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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已晚。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尤他，他说：“李珥你跑到哪里去了？”
    “在外面。”我说。
    “这样啊，我晚上八点钟的火车要回北京了。跟你打个招呼。”
    “噢，一路顺风。另外，代问你女朋友好啊！”
    “谢谢。”他挂了电话，我如释重负。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是晚上七点一刻。妈妈问我去了哪里，我告诉她我去逛街了。妈妈指着餐桌上的一个盒子说：“那是尤他买给你的礼物。”
    我一看，竟是一部手机，诺基亚的新款。
    妈妈告诉我：“你姨妈说，他这个暑假打工的钱都用在这个上面了。本来你考上大学，我们要替你买的，但是尤他的一片心意，我们也不好拒绝呢。”
    我站在那里，大脑在五分钟内完全处于空白。
    清醒过来后，我看了看墙上的钟，然后我抱着手机盒就往门外跑。妈妈在身后叫：“李珥，你干什么去呢？”
    “我去火车站！”我说，“送完尤他我就回来！”
    我打车赶到火车站，站在人来人去的车站广场打通尤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进站上车了。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说不出话来。倒是他先开的口，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记得你说过喜欢诺基亚。”
    “尤他。”我说，“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尤他说，“我清楚，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尤他。”我说，“你不要这样。”
    “好。”他温和地答，“以后都不这样了。”
    我无力站立，只好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抱着手机盒蹲到地上。
    耳边传来尤他的声音：“李珥，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可爱吗，就是你笑起来的时候。所以记住，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快乐，永远要快乐。我走了，再见。”尤他说完，电话断了，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郊外，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很想念张漾曾经带我去过的那个屋顶，想念那些稍纵即逝的美丽烟花。我在小区外的超市买了一个打火机，买了一包香烟，揣着它们上了路。我靠着脑海中的记忆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那个我想去的地方。我站在郊外的田野边点燃了一根香烟，这是我第一次抽烟，那是一包555，我见吧啦抽过。香烟的气味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呛人，只是舌头感觉有些微的苦，我想起吧啦吐烟圈的样子，于是我试图也吐出一两个烟圈来，当然这是徒劳，我总是无法成功，然后，我开始剧烈地咳嗽，我就这样一边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在郊外毫无目的地徘徊，寻找记忆中那个可以收容寂寞绽放烟花的屋顶，我是如此任性的一个孩子，从这一点来说，其实，我和吧啦毫无分别。
    再见到张漾是我开学的前两天。
    我抱着一大堆书下楼，准备骑车到图书馆去还掉它们。他靠在我家楼下不远处的一颗树上抽烟。他黑了瘦了，穿一件很大的T恤，又是好多天不刮胡子，要不是那顶招牌似的鸭舌帽，我差点认不出他来。
    “小耳朵。”他唤我。
    我有点站不稳我的步子。
    “你来得正好。”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
    “你回来啦？”我镇定下来，用尽量轻松的语气说：“好久不见哦。”
    “是。”他灭掉烟头说，“打算去哪里呢？”
    “去图书馆还书。”
    “我陪你去吧。”他说。
    “我想骑车去。”
    “那我带你。”他说，“车在哪儿？”
    我把手里的书递给他，让他替我拿着，然后我去车库把爸爸的自行车推了出来。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已经不是那么毒，张漾替我把书一股脑儿全放到前面的车篓子里，然后他长脚一跨先上了车，回身吩咐我说：“来吧。”
    我有些迟疑，他歪着嘴笑了一下说：“怕？”
    我跳上车。
    张漾踩动了车子，车子轻快地在路上行驶起来。路两边的梧桐树叶绿得耀眼，轻风吹拂，我听到我的小白裙子与车轮相磨擦，发出音乐一样的声响，似谁内心抒情的叹息。
    我又不可救药地想起吧啦，想起她踩着单车跟在许弋后面，忽停忽走，调皮的样子。十八岁的单车，那一年的记忆，涂绿色影笑容张扬的女孩子，在这一刻竟是如此鲜活，仿佛她从来未曾远离，一直在我们身边。
    “你在想什么？”张漾转头大声问我。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我问他。
    “我爸爸风湿病严重了，我回来带他到北京去看病的。”
    “噢。”我说，“能呆几天啊？”
    “就这半天。”他说，“今晚八点返程，票已经定好了。”
    啊！原来就这半天，他却来看我。
    “云南好玩吗？”我问他。
    “没去成，明年再去。”他说，“对了，你考得如何？”
    “本一。”我说，“去上海，读中文系。”
    “挺好。”他说，“女孩子读中文系好，上海离家又近。”口气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在图书馆外面跳下车来，跟他说谢谢。
    他忽然说：“你去还书吧，我还有时间，等下我再载你回去。”
    “谢谢你，真的不用了。”
    “不许废话。”他说，“快去！”
    我捧着书往图书馆里面跑，嫌工作人员的动作太慢。等我空手跑出来的时候，发现张漾真的等在那里没走。他手里拿着一支彩色的冰淇淋，对我说：“你好像喜欢这个？”
    我强按住我的心，不许它起起落落地疼。我想我真的已经不恨他了，不恨了。
    吧啦，让我们都不恨了，好不好？
    我接过那支冰淇淋，把它含到嘴里，让它甜蜜地化开来。然后，我对着张漾笑了。
    “回家吗？”他问我。
    “不。”我忽然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张漾，你再带我去一次那个屋顶吧，我后来想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张漾想了一下说：“好吧，我们走！”
