法人员抓了个正着。五六个执法人员把档口封住，开始查档主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并查封假货。
    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呼拉”一下子全围了上来，大多是周围的档主。趁着混乱，E39档口的两个男人溜掉了，而且还有个趁乱把两箱假货偷偷抱走了。邻档一个郭姓女人正搬了一箱假袜子准备走时，被我一把抓住。执法人员问她那箱货是不是她的时，她却矢口否认。E39档的女档主见状马上承认货与郭无关，是E39档的货。无奈，执法人员只好放开郭姓女人，我们刚一放手，她就立即不知去向了。这时从市场另一端转回来的宋说，刚刚那个女人正是“百丰”袜厂原来跑供销的业务员，昨晚去抓她的时候没抓着，不想今天又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
    E39档档口的所有假袜子被我们翻出来搬上车后，打假办的执法人员命令女档主带我们去她的仓库。女档主装出很老实的样子，说她的档口才开了20多天，赚的钱还不够交租，哪有钱来租仓库，货都是人家直接送上门来的。但据调查，她的仓库就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
    执法人员让我和宋带路，他们则不由分说地架起女档主就走。不料女档主被架到马路中间时，一边不停地大声喊冤叫屈，一边索性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引来很多的人围观，搞得执法人员左右为难。
    怕女档主故意拖延时间，我和宋先带领两名执法人员一溜小跑直奔小学校。到了学校后，我们看了几个仓库，仓库里大部没人，有人的一个仓库里，几个打工仔正在造冒牌货，把别的牌子的假商标往袜子上贴。但由于没有被侵权的厂家出来指认，执法人员不敢冒失查办，因为查错了，“打假办”有可能要被送上被告席。
    20分钟后，执法人员终于把那个女档主用车押运了过来，我们让带我们找她的仓库。
    女档主一下车，见周围没有人围观，便不再往地上躺了，只是口日声声喊起冤枉来，反复说学校里没有她的仓库。
    学校校长和有关负责人这时赶到，校长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那女档主乘机又装起蒜来。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调查员赶到，指出了存放假货的仓库。但校方人员说找不到该仓库的租户，没有钥匙打开仓库门。
    无奈，我们只好冒险强行将仓库的门撬开，如果仓库里没假货，那我们可就“栽”了。打开仓库的一刹那，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里，甚至连虚汗都冒了出来。
    门开了，一眼就看见8箱假“枫桦”袜于放在仓库隔层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另外，什么冒牌苹果、金利来、鳄鱼、FORTEI等名牌袜子应有尽有，整个儿一个假货仓库。但同样，执法人员对此也只能摇头，因为要确定一件商品的商标是不是假的，必须得由商标持有人来鉴定或指认。
    面对假货，女档主迫于无奈，只得承认说仓库是她与别人合租的，否则执法人员要把整个仓库查封。她说货是人家送来的，她并不知道货在哪里批发。可事实上，我方的调查员说他曾亲眼见到女档主去广源路周围的一个地方提了3箱假货。
    记者们忙着采访、拍照、摄像，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
    正在这时，我听见一片摩托车的轰鸣声，从仓库出来一看，只见周围停了七八辆摩托车，从车上下来十多个操汕头口音的男人，一个个气势汹汹的，手里还拿着大哥大。
    执法人员要查封仓库的时候，那些人开始阻挠，鼓噪。
    因为怕假货被抢走或引起别的麻烦，我们马上开车离开了小学。
    杭小姐那边在高第街查封了7个档口，但只查出3箱假货，不过弄得很多档口特别紧张，在她们和执法人员查假袜子的时候，档主们纷纷把闸门拉了下来。
    当天的报纸出来了，刊登的是我们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我的心里却总不是个滋味。后来听宋说，那些假袜子在广州的确是销声匿迹了，但在广州以外的地方，依旧畅销不衰，而且货色越来越劣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