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老婆以前是丝厂财务科长，丝厂破产以后他就下她和周永泰都是财校毕业的，比周永泰要低一年级，是财校有名的漂亮女孩子，下嫁给当时很木纳的周永泰，自然在家中有些优越感。再加上丝厂前些年着实风光了一阵，她作为财务科长，还时常与县里领导见面。
    所以在家里是一直充当着正家长的角色，周永泰就是副家长，只能提建议，并不能对家务事最终表态。只是风水轮流转，红火的丝厂没有顶住市场冲击，当年的财务科长不得已成为了家庭妇女，一家人靠着老周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的一腔怒火时常在心里憋着，工作时还能向部下发火，如今只能向周永泰发火。等侯卫东费尽力气将周永泰扶到家里，他老婆开门见到周永泰这个样子，脸上立刻裹了一层吓死西伯利亚寒流的严霜，道：“你这死人，喝不了三口猫尿，硬是要喝，你喝醉了，其他人没有你这么傻，他们怎么不喝醉。”
    杨柳跟在侯卫东身后，听到周永泰老婆不分青红皂就是一顿拿枪夹棒的话，心里很生气，小声道：“早知这样，就把他扔在饭馆里。”侯卫东转过头，用眼色给杨柳示意了一下，他不想与周永泰老婆一般见识，等到其接过周永泰，转身便走，并不啰嗦。
    杨柳心里对驾驶员也有意见，这位驾驶员原本是开发区驾驶员，当初为了开车，在她面前说了不少好话。此时见侯卫东扶着周永泰上楼，他稳坐在车里，口头上问了声要不要帮忙，并没有实际行动，杨柳心道：“这人眼窝子浅，不可深交。”
    到了益杨县政府大院。侯卫东下了车，杨柳也跟着下来，她主动地道：“孟关镇张有发书记已经过来报到了，他马上要去沙州市党校学习三个月。张劲还是常务副主任，目前就由他主持工作，新管会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侯卫东与张有发也是熟人，今年过春节，张有发要给祝焱拜年，还得从侯卫东哪里得到祝焱的消息。不过侯卫东是紧跟祝焱，张有发却跟几个领导的关系都不错。
    对此人。侯卫东有好感也有戒心，道：“张主任八面玲珑，与县里领导关系都还不错，他了是多年领导，有自己一套用人办法。”杨柳是侯卫东在新管会最得力地部下。张有发到了新管会以后，会不会继续用杨柳就是一个问题，侯卫东不好将这层意思点破。就只说了小半截话。
    杨柳理解侯卫东没有说出来的大部分意思，道：“我就是尽到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如果领导不满意，最多换一个岗位而已，无所谓。”
    侯卫东见杨柳这样说，也就不再含蓄了，道：“季书记和我的关系很好，如果你以后在新管会干得不愉快，随时可以换工作，不用委屈自己。”
    看着三菱车离开，侯卫东心里便有各种不同的复杂滋味。
    这一次事件让他明白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一人得道，鸡犬要升天，一人倒霉，就会祸害一片”。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得道之人总是靠着众人的力量才能最终白日飞升，没有一帮手下给得道之人赚钱、煮饭、打扫卫生、照顾双亲，只怕这位得道之人在没有升天之前，便会被俗物累死，哪里还有能力飞天，所以他升天之后便要带着鸡犬，这也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地传统。
    如果升天之时不带最亲近的人，反而带些外人，未必太不近人情。
    同理，一人倒霉，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痛打落水狗嘛，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备来咬人，这也是岭西自古以来就有地传统，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带着乱七八糟的思绪，侯卫东回到了顶楼科委办公室，坐了一会，信息所王所长走了进来。王所长四十来岁的样子，梳着根大辫子，她的衣服仿佛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坐在侯卫东对面，道：“侯主任，有空没有，我要汇报工作。”
    中午那顿酒，周永泰在喝醉前，已将科委几个人的基本上介绍了，周永泰介绍王所长之时，对其工农兵学员身份进行了特别强调，侯卫东就记得特别清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重新开始招生，但是当时大学并不高考，而是恢复了唐以前地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在1970年，只有不到1%地中国人受过高等教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变质。
    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王所长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学员，在科委这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连中专毕业地同事都看不上这位工农兵学员。
    侯卫东热情地为王所长倒了一杯水，便看着王所长，等着她说话。
    王所长捧着茶杯似乎很激动，道：“我在科委陪了四个主任了，到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不少，只有侯主任给我倒了茶水。”侯卫东笑着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王所长道：“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现在知识分子地地位总算是提高了，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们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研究科学工作。”
    她绕了一大圈，才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道：“侯主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经接近二十多年了，如今才是副主任科员，以前每次调资评级，我都发扬了风格，现在我在科委年龄也偏大了，眼见着就要退休了，却仍然是副主任科员，请侯主任为老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她又道：“以前姚主任心胸狭窄，找到机会就报复我，算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都属于非领导职务，是与工资挂钩的，每个单位根本人数、级别等情况，分别有一定额数的非领导职务，如果职数满了，即使有资格评上非领导职务，也要等着职数空出来才能依次递补。
    侯卫东没有直接回答，道：“我知道了，等到有条件了，会综合平衡的。”
    王所长并没有期望汇报一次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她热情地道：“我们信息所是科委下属单位，请侯主任抽个时间来看一看，指导工作。”
    信息所王所长走了以后，侯卫东心中暗道：“这个信息所也是名不符实，连电脑都没有几台，怎样开展信息工作。”
    坐在办公室想了一会，侯卫东就直奔三楼，他要去找一找分管科委的高副县长，请他解决一些经费，为科委购买电脑。
    到了三楼，他亦没有与府办联系，便直接去找高副县长，刚到了办公室门口，秘书小林正好从高副县长办公室出来，他见到侯卫东，笑道：“侯主任，请稍等一会，曾副县长刚进去，两位领导谈点事情，你到我办公室来坐一会。”
    侯卫东就跟着秘书小林来到了府办秘书科，小林是比任小蔚晚一年的选调生，刚刚到府办之时，时不时地还要到委办来串门，与侯卫东也熟悉，他麻利地给侯卫东泡了茶，便位了张板凳坐在侯卫东面前。
    正聊着，刘坤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进来就道：“小林，你这文件还要修改，第二段与第三段逻辑关系混乱，结尾也没有说清楚。”
    小林站了起来，恭敬地听着。
    刘坤道：“这篇稿子要得急，抓紧时间改一改，下班之前拿给我。”他这时才把眼光转向了侯卫东，问道：“侯主任有事情？”
    侯卫东平静地“找高县长。”
    西装白衫衣加上领带，让刘坤显得很英俊，他道：“高县长三点半要开县政府常务会，有事最好明天来找他。”这时他衣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接着电话便走出了秘书科办公室。
    侯卫东正准备回楼上，在楼道上遇上了曾县长，高县长见侯卫东站在门口，笑道：“卫东，这几天怎么没有见你露面，今天晚上约了朱兵、老梁几个人，五点半，我们在高速路口见面。”
    侯卫东与曾副县长握手告别，便进了高副县长办公室。
    高副县长听了侯卫东的汇报，挠了挠头，道：“科委确实需要电脑，但是年初没有报预算，今年财政压力特别大，恐怕有些难办，这样吧，先坚持一年，明年想办法增加科委预算，你到时提醒我。”
    侯卫东以前在新管会时，打个报告，财政立刻就配了一台三菱车，此时配几台电脑都是一件难事，他道：“好吧，年底我再来汇报。”高副县长见侯卫东站起来，又道：“这样吧，你让办公室报一份购买一台电脑的请示，先给你配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