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苏联大兵们对中国女人手脚会老实些。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一块石头来。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号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多鹤一哭，他们觉得她和中国女孩一样可怜而讨厌。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缕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姑娘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飘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作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被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个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发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着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声来。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腆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有人说，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是很难饿死的，因为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所有母亲都替刚进入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
    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孩子们全都在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个热闹。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捅了马蜂窝，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撤了一百来米，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很快地，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都在一夜之间做了好样的日本人。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就是号哭——已经不再是号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她们也只好用自己的一对**去关照。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让孩子挪开脚步的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满洲”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拉。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钩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厉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像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俯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她们能够保全的孩子。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嗅到天敌临近，它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先咬死犊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不能把真脸蛋给别人看见。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滕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绺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的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