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四季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时节虽是早春，但北国中原仍有一丝隆冬的寒意和气息。
    晴空万里，金灿灿的太阳高高地悬挂在西半天，散射出一束束柔和的阳光，映照着静谧辽阔的中原大地。
    弯弯的十里河横亘在乡村大庄园的南边，蜿蜒伸向远方的天际。河湾的积雪依稀可见，点点亮光的潺潺流水涌动着团团漂浮的冰凌，映现出河滩两岸高大挺拔的枯颓树木。一座破堪的桥横跨其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在桥面撵出了几道深深交错的车辙。
    河口堤头的大柳树边矗立着一尊老妇人大石像，石像的底座深深陷入泥土，她严肃的表情显露出几分焦虑和担忧，微微张着嘴，视线越过河道，面朝向南边远处的道路眺望：坎坷不平的路面三五处水洼，两旁的树木越来越小，黑魁魁的枝条在远方相交在一起。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春夏秋冬，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在这里守侯着，似乎在目送什么又似乎在等待什么… …
    榆柳杨槐的林带层层环绕大庄园的田野和村落。
    西北处的窑厂，一座高高直擎的烟囱。
    村落西边，一方六百余亩的水潭，当中高高筑起一座土坵。一条纵贯南北的沟壑衍伸出的支流与之相连。水潭外围有两千五百多亩盐碱荒地，放眼望去白碱遍布的地面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棵细树。空旷的原野上，一栋废弃的小屋，院子的斜墙上粉刷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一条芦苇小河与土堤外脚有一段田地之隔，浅滩和岸边的苇杆顶立着一朵朵白绒绒的毛絮，干枯的蒲草折戟在冰封的河面。
    白皑皑的冰层覆盖着宽大的寨塘，水塘边缘密集拥簇地生长着挺立歪斜、高低不一的树木，一棵拔根而起的树横卧在水面之上。泛有浅绿的柔韧枝条随着时而吹来的风轻轻摆动。
    昔日躲避战乱洪灾的寨墙，在长期的风吹雨淋中已沦为光秃秃的土坵，见证着匆匆逝去的岁月。
    青砖墙根、黄土围墙、灰黑屋顶的老屋,顶面瓦缝里长出几束枯黄的干草在春风中晃动，村落的宅院往往是一座大园子，里面种些青菜、果木，疏散阔大的院落，宽敞整齐的街巷，一种古朴浓郁的乡村韵味。
    村落西南隅，连绵起伏的土坵遮掩着紧邻寨塘的一大片空地，大庄园大队部的场院坐落在这里。
    相传在这个地方曾经住着一个有财有势的大户人家。
    一天夜里，村中来了一支队伍，封锁了大庄园通往外界的大小路口，将一家老老小小全部杀掉并运走了一箱箱金银珠宝，然后又纵火焚烧了楼房瓦舍，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一座深宅大院顷刻间化为烟灰土烬。当晚深夜，繁星满天的夜空顿时乌云密布，接之而来得便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滂沱大雨持续了七日七夜。
    许多年过后,在这块地上曾安居了几户人家，令谁也没想到是里里外外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件，不明原因的灾祸陆续降临在他们头上，这些人最终均落了个家破人亡。
    又有传言: 在深更半夜这一地带经常“闹鬼”。
    再加上，这里孤零零地生长着几棵参天耸立的百年老槐：合抱的茎干、粗壮的杆枝、密集的枝条，给人一种阴森冷清的感觉，更加增添了它的神秘氛围。
    人们都认为自家是福小命薄的草民，没有人敢逞能贸然去碰这个硬，以至于后来所有的人均不愿意搬迁到这片“凶宅”上安家落户。
    解放以后，桐林人民政府成立。乡政府筹划组建大庄园大队，将临近的张家湾、北王店、大营寨、卢家村归属在管辖范围内，在这里作为大集体的办公驻地，建起了几排房屋。
