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二奶去换证据，在郑向北心中，根本就不当回事。 别说是二奶，就是自己的妹子，自己的老婆，他都舍得，只要官越当越大就行。有权就有一切。妹子是要嫁人，老婆是可以离的，二奶么？给一笔钱，走人，再简单不过了。
    郑向北能走得今天，从一个山村的生产队长开始，太难了。
    1977年，当兵复员的郑向北不得不再次成为农民。那年他22岁，但他面对是成片的山，是荒凉的土地，是“农业学大寨”的战鼓，他的心却是冷的，因为每年分到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人们的心思都集中在搞阶级斗争上。郑向北回到老家，就对生产队长说——你开荒呵，你得让大家吃饭肚子呵。队长是个老雇农，两眼一睁黑，既不懂文化，也不懂政策，但苦大仇深，上级要选个有觉悟的人，就选他当队长，还培养他入了党。
    那年秋天，生产队的悄悄开荒，谁开了算谁的，种南瓜，种四季豆，种洋芋，种萝卜，种包白菜。那年社员们不饿饭了，因为这些菜可以代替粮食。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大年初五，公社民兵把老队长给抓了起来，罪名是破坏农为学大寨。老队长这回打死也不改口，说开荒的事是他想到的，要罚就罚他。
    鸟无头不飞，羊无头不行。撤了老队长的职，大家就选郑向北当队长。虽然只管200来人，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职务。在部队他连副班长也没有当上。第二年，上级肯定了开荒的做法，因为十年文革，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现在第一要抓的就是人民生活。老队长也放了，他说：郑向北有文化（初中生）。有觉悟（复员军人），有积极性（他自己也要吃饱饭），就让他干队长，还推荐他入党。（这是他人生重大的一步，有过机关工作经验的人就知道，是不是党员，决定你以后能不能升官的重要一环）。
    1979年，郑向北入了党。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公社决定从生产队一级找些年轻干部，办学习班，加以培养。能干的留公社工作，一般的以后作大队领导的后备力量。知道这个决定后，郑向北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培训班。
    但是，他想去不等于就能去，大权掌握在大队支书那里。
    支书姓张，张德林，是个50多的老支书了，解放以来就在这个位置上，雷打不动。张支书人很倔，也很霸道，在这个村，从来就是他说了算。郑向北开荒那年，老队长没有和他通气，他就把老队长给上告了。
    要让张支书放行，有什么办法呵？送钱？家里穷得叮当响。那时的农村有吃的就不错了，哪家有现钱？
    终于想了好久，郑向北想到了办法，从他妈身上打主意。
    郑向北爸爸早去逝了，因病。留下他们俩兄妹，他妈这些年，能把他们拉扯过来，就得力于这位支书的关照。这位张支书，特别喜欢郑向北的妈，她长得漂亮呵，年青时，一等一的美人。农村的美人观是，腰大，屁股大，**大，说这样的婆娘会生儿。瓜子脸，柳叶眉。郑向北的妈就是这样的美人。
    张支书一直在打她的主意，特别是她死了老公后。可是郑向北的妈很贞洁，让张支书无从下手。你关心她，她接受，你要搞她，她拒绝。支书毕竟懂得强奸是犯法的，因此只好心如猫抓，但还是不敢强来。特别是郑向北复员后，这小伙子在部队是侦察连的，据说一个人打三个人，当没有来。
    但这天，郑向北来请他喝酒，按村里的辈份，郑向北得叫张支书为叔。
    虽然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可有人请喝酒，总归是好事。那时穷呵，一年难得吃回肉，因此有人请喝酒，当然不会推让，何况张支书大嘴吃四方，大队哪家人他不敢吃？
    郑向北的妹子在学校读书，初中生，住读。家里就只有他和他妈两人。
    酒就是烧老二，白方人叫烧刀子，就是用粮食烤的烈性白酒，60度。菜还不错，居然是红烧野免子，郑向北用火药枪打的；一钵老鹰肉，这可是好菜了，有句话叫宁吃天上四两，不吃地上半斤；一盘鱼，是河沟里的小鲫块，小是小，香呵。现在的河沟里早没有鱼了，被人毒呵，电呵，弄得鱼子鱼孙都绝种了。这桌菜，全是郑向北从山上天上河里弄来的，这小子一点血也没有出。
