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来到这个40平方米的屋子的。
那天我想跟冲冲说话，在很大的会议室里，冲冲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我教你文案的基本写法，先是标题，喏，这样，接着是内文，喏，这样，然后是常规文案。”
“我想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租到房子。”
“我给你找张中介的名片，要怎样的房子？”
“带电话的，上网用。”
“一个人住？”
“合租。”
“找一个女伴？”
“跟我男人。”
“哦。”
下班后，丹尼赶过来了。他任何时候见到我都很热情，兴高采烈地抱住我。
“怎么样，去哪里？”
“我想先吃饭。”
“吃什么？”
“前面有肯德基，对面有松林居，旁边的排骨粉做得不错。”
“那你要吃什么呢，宝宝？”
“我要去见中介。”
丹尼笑了笑，俯下头，可恶的嘴唇又贴了过来。他一天要喝10杯水，这些水转化为尿液、唾液和jīng液，比例大概为9∶9∶2，有1/2的唾液输送给了我。
其实他是个长得很绅士的男人，像巴士站牌广告上穿佐丹奴的模特，猫猫的评语是“标致”。奶牛，也就是那个管人叫老公的胖女孩，第一次见丹尼就兴奋地叫：“好看。”所以我说他恶心，没有人相信。
我一直喜欢中等偏高身材瘦削的男人，最好还有淡淡一层的黑眼圈，看起来固执又脆弱。所以丹尼的健康均匀讨好不了我。一回我们发生争执，他愤愤地说了句：
“你就是喜欢瘦男人。”
我居然哭到浑身乏力，那种痛苦就像是郝思嘉扯了窗帘布做雍容华贵的衣裙，却被白瑞特从她手上的老茧识破真相，而遭受冷嘲热讽。
我说要打车去见中介张小姐，车走了150米就停下了。
张小姐是个中年妇女，皮肤白，鱼尾纹多，眼睛细而长，看人时神情冷漠而狡黠。操一口流利的粤语，长得却像湖南人。
“要多大？”
“一房一厅。”
“要多少钱的？”
“七八百块。有电话。就在这附近。”
张小姐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每根钥匙都挂着白纸条，上面写着比如：“华西街44号602房1X1、电话、1000元”这样的字眼。她抽出其中3根。我们上路了。
进了中山四路的一条巷子，旁边就是工地，轰隆隆的机器声呈上旋式传播。楼房的年龄应该比我大，墙是四环素牙颜色，历史悠久的菜汁、茶渍写意地搭在上面。不解的是，这样年久失修的楼房里居然还有人搞装修，装修的目的是出租个好价钱。
墙上的白粉末像要随时从老女人脸上掉下来的妆，电话搁在一张脱漆的方桌上，方桌是屋里惟一的家具。带了个阁楼，也是空的。
房东正在修门，轰隆隆的声响音量大到失控。我们说话像隔着车水马龙。
“有热水器吗？”
“有啊！”
“能用吗？”
“什么？”
“炸弹掉下来了。”
“哦。”
第二根钥匙把我们领到张爱玲的故居。
对木头和石头向来缺乏常识。所以指着古式的太师椅：
“大理石吧，不，红木、柚木、要么檀香木吧？”
那床应该是明清的珍品，又像收藏家从乡下弄来的。窗框框摇摇欲坠，有没有花梨木做的窗呢，因为花梨木扶手是很有名的，想到精致就想到花梨木，正如想到小资就想到芝华士，可惜窗外早已没有旧上海。
“你们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有没有户口？”
虚掩的房门被推开，居委大妈来势汹汹，她的青春期与红卫兵一定有联系。
“我们是打扫卫生的，马上就走。”
张小姐向我们使了个眼色，这时才发现鱼尾纹原来可以像脉络分明的花瓣。如果再感性一点儿描述，就是忧伤透明的花瓣；如果换个比喻，就是一颗子弹穿过玻璃的裂痕，没有碎片。丹尼拽了拽我的手，他也有鱼尾纹，可他分明年轻。忽然觉得人的一生就是鱼尾纹，它孕育、形成、发展、深刻，最后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不再因微笑或恸哭改变多少。
第三根钥匙怎么也转不动。
房东的爸爸拄着拐杖赶来，拎着乖孙的书包，这旧书包已成为他的手提袋，里面装着汗巾、手电筒、钥匙、小人书。他的头发已经银白，抖了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根是合适的。
“错了，嗯。”
“还有没有钥匙。”
“没有了。”
“撬门吧。”
借来工具。老人抖了半天，掏出手电筒，刚拧亮就灭了，再拧，不亮了。
“坏了，嗯。坏了。”
老人心疼不已地反复拧他的手电筒。他的老伴还在不在世呢？
房子放盘已有一年了，价太高，所以等着发霉。
厅里的灯管有个接口脱落了，线还连着。老人按了一下开关，没有反应，再按，还是黑暗。
“坏了，嗯，坏了。”
电话也坏了，空调也坏了，冰箱通不上电，煤气瓶废置久了，像具腐烂的尸体，熏鼻的臭。没有阳台，防盗网是80年代的款式，从厨房的窗口连到卧室的窗口，油烟的颜色。
“我不能住在一个没有阳台的地方。”
“这个煲你们用吗？不用我就拿走。”
老人从厨房出来，又慢吞吞进了卧室，打开壁柜，把粉色的被子拿出来抖了抖，又放回原处。老了，要么孩子气地珍惜一些东西：穿旗袍的黄照片，纯金头的派克笔，粮票布票毛主席像章；要么就连记忆也失去了，患上老年痴呆症，被锁在屋子里，森森地抓住窗栏，有天出去了，就走丢了。
所以我们最终搬进了华西街44号602房，有个可以望见内环路的大阳台，没有一件家具，在这生活过的人只留下两张泰坦尼克号的剧照。疯狂地造爱，生儿育女，并且快乐地过日子。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