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在先秦时代，是分封制的社会，权力在天子、诸侯、受封大夫家族之间被分散，特色是不够独裁和专制。如果左边一极是民主，右边一极是专制。那么分封制多少还偏民主一些，是多家族的联合体执政，还没有形成国君或天子的一元独裁与皇权专制。
    而秦统一以后，中国顿时走上了“皇权专制”，这是一个崭新的新的社会形态。一个家族的“私天下”取代了分封制下多家族相对的“共天下”。天下从多元走向了一元的形式改成了郡县制，把相对民主一点的社会结构，朝着一元独裁专制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原分封制体系下的各种势力及其思想家，是不能与皇权专制体系相溶的。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分封制社会体系的严重怀念，和对皇权专制的不接受、不认可。淳于越等人在朝堂上公开提出再搞分封制，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时候，秦帝国的统治核心的人发现，所有从先秦留下来的思想和文化书籍，都帮不了自己，所以这些以前时代的东西，都成了今人非议皇权专制的思想武器，所谓“以古非今”。所以，秦始皇和李斯等坚持走皇权专制的核心层认为，必须借助类似“焚书”的手段，来断掉这种反皇权专制体系者的进攻的声浪，于是就有了“焚书”。借助“焚书”，从实体上除掉那些旧书和持旧书观点者，这是新的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对过去的分封制下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次清除、清洗，或者说一种“革命”。“焚书”之后，又出现了坑掉议论不合者的事情（后被讹作坑儒）。
    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选择皇权专制的路子，类似的思想清洗、对旧思想进行否定就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定，非仅如郭沫若所谓的个人性格残暴所至。类似“焚书”的钳制思想，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社会性质所要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人（秦始皇）的人性的残暴。后面的皇权时代的皇帝们，一样是走的秦始皇的思想钳制的路子。只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分封制意识形态的持有者和势力是非常庞大和顽强的，所以竟需要政府动用极端手段去清除和扭转。而越到了后代，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越发已被民间和民众接收和习惯，后代皇帝们，也就不需要采取“焚书”这样的极端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