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期的文章只是能力的锻炼，像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也要通过吸收和模仿，慢慢学会用文字书写自己的思想。书中那些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记下来，再加以改编，使之内化为我自己的东西。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初学写作的人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欣赏的作品，并做出惊人的改动。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拥有非凡的文字驾驭能力，生动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恐怕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阶段。事实上，我常无法分辨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中读来的，因为我读来的东西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通常，我写的文章就像初学缝纫时拼凑的一块布，它由七零八碎的碎布头儿拼成，其中有小块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但大多却是粗糙麻布。我的文章主要反映自己的鄙见陋解，但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别人的真知灼见和成熟的思想。我觉得写作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何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还不是很有条理的思绪以及模糊不清的想法。写作就像拼七巧板，我们先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想要表达的简易样本，然后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有时却词不达意，或用词不当，写出来的文字却总与原来设想的相去甚远。尽管如此，我们仍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因为我们信念坚定，既然别人曾成功过，我们也可以，我们也不能轻言放弃。
    史蒂文森有一句名言：“如果天生没有创作才能，那么将来也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也许就是没有创作天赋的人，但我希望有朝一日写文章时不再使用别人的语言与思想，而是挥舞手中的笔，将自己的思想与经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怀着这样的信心与希望，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努力不让《霜王》事件的痛苦记忆成为我的羁绊。
    从另一方面说，这次伤心的经历也许对我有益，它促使我反思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唯一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阿纳戈诺斯先生的友谊。
    《我的生活故事》刊登在《淑女》杂志上后，阿纳戈诺斯先生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在《霜王》事件中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调查团由八个成员组成，4个盲人，4个正常人，其中四个人认为我知道坎贝尔小姐的那篇故事，而另外四个人则不支持这个观点。阿纳戈诺斯先生表示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但无论事情的结果如何，无论阿纳戈诺斯先生把票投给了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时，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怀疑我。那种敌对与恐怖的气氛紧紧包裹着我，其后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在此之前，在这间屋子里，阿纳戈诺斯先生曾无数次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我抱在膝头和我一起玩儿，可当时我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关心。其后两年，阿纳戈诺斯先生似乎一直认为我和莎莉文老师是清白的，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也不知道调查的细节，甚至连调查团中没有问我话的调查员是谁都不知道。我当时太紧张了，什么都没注意到，也害怕得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事实上，他们问了我什么，我说了什么，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我之所以要详加讲述《霜王》事情，是因为它对我的生活和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不引起误解，我尽量客观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陈述清楚，既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指责任何人。
    《霜王》事件后的夏天和冬天，我是和家人一起在亚拉巴马州度过的。回家的感觉真好，那里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我的心情也跟着灿烂起来，令人不快的《霜王》事件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夏去秋来，大地上撒满了深红和金黄的落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挂满了一串串清翠欲滴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变成了红褐色。我在此时此地开始写关于我的生活的文章，这时距我写《霜王》这篇故事已一年有余了。
    当时我写文章仍然小心谨慎，总怕写出的东西可能不完全是自己的。除了莎莉文老师，没人知道我内心的恐惧感。我变得紧张兮兮，异常敏感，根本不愿提到《霜王》。有时，在与别人交谈过程中，灵光一闪，脑子中蹦出一个想法时，我会悄悄拼写给老师“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有时，正在写一段文字，我会自言自语：“如果被人发现这些话很早以前就有人写过怎么办？”一想到这个，恐惧便缠绕住我的双手，这一天就再也写不下去任何东西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能感受到这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段痛苦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莎莉文老师想方设法安慰我，帮助我。为了使我恢复自信，她鼓励我为《青年之友》写一篇有关我的生活的小文章。那时我才十二岁，写这样的文章还比较吃力，我当时似乎是预料到了会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心灵的慰藉，要不然的话，肯定写不出来。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战战兢兢而又坚定地写着，老师知道，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能重新找回自信，发挥自己的能力。《霜王》事件以前，我一直是个懵懂的孩子，但在那之后我学会了内省，经常思考一些形而上学的人生问题。渐渐地，我从那段痛苦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经过磨练，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