    暖暖的阳光透过木栅窗口晒了进来，几缕斜阳照耀在西里间红木账桌的一角，村支部书记杨庆明正坐在这里审阅帐目。杨庆明四方圆脸浓眉大眼，整齐背梳的头发，挺立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老花镜。灰黑色新中山装罩在他宽大强壮的身子上。杨书记的目光注视着桌面上展开的一本帐薄上，蜷曲的左臂放在桌边，右手握着一支钢笔写写画画，时而拨打算盘。左侧有厚厚的一叠帐薄，前方一个带蓝边印花的搪瓷茶杯。账本右前方摆放着一盏煤油灯，玻璃灯罩的顶端已被油烟微微熏黑，靠左的一边是几瓶墨水和一只笔筒，临近窗口的桌角有一部老式电话机。
    他身后是靠西墙根放的一张床，通床大被整齐地铺展开，两侧墙面上粘贴一些画报报纸（文革时期，**在**广场接见从全国各地涌往北京的红卫兵；还有解放军以及学生组织外出活动情景），与床铺相对的北边并排理着两个红褐色的文件橱，橱顶散乱的堆放着旧闻废刊和破杂志，东边并列放着两个搭上报纸的木架。
    正对屋门的墙面贴着一幅破旧发黄的**大画像，墙前布置了刻有精致图形的翘头条案和一张高方桌,正中有一尊**凝神伫立的陶瓷塑像，他后背起双手、抬头挺胸，风衣的一角掀起，双脚踏在一圆台之上。布满灰尘的塑像两侧整齐地摆设着马列主义、《**选集》和几本红色的《**语录》，桌子的两旁各放了一把高木椅。
    一张铺着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伸入在大方桌的下面。
    中外伟人的画像镶嵌在相框中，固定在房屋中间上方的木梁上，东边里屋的角落边横七竖八地堆放了一些长凳。
    宁静的村落，由远及近地传来一声声鸡鸣。
    紧接着，“哞——哞”的深沉牛叫声打断了杨支书的思维。他摘掉老花镜揉了揉微微涩酸的双眼，伸了个懒腰，探着身往窗外望了望太阳，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个墨色烟斗，装上烟叶点了火，“吧嗒，吧嗒”连续吸了几口气，鼻孔中喷出两个大烟柱，他身旁顿时烟雾缭绕，刺鼻的烟味呛得杨庆明连连咳嗽了几声，涨红了脸，稍稍平静下来，将身子靠在椅背上静默沉思——许多触目惊心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从自己记事起就兵荒马乱,没过上一天平和的日子。
    小时候常常听爷爷讲起家世，他们老一辈先人原本不居住这里，因故乡闹灾荒从而举家搬迁来到大庄园，为地主种田混穷过生活，辛辛苦苦劳作好多年，手头的积蓄慢慢增多，于是买下一块宅地安家置业，至此一家人在大庄园才算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全家又经过几年艰苦打拼终于操置起一口房屋，房屋建成落架的那一年春天，正碰上百年难遇的大旱，随后爷爷就推起独轮木车，一旁装了父亲另一旁载上姑姑，奶奶挑了棉被衣物、锅碗瓢勺到外地逃荒要饭去了。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官僚军阀、鬼子汉奸、地痞流氓哪一面的队伍都有，只要有派人找上门来的老百姓都必须应酬，与军队长官第一个打交道的便是庄长，因此小小的一村之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当，办事不但要干练利索而且帐目还要一清二楚，否则稍出差错便会一命归阴！那个时候村里人谁愿意当保长，谁愿意为这事担惊受怕？迫于生计,父亲接管了这个差事。
    日本入侵中国并闯进这一地带扫荡。
    有一天晌午，日本大队官兵威风凛凛朝这里开来，扬言要捉干游击队的老窝。当初人们并没有急着逃窜而将大寨门紧闭。父亲和村中几个胆大的人登上高高的寨墙门楼观察动静。兵临城下，日本军官通过翻译与父亲对话，要求进村搜查可疑抗战人员。不过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答应为它们打开寨门，几个日本兵急了鸣枪示威，尖锐的枪弹声响回荡在空中。父亲置之不理，他随即带领乡亲转身下走了下去。
    日本官兵愤怒了，放火烧坏了大寨门冲进了村里。第一个将父亲严刑拷打，然后又用绳子五花大绑将其在一棵大树上高高吊起。村民们顿时惊慌失措，当时的场面一片混乱，人流潮水般地向寨门外涌去，有的摔倒了，有的跑掉了鞋子。鬼子们紧追不舍、围追堵截把一些人赶入荷塘,最后动用机枪疯狂扫射。母亲也在其中虽伤无大碍，但怀中抱着地女儿的一条腿被子弹击穿了。
