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重庆是个山城，一年有大半年的日子，被浓雾所笼罩着。有时，三五步之外，
    就难以看清人物。战时的陪都放在这，因这浓雾的隐蔽，使日军飞机常常”发愁”。
    杜月笙到重庆后，上有落委员长的器重，旁有铁哥们戴笠的支撑，加上行政院
    院长孔祥照处处表示友好，官场之上，十分从容。原先在上海的同伙搭档，部分早
    已先他而到重庆；原先在香港的门徒，也大多转移到了这里；再加上早已混入政界
    的高徒陆京士等人在各方面下得功夫，上下左右，比在香港，更加是如鱼得水，游
    泳自如了。
    来到重庆后，杜月笙清楚地意识到，四川原系独立三国，所谓“东不出资门，
    北不出剑阁”。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们关起这两扇大门打内战，各赔防区，绝不容
    外面势力染指。直到卫９３５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才以防堵红军北上之名得以开进。
    这里的袍哥势力如同上海的帮会，是当地的巨龙，他虽说是强龙，若压他们，发展
    自己的势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就努力结交当地的立军问和川帮财阀．
    范绍增是杜月笙的老朋友。早年范绍增是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作战负
    伤后曾去上海治伤，与杜过往甚密。此次杜入蜀，范当然待若上宾了。
    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
    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
    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瘤的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
    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
    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
    三百万。
    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过。
    从此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了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是大丈夫，够朋友，是
    经历过大场面的。
    杜月笙原来担任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董事。交通银行见他来重庆后，就特地拨
    出一大笔钱，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专门为杜月笙修了一幢宽大、舒适的别墅。
    杜月笙有气喘病，怕重庆的雾，夏天又怕重庆的热，所以，寄居汪山的时间较
    多。汪山和蒋介石的“行宫”所在地黄山也相近，双峰相对，召见或进谒也较方便。
    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
    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有时，杜月笙要为他所经营的企业，调划“头寸”（现款），向四川财阀开的
    美丰银行打一个电话，美丰就如数送到，而且再三声明，不收利息。那时，通货已
    开始恶性膨胀，银行利息，高达二、三角（百元的月息要二、三十元）。一般工商
    户，就是出足了这笔利息，非有特殊关系，不暗地里送足了重礼，也是难以借到手
    的。
    类似的情况，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
    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当然也是“无息贷款”。
    杜月笙在重庆自己掌握的企业，就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这个公司，早在太平
    洋战争前， 就分别在港、 沪、渝三地集资筹备了。杜月笙到重庆后，既不能再挂
    “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招牌，交通、中国两银行的董事又毕竟是空名义，不
    能予取予求。“这个公司由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是杨管北。
    杨管北在“一·二八”时曾担任过抵制口货的检查工作，杜月签有一批约值五
    万元的日货被扣押，杨管北听说是“杜老板”的，马上亲自押送社公馆，还表示了
    歉意。
    杜月笙看到他人很伶俐，能说会道，就有意提携他。恒社成立，他也是骨干之
    一，被杜视为经济方面的心腹。
    上海有一家大达轮船公司，原是南通士绅张着创办的。张着死后，他的儿子张
    孝若任总经理，为了照顾上海这个“码头”，就请社月经担任了董事长。
    后来，张孝若被刺身死，杜月笙就力荐杨继任总经理。从此，在洋场的商界中，
    杨管北也成了头面人物。
    上海沦陷后，大达公司迁到重庆，聘请一些军阀、名流作为董事，扩充资本，
    经营川江航运，在陪都，也在官商场中兜得转了。
    因为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利用金融机构，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大发“国难
    财”，搞得民怨更加沸腾。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舆论，不得不下令严禁金融机关兼营
    商业及运输等业务，那时正是雷厉风行、三令五申的时候，而杜月笙这个公司，名
    义上就是既是“信托”，又兼“贸易”，正和这禁令背道而驰。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贸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
    运输的关系，把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沦陷区进行走私买卖。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
    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
    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
    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
    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
    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
    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
    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
    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１９３９年期间，法币
    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
    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
    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
    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
    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上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
    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
    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
    “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
    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支票，“乖乖，五百万，这么多呀！”
    “你就对他说，我要你给他买点东西，但你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
    来，请他自己去买。”
    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
    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
    票交给了孔。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
    声就行。
    当晚，范给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
    “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会财政部拿回了护照。
    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上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
    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１００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
    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大家的，就被
    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由于有了这个公司，孔祥熙也同时开辟出了一条财源。孔杜之间，关系更加密
    切。
    这孔祥熙和宋子文虽说都是蒋介石的骨肉姻亲，但个性却不同。
    从１９２７年南京政府开张以来，财政大权几乎全由这两位“财神”轮流掌握
    的。但宋子文有点洋绅士的脾气，看不起蒋介石这个人的流氓作风；而且，有点野
    心，曾以查务走私为名，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武器全从美国运来，高级军官全是
    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这支队伍名为“财政部缉私总队”，不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
    会”的统辖。这就大大触犯了这位委员长统一军权、军令的大忌。而孔祥熙则唯唯
    诺诺，唯命是从。因此，在蒋介石的眼里，同是皇亲国戚，就分了轩轻。
    在重庆那几年，大部分时间是由孔祥照任行政院长或副院长，还一直兼任财长。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重庆曾发生一件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原来，重庆
    政府为延缓通货恶性膨胀的进度，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
    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
    １９４５年３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
    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几乎涨了一倍。
    哪知这一决定尚未下达到中央银行，消息已经泄露。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
    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嫖，也购买了几十两。另外，
    杨管北和与杜有关的印刷公司（专印钞票的）经理李祖永，则狠狠地买进了一大批。
    数目实在太大，引起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震惊，下令彻查。各报纷纷揭露和追
    问，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
    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 一直追随左右， 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
    “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
    一。据说，是他泄了密。
    李祖永也被捕了，他是杨管北的好友。另外，法院也把代杨、李出面抢购的舒
    荣扣押，准备公开起诉。
    所有的网丝，都牵到杜月笙这个大蜘蛛身上。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
    将传社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不久，王、李、’舒都恢复了自由。一天乌云，
    只打了几声雷，就云开雾散了！
    杜月笙还和孔祥熙合作，组织了一个“中国纺织公司”，由杜月签任董事长。
    杜月笙还在昆明开办了造纸厂，在西安和宝鸡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工厂。
    另外，１９４３年前后，杜月笙又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
    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
    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好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
    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
    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
    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
    １９４２年，杜月笙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
    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宗南，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
    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
    次，恰好他的三太太孙佩豪从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豪绅为了讨好胡宗南，也为杜月笙举行了
    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杜月笙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
    那次，杜月笙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