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罢，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干下面打着一个结予，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件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手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算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来看不可，大家伙怎样挽留也没有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家里从前有一个小丫头，名字叫小胖。又胖又笨，长得又难看，妹妹一向讨厌她，有一天不知道怎么高兴起来，一早起来就教小胖唱《渔光曲》，小胖实在太笨了，怎么也学不会，“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她老唱作“云儿藏在水中，鱼儿飘在空中”，从八点钟教到十一点，好容易把两句教会了，可是把我父亲吵醒，骂了一顿，她大哭了一场。就这样不了了之，她没再教过小胖。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进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现在她当然不坐汽车，路名应该熟得多了，可是有一次讲起看书事情，她劝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坐电车到怎么样一所房子门口下来，向左走没有几步路就是。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红楼梦》跟Somerthet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无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omerthet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却认为上述各作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都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姊姊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写十年，也未必能赶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