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位造船工人谈话若干年后，我结束了作为经济杀手的职业生涯。辞职的决定，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提到过，是我在一次远航度假时做出的。那时，我在加勒比海列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度假。这些岛屿曾是海盗的据点，他们以此为基地，抢劫西班牙黄金运输船队。一天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来到一个年代已久的废弃的种植园，在废墟上坐下，陷入沉思。我想到了建造这些城墙的非洲奴隶，想到了他们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悲惨待遇。此刻，我认识到，我也是一个奴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灵魂折磨后，我下定决心，要远离这肮脏的阴谋。于是我飞回波士顿，递交了辞呈。但随后，我并没有揭露这个新帝国建立过程中那令人恐怖的真相。因为在威胁和贿赂面前，我屈服了，退却了。随后的这些年中，我的过去一直折磨着我。我的所作所为，我所知道的真相，不得不咽在肚子里，独自一个人承受这种煎熬。接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站在那令人毛骨悚然、化为焦土的大坑的边缘，而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以前就耸立在这里。我知道，最终我得站出来，我得向世人自白。
    2004年，《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出版后，我开始回答电台采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以前我对自己的角色和将带来的灾难知之甚少，事实上，作为经济杀手展开行动的我，对那些我曾经外派工作过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我们曾经战胜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可以藐视其他任何大国。我们大肆吹捧“进步”和“工业化”。我们扶植了一种新的第三帝国精英势力—公司帝国的走狗。但是，我们征服的那些地方的大多数人们又怎么样呢？我必须重新认识，我将从执行任务踏入的第一个国家说起。
    过去，我一直借助主流媒体追踪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范围广泛的事件。而如今，我则挖掘得更深，我的信息来源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其他我曾经效力过的机构。此外，我还从非政府机构和学术出版物中获得了尽可能详尽的材料。在我越来越熟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被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发生的背景后，我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发。这次经济崩盘始于亚洲，给亚洲数以万计—可能是数以百万计—人口带来灾难，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挨饿受冻，有的则绝望自杀，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对于愿意听到真相的那些人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真实意图是那么的险恶，同时也昭示世人，不要试图人为操纵经济体，除非这样做的目标在于进一步充实公司帝国的腰包，而让其他人成为其牺牲品。
    乍一看，官方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经济发展不断创下新高，至少持续到了1997年。这些数据无不反映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得意之情：通货膨胀率很低，外汇储备总计超过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超过9亿美元，银行业得到稳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1997年之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幅度（以国内生产总值来测算）平均每年为9%—诚然，并没有达到我昧着良心、为了迎合我的主人而预测的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两位数增长，但9%的成绩仍然非常可观。世界银行、咨询公司和学术研究所聘用的经济学家，拿出这些数据用以论证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十分成功的。
    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人为此承受了极高的代价，而那些数据并没有涉及半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久，我就对这点深信不疑—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仅限于处于经济阶梯顶部的那些人。通过滥用廉价劳动力，国家收入飞速增长。而那些身处血汗工厂一线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同时当地政府出台优惠外资公司的各种政策，允许它们破坏环境，允许它们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视为违法的活动。虽然该国法律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天大约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无视这一规定。据估计，2002年，印度尼西亚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两美元。从很多角度分析，这简直就是当今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准。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无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
    让印度尼西亚人民背负沉重不堪的负担的这些政策，印度尼西亚政府竟然默许了。这绝非巧合。为了让该国的精英们积敛大量财富，该国大举借贷，从而积累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面对这些巨额债务，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默许这些政策，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根据世界银行整理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理的国际金融数据（IMF-IFS），平均算下来，该国一直是亚洲各国中背负外债比例（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最高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即1990年到1996年这一最危急的期间，其负债比例高达60%（同期，泰国的负债比例约为35%，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均为15%，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约为10%），并在这一数据上下徘徊。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该国的还本付息再加上短期债务，占外汇的比例平均接近300%（同期，泰国的比例为120%，中国内地为60%，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2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让这个国家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巨额负债，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偿还，为此，印度尼西亚人民被迫以其他形式偿还债务，那就是满足我们公司帝国掠夺资源的野心。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衡量国民经济的砝码，又一次被证明是极具欺骗性的。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往往如此。外汇储备逐步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十分可观，但是，这不过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一小部分富裕人口的状况罢了，其他人则生活在主流—可测算—经济之外，而正是他们背负了那些可怕的债务。
    贫困、公司的虐待行径和美国消费者之间，通过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是其他国家血汗工厂的典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密切，不言自明，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政策鼓励他们进行私有化改革，鼓励他们为外资公司减免税收。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各大跨国公司要么全资拥有工厂，要么将这工作外包给设在这些国家的工厂。在那些地方，劳力极为低廉，工资结构极不合理，如果他们胆敢抗议，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打，甚或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唯有如此，“第一世界”国家的商场中才能有价格低廉的商品。
    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全美做巡回推广时，有很多人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很多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拉夫·劳伦、沃尔玛及盖普，都通过奴隶一般的劳工获得了滚滚利润。一对勇敢无畏的夫妇，根据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个人遭遇，讲述了一个让我们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