    郑向北的妈把菜弄好，仨人坐下。支书坐上席（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农村，特别讲究座位的学问，对着门的那方叫上席，是要给最尊贵的客人或是年纪最大的长辈，他妈和支书对座，叫主陪。郑向北挨着支书的左手，打横相陪。张支书也馋了，这么好的菜呵。即使是支书，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就是天大的幸事。因此，也不谦让了，开席吧。
    杯子是一两重的那种，郑向北和张支书一杯接一杯地干，大约7、8杯了，张支书说：“郑队长，你请我喝酒，一定有什么事，直说！”
    郑向北说：“不忙，不忙，只是件小事，请张叔务必帮忙，侄儿永世忘！”
    张支书放下酒杯：“你说了，我才放心，喝酒才痛快！”
    郑向北也只好停下酒杯子：“公社要办干部学习班，我想参加！”
    郑向北说得斩钉截铁。很干脆！
    这下，张支书傻眼了。因为这事他知道，但公社说一个大队只能推荐一个人，他推荐的是大队的妇女主任汪芬芬。这是个读了高中的学生，才回来一年多，张支书打算找个机会，把她给搞了。汪芬芬说不上漂亮，但在县城读了两年书（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很有些洋气。
    张支书吞吞吐吐的样子，郑向北感到奇怪，这不合张支书的性格呵。在这个大队，他就是土皇帝，说一不二的。
    郑向北虽然心里恼怒，但没有形于色。而是继续劝酒。张支书有些醉意了，就不断地用眼光看郑向北的妈，虽然她已经上40了，但风韵尤存，好像一点也不显老。这么艰难的生活，能保存得这样，不容易呵。他自己的老婆，45岁就回经了，现在连性生活也不能过。
    郑向北看在眼里，于是两人喝到差不多的时候，郑向北借口上厕所（农村的厕所全在户外），于是就出来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大门的锁上了，自己找个地方——离家不远的一株苦楝树下坐着醒酒。这儿是张支书出来后的必经之地。
    一个钟头后（猜的，因为当时农村没有手表。时间是看天，看太阳落在什么地方）。郑向北才回家开了门。这时，张支书和他妈仍在桌子上，俩人的脸都有此不自然。张支书说：“你屙的啥尿呵，这么长时间？”
    郑向北说：“喝多了，就在那儿睡着了，才醒来！”
    大家都不说破，免得面子上难堪。
    张书支说：“到公社干部培训班的事你去吧，好好干！”
    张支书出门时踉踉跄跄，天上的云在转，他的眼在转。不知是云先转，还是他的眼睛先转。
    在公社的干部培训班，郑向北在部队上干过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是勤快，每天主动打扫培训班的教室；二是干练，凡是布置的工作没有完不成的；三是听话，领导说的坚决照办。培训班一结束，郑向北如愿留下来了，成了公社干部，职务是公社武装部干事。不久上面的批复上来，郑向北的身份就成国家正式干部，起点行政25级。工资37块5每月。
    张支书想，没有我的推荐，你小子有今天？你该回报我了吧。
    郑向北真的回报来了，是带着工作组来的，查大队的这些年的经济帐目。大队有什么经济？当时是生产队为单位，**核算，大队只有一个社队企业，是纸板厂，赚不了多少钱。但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张支书从集体中拿了120块钱，5年多的，未还。
    张支书倒霉了，成了“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坏分子，全公社挂牌游斗，支书当不成了，还被判了3年徒刑。当时也没有《刑法》，只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所以判得轻和重，根本就没有办法搞清楚。
    郑向北的妈妈不好说什么。
    就这样开始，郑向北开始的他的行政官员生涯，直到副县长。
    自从他得知市文化局的一把手要退休后，他就想这个位置。现在他40多岁，还有上升的空间，不过县里的位置太少呵。而市里则不同了，一个部门的领导，也是正处级，和县长同级呢。文化局并不是什么热门单位，和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等等比，这是清水衙门。但郑向北不这么想，一是他本人大学是学的中文，（党校汉文专业），二是业余爱好收藏（文物专家）。黄岩是他的竞争对手，但那次黄岩下来开会，和易茗跳舞时的情景，他看出，这是个好色的男人，就决定要好好利用他的这个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