    骑车比走路是要快出许多，只不过短短一会儿，我们就已经到达目的地。白天这里看上去和夜晚有许多的不同。那幢房子破败地立着，四周荒草丛生，一颗歪脖子树寂寞地站立，毫无任何意境可言。
    张漾靠在单车上，对我说：“这里要晚上来，白天没意思。”
    “你以前都是晚上来吗？”
    他看着我说：“就来过两次，一次和吧啦，一次和你。”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然后掏出烟盒来抽烟。
    “给我一根烟吧。”我说。
    “小孩子一边去！”他说。
    “我都抽过好几回了。”我说。
    “你找扁呢？”他瞪着我。
    “你管不着我。”我说。
    “你别激我。”张漾用拿烟的手指着说，“我要是想管，没有管不了的道理，你信还是不信？”
    “我信。”我说。
    “冰雪聪明。”他夸我，“你要不这么乖巧，会遭殃的。”
    我低头看自己的白裙子，上面蹭了一块难看的泥。张漾低下身来，用手指轻轻地弹掉了它。然后他说：“我们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独自缩在我小屋的阳台上抽烟，我没有烟瘾，但香烟让我变得安定。夜里十点，开往北京的火车已经离开两小时，两小时，差不多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然后，会变成四百公里，五百公里，一直到一千多公里。
    这条漫长的路，我知道他很难再回头。
    再见，也许永远不见。
    我内心固执的追求，只有我自己看得见。但我希望我没有错。我绝不能像吧啦一样，错了又错。
    开学了，爸爸妈妈一起送我到上海去报道。
    办完手续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简易的餐馆吃饭，吃着吃着，妈妈的眼泪就掉了下来，爸爸连忙给她递上纸巾：“放心吧，我们李珥肯定能把自己照顾得倍儿好。”一面说，他一面朝着我眨眼睛。
    “是呵。妈妈。”我握住她的手说，“放心吧，我每天给你打一个电话。”
    她抽泣着：“你这孩子，从小就多病多灾，又没离开过我，你叫我怎么放心！”
    “好啦，妈。”我低声说，“这里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给人看见多不好意思啊。”
    “别哭了。”我爸也哄她，“今晚我陪你去逛新天地！”
    “我要带女儿到上海的大医院把耳朵复查一下。”妈妈忽然说，“上海车子多，交通又乱，她的耳朵万一……”
    “妈！”我打断她，“我没事的，你不要瞎操心。我过马路的时候，保证看清楚红绿灯，还不行吗？”
    “你千万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听MP3！”
    “嗯。”
    “学校里吃饭尽量早点去食堂，冷的饭菜对胃不好。”
    “知道了。”
    “外面不比家里，与人相处要有技巧。能让就让，不要跟人较真。”她真是唠叨得不行了。那一刻我真佩服我老爸，可以忍受她忍受这么多年。
    “是。”我依然乖巧地答。
    “我家女儿我最清楚。”我爸说，“没有比她更乖的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她乖有什么用，外面的坏人可多了。”我妈的心思真是越想越歪，我和老爸相视一笑，各自心照不宣地吃起东西来。
    有时候想想，像我父母爱我一样，我也真的很爱我的父母，但是，我的内心，是他们看不到的。我很难想象他们看着我在阳台上抽烟会怎么样，看着我被别的男生拥抱会怎么样，也许我妈会就此晕过去也不一定。就凭这一点，让我深深地相信一句话：人的心，深似海。
    谁知道谁在想什么，谁又会是谁的救世主。
    我早明白这一点，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坚持着我自己的坚持。
    新生集训结束后，正好是一个周末。我买了一张上海地图，研究了大半天，换了一条新裙子，坐了很长时间的地铁，又走了好长时间的路，终于找到了那所学校。学校的招牌显得有些陈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我在门卫室问了一通，又抓住两三个学生问了一通，总算找到了我想找的地方。我在男生宿舍的楼下看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各个宿舍的人名。名单已经有些破了，我用手指在名单上划来划去，终于停在那两个熟悉的字上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翻江倒海的忧伤。
    302．他住302。
    那是一幢很旧的楼房，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让你有随时会踩空的错觉。我一步一步地往上走，我在心里说：“许弋，我来了。”
    我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平头的看上去愣头愣脑的男生。
    “找谁？”他很防备地看着我问。
    “许弋。”我说，“请问他在吗？”
    “不在。”他要关门。
    我用手拦住：“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你打他手机吧。”
    “请告诉我号码。”
    “我没有。”他说。
    “拜托你。”我说，“我真的有急事找他。”
    他捧着一本厚厚的书，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子，这才告诉我说：“你从校门出去，左拐，顺着走十分钟，有个酒吧，他周末应该都在那里打工。”
    我跟他道谢出来。九月的上海，天高云淡。三百六十五天，从知道他到上海来读书的那一天起，这条路我走了三百六十五天。我想起他拎着一个大书包走出校园的那一瞬间，我想那些在教室里苦苦读书的日夜晨昏，凭着心里的一个意念不敢轻言放弃的理想。现在，我终于要见到他了，我并没有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慌乱，仿佛只是去见一个老友，仿佛他已经在这里等我多年。
    酒吧的名字只一个字，叫：等。
    它座落在整条街的最角落，小小的门面，要是不注意，会把它给忽略掉。我推门进去，中午时分，酒吧里几乎没什么人，里面的设施也很简单，几个红色的沙发，暗色的长条木头桌子，桌上长长的玻璃瓶里摆几枝盛放的黄色野菊。我刚坐下就看到了他，他穿制服，拿着单子走到我面前，问我：“请问喝点什么？”
    我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
    他认出了我。把单子放我桌上，转身走开了。
    “许弋”。我喊他，我糟糕地发现，我的嗓子忽然哑了。
    他背对着我站住。
    “你今天有空吗？”我说，“我想跟你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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