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丹尼很少说话。我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遍接一遍地听《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它是一个我认识的酒吧老板自制的CD，在一些酒吧有卖，一张40块。在他还是书店老板的时候，想像叶子和柏油路面相撞的情形，他听见Miles Davis小号的颤音，一个女孩踏雨而来，买了一本村上春树《青春的舞步》，如叶在雨中消失。几年以后，他听着《Nuit Sur  Les Champs-Elysees》，想做一些关于爵士和村上的事情，就有了这张CD。
    那个酒吧有个很灵魂的名字，叫“麦田吧”，时常有摄影家、画家和作家在那里聚会，偶尔也放巴洛克风格的电影，我从未碰上。酒吧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区里，所有去过那里的人都有过迷路的经历，千菩说她迷过四次，我迷过三次。
    在格调相近的酒吧会时常碰见似曾相识的人，似曾相识久了，会成为熟人。比如在Blues Republic见过的人，他会在水边吧、麦田吧、甚至玄鸟吧出现。可在Take Five出现的很少，可能因为它有老外弹钢琴，长岛冰茶卖到40块一杯，没有扎啤出售。但它也卖《村上春树爵士印象》，这是我喜欢去的酒吧共同的特征。
    又是礼拜天下午，我照常来到Take Five，这一次的电影是《男性女性》和《女收藏家》，容器没有来，我设想他去了沙面，无动于衷地看完电影。
    我想自己大概可以忘记容器，可三天后，我的呼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容器。他不知我是Lolo，我在登记卡上留的是真实名字。他告诉我国庆期间停放电影，两周后继续。那时我正和公司的人去Take Five附近的一座大厦见过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决定独自去 Take Five坐坐。在电话里，我没有透露Lolo与我的关系，简单地“嗯”了一声，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要了一杯芝华士，并打了一个电话给橙子：
    “我在Take Five，我要了杯芝华士。”
    “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很小的一杯。
    “可以多喝几杯。“
    “这里的芝华士比别的地方都要贵。”
    “你发烧好了吗？”
    “好了。”
    “这么快。”
    “没有吃任何药。”
    “酒吧里人多吗？”
    “很少。”
    “你一个人？”
    “我会在这里写些东西，在靠窗第二个位置。”
    “那你写吧。”
    侍应给了我一枝蜡烛。我开始虚拟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喜欢在路上跑，跑着不肯停下来，因为她相信一直跑着的人停下来便死了。她跑，是因为她要找寻一些东西，找寻能让她最终停下来的东西，然后为此而死去。她其实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许是一个人，许是一间屋子，许是一场车祸，许是一个山洞，也许什么都不是。她跑，跑到最后都没找到那个东西。这时她已奄奄一息。她终于明白，那个东西就是时间，她在时间里死去。
    写完后，我朝四周看看，人确实很少，但有一个单身男人，坐在我前面，他一直在打电话，酒吧里弥漫轻淡的爵士乐，在这种背景中打电话应该很惬意。他不像要约会女人或者男人，就想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聊完一段，按一下手机键，继续拨号，打另一个电话，如此重复下去，脸上始终保持温馨的笑容。他电话的对象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时而在谈生意上的事，时而在问家里的花瓶怎么打碎了，打碎了就再买一只。
    还有一个单身女人，三十五岁光景，坐在另一面玻璃靠窗的位置，她像在等待什么人，因为她不停抽烟，不停看表，可是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在她对面坐下。她也许已经等不到她要约见的人，但她也不走，继续抽烟，神情凄然，也许她在等另外一些人，男人或者女人，熟悉或者陌生的。她也许应该随便打一个电话，以至不那么孤独，因为她不像我那样有事可做。如果她没有手机，可以借酒吧的电话，哦，酒吧的电话有人占着，那么她可以向我前面那个男人借，反正他那些聊天无关紧要。要么她，或者他，坐到对方的桌子，自我介绍并开始交谈，跟许多酒吧里的人那样。
    我在假设酒吧里的人际关系，甚至把侍应们也纳入其中。想像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到酒吧工作，接待过哪些神秘或普通的客人，有没有收过小费，是否懂得每天所放的爵士乐，喜不喜欢，还有他们单薄的工资如何应付凌晨回家的打车费。　　甚至酒吧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它旁边有个待建的工地，杂乱无章，怎能和酒吧协调；还有那个士多店，看起来很窄，放着一部20寸的电视，吸引许多民工围看，他们知道两米之外就是这间富有情调的酒吧，但他们绝对不会来。
    在假设中不知打发了多少时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酒吧里最孤独的人。于是决定在离开之前，打一个电话，打给容器，让自己感觉整晚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酒吧的电话还是占着，我决定到士多店去打。
    “你在干什么呢？”
    “找书，家里刚搞过装修，该死的，书都找不到了，在哪，在哪呀。”
    “你那边很吵。”
    “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不听音乐要死人。”
    “是你吗？你像喝了酒，没有平时严肃。”
    “是我，我是谁？”
    “我打错电话了。”
    “没有，但，你打给谁？”
    “我不能说。”
    “你在弹钢琴。”
    “是电视的声音。”
    “哦，你在哪？”
    “Take Five.”
    “跑那儿去了。”
    “你过来吗？”
    “我得先把书找到，我可以去见见你。”
    “你怎么不问我是谁？”
    “哦，你是谁？经常有女孩打电话跟我开玩笑，我听她说三句话就能猜出来，你例外。”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哦，不，不。我只是先要找到书。”
    “我挂了。”
    我很满足地回到Take Five。素来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想玩得潇洒，但通常玩不到最后。因为我真实，真实到自觉地站出来，告诉找我的人，我就在这里。童年时，就是这么玩这个游戏的，总让人说我犯规，不好玩。我说游戏玩到最后，都是要结束的，藏得太久，好辛苦。他们不同意，说这样找的人就会没兴趣。我固执，一直这么玩捉迷藏的游戏。
    离开Take Five后，回到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丹尼不在，他不习惯待在一个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地方。打开音乐，仍旧是《村上春树爵士印象》。看到了电话，我拨了容器的号码。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关于什么？”
    “我在一个月以前喜欢过你。”
    “哦，我有什么好，很简单一个人。”
    “我不这样认为。”
    “你是长头发的。”
    “多长，到腰上吗？”
    “不是，齐肩。”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不敢告诉你，太沉重。”
    “……”
    “我是否太直率。”
    “我喜欢直率的女孩。”
    “我明天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
    “在哪里。”
    “Back Street，我每周会去那里几次，跟家一样。”
    “我明天给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