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一样，玻利维亚是在反抗外国公司掠夺资源的斗争中步入21世纪的。拉巴斯和其他众多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游行队伍，抵制外国商品和罢工运动不断，商业活动被迫中断。玛雅人和盖丘亚族人是这些运动的先锋，但是他们并不是孤军作战，他们身后还有劳工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支持。
    和厄瓜多尔及委内瑞拉不同的是，这里发生骚乱的直接原因并非石油，而是水域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情况越来越明显，水利不久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公司帝国势力深知，控制了用水供应，他们就能操纵经济、掌控政府。
    玻利维亚发生的动乱，这一次又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引发的。1999年，这两家组织坚持要求玻利维亚政府以出售水利事业单位为条件，启动新一轮结构调整计划，即将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统，出售给工程建筑巨头贝克特尔公司的子公司。玻利维亚进一步同意将与用水供应相关的成本转嫁给所有消费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这一措施完全背离了当地居民的传统理念—他们认为，不论贫穷与否，所有人与生俱来都享有用水的权利。
    在听说玻利维亚政府接受了经济杀手精心策划的无耻计划时，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不可宽恕，为此痛苦不堪。“人人付款”政策，正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协助该国制定的一种用以评估结构调整的手段。在当时，这种手段主要适用于电费问题，被视为是一种创新手段。但它与我们自20世纪30年代就一直倡导的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大多数收费方案的基本前提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和我们美国农村电气化管理局采纳的收费方案理念也大相径庭：为每个人提供水、电及排水等服务，这是关乎整个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举措，即使提供此类服务意味着政府补贴投入，也要在所不惜。效仿美国农村电力化管理局实施这种理念，在众多国家都被证明大有成效。然而，尽管成功的案例就摆在眼前，但世界银行却决定要尝试新的方案—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方案。
    20世纪70年代，我受聘担任一家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旨在推动银行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不得不违心地弄出能证明人人付款有效性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有了计量经济学，在我们论证几乎所有方案时，一切都简单多了，而且，我的团队中人才辈出，全是经济学家、数学家和金融专家，因此，从理论角度看，这很容易办到。然而，也有两个现实问题严重困扰着我。第一个问题很明显—我是否该昧良心的道德问题。第二个是实用层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过去的理论的有效性已经被反复而且充分地证明了。因此，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在成功的理论上反反复复呢？为什么要冒险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为什么要鼓吹人人付款理念？
    答案显而易见：人人付款方案将把政府补贴转变为有利可图的“稳定现金财源”，从而为私有化做好铺垫（和我稍后在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发现的如出一辙）。人人付款是从与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同样的思想发展而来：真正受益的是外国建筑公司和当地的富人，而穷人除了背负巨额的贷款之外，一无所获。去了一趟阿根廷之后，我又了解到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是1977年，当时我和查尔斯·诺布尔将军坐在私家轿车上，正穿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这些国家是我们未来的保障。”他告诉我。查尔斯那时担任美因公司副总裁（后来被提拔为总裁）。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后从麻省理工大学获工程建筑硕士，历任美军驻越南工程兵司令部上将司令官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委员会（MRC）主席。当时他负责美因公司在阿根廷的水利资源研究，还负责萨尔图格兰德巨型水电项目相关事宜。这个项目是阿根廷和乌拉圭合资建设的，装机总容量接近200万千瓦，建成之后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淹没了整整一个镇，2.2万居民被迫迁出。
    “越南战事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共产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但在拉丁美洲这里，我们将做得非常漂亮。”查尔斯满脸堆笑，非常灿烂，这对于一个以强硬著称的男子汉形象来说，已经特别和蔼了，而这种转变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珍惜。而且，这也教会了他们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那个。”他指着我们正经过的公园水池，“将来，水既是黄金，又是石油。我们拥有的水资源越多越好。水利资源将赋予我们优势，给我们力量。”
    二十多年后，当我看到唯一一家公司将获得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称之为SEMAPA—的独家购买权公告时，我想到了查尔斯。AguasdelTunari公司—臭名昭著的贝克特尔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合资伙伴，获得了为期40年的私有化合约。将这样一个“特许剥削经营权”合同授予一家美国公司，一定让那个将军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历来善于获得关照，几乎每个位高权重的人都善待这家公司，因此它备受外界关注。长久以来，这家公司都能从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拿到利润丰厚的合同。因为这是一家私营公司，由一个家族掌控，所以无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其他监管机构公布财务详情，而且也一贯坚决拒绝公布。
    “如果贝克特尔公司想拿到工程，这简直易如反掌，连竞标的流程都不用走。”在我还担任经济杀手时，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哥伦比亚的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都这样告诉我。在我和查尔斯前往阿根廷之后不久，一个负责合同授权的厄瓜多尔官员（他是我担任和平队志愿者的那段时间结交的私人朋友）同意和我一起去基多最贵的酒店去吃饭。那时，他悄悄向我透露，他可以为我节省比这顿饭局价格贵几千倍的钱，他建议我不必花上好几个月去准备项目建议书，他知道这个项目迟早会被贝克特尔公司拿走，这将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每个人都会发财，”他说，“我，市长，总统，还有旧金山的小伙子们。”他冲我扮了个鬼脸，“当然，你和那些还认为这是一场公平竞争的傻瓜—一律除外。”
    24
    在贝克特尔公司以前的和现任高管中，有很多响当当的人物，如乔治·舒尔茨（贝克特尔公司总裁及董事会董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及里根政府的国务卿）；卡斯珀·温伯格（贝克特尔公司副总裁及首席顾问，曾任里根政府国务卿），丹尼尔·赵（贝克特尔企业控股公司常任副总裁暨董事总经理，曾任美国进出口银行咨询委员）；赖利·贝克特尔（贝克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任乔治·W·布什总统的出口咨询委员会委员）。贝克特尔管理层中还有我的岳父，辞职之前，他担任该公司的首席建筑师，辞职之后，又被贝克特尔公司返聘上岗，担任一个大型承包建筑的项目经理，在沙特阿拉伯建造城市。我的妻子也是在贝克特尔公司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因此我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可谓多重角度的深刻了解。
    几乎在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租约合同被授予贝克特尔公司的同时，水价骤然飙升。科恰班巴的有些居民收到的水费账单比以前高出了3倍多。对于南美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城市居民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