    当时大庄园最具势力的地主要数王福田，日本鬼子将王福田一家人赶出了家门，霸占了他们家的深宅庭院留宿下来，在附近抢掠财物、肆意破坏，胁迫老百姓供献油盐米面、酒肉禽蛋，大吃二喝。天黑的时候，父亲才被放下松绑关押在一间暗屋里，听候发落。
    第二天一大早，王家三少爷立斌坐着一辆马拉洋车和几个随从人员闻讯赶来。王立斌一条铮骨硬汉，在外闯荡江湖多年并拥有武装队伍，在中原一带颇有威名。他们走至堤口时，头戴礼貌、身穿风衣、斜挎短枪、脚踏皮鞋的三少爷下了车，远远的可以看到持枪列队的日本兵站上了大庄园的寨门，他只身走在一行人的最前头。
    执行巡逻任务的日本哨兵走出大寨门，遇上迎面而来的王立斌，立即停止前行的脚步，迅速立正敬礼。王立斌不屑一顾转开了目光，冷哼一声，挺胸抬头与他们擦肩而过。
    王立斌随后与日本人会面座谈，日本军队长官再三解释此次行动的目标针对的是抗日游击队而并非对方，而王立斌一再强调他们马上撤离大庄园。日军长官态度蛮横不甘屈服，谈判陷入死局。年轻气盛的王家三少爷无法容忍，于是他引出其实早已埋伏在河堤内和庄稼地里的弟兄与日本人对抗决战。双方展开激烈凶猛的枪战，两败俱伤互不相让。
    抗日游击队也奔赴前来参加战斗。
    日本官兵最终完全溃败，狼狈逃蹿离去。
    与此同时父亲免遭日本人严厉处置获救了。
    从此以后，人们凡是听到有日本鬼子扫荡的风声就惊恐万分、仓皇出逃，无论严寒酷暑、阴雨风雪还是半夜三更都纷纷背井离乡避难求生。
    历经千辛万苦，日本鬼子好不容易才被赶跑，本以为熬苦受难的劫年已经过去，该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了。不料，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国民党和**是大水冲倒龙王庙 —— 一家人又打了起来。
    有一天，八路军转战来到这里，工作组进驻大庄园召集村民开会，动员全体民众：划成分、均田产。
    国共双方展开拉锯战，经常会看到有大批的队伍路过此地，或者三五成群飞机忙碌着备战，战机时而在头顶的上空飞掠盘旋，引擎发出“嗡嗡”的巨大轰鸣声。每逢这时，村里的一些小孩子会吓的到处躲藏捂起耳朵哇哇直哭。
    这些年，父亲为招募兵力、催促给养、派遣担架大伤脑筋，时常愁得茶不思饭不想日夜难眠。
    **打了胜仗最终占领天下。
    父亲偏巧在这时身患重病，无法出面主持村里的事务，又加上当时的社会局面还没有稳定，人们心有余悸，逾千人的村庄竟然找不到一个肯出头露面的当家人，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推举儿子暂时接管自己的差事。
    从此以后，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附带着接二连三的阶级斗争，接踵而至。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县政府里来的严队长带着枪支绳索，在大庄园转来走去，置党群关系之不顾，在群众面前耍威风。
    由于王老五说了句：“由此看来，**得到天下翻脸不认人了”。他的这句话被人告发，传入严队长耳朵里，于是王老五由此接受传唤。严队长找来王老五进行问话，从而认定王老五对党持有反对意见，对镇反运动强烈不满，是典型反革命分子。他凶神恶煞的对王老五严厉斥责，并口口声声威胁要办理逮捕王老五的司法手续。王老五因惊吓过度，头抵在一棵大树的地径上，身子一动不动的瘫软在地面上。
    好多人都跑来为之辩理求情，严队毫不动情仍然固执己见：王老五的话里话外透漏出对党发动的正义运动不满，从而推断他内心存在对**的抵触情绪；从建国到现在，虽然他参加前期全民会议接受政治教育，但是由此看出并无悔过自新之意。
    这场调解一时陷入僵局。在关键时刻，杨庆明挺身而出，他拍案而起庄重表态发话：从今以后对王长庚严加管教，再胆敢胡说八道，立即拖出去枪毙！
    王老五中农成分，加上睦乡友邻好劝歹说地讨人情，事情才算有个了结。他虽然这回逃过一劫却把自己吓了个半死,很是担惊受怕地过了一段日子。
    大跃进期间，自己也曾身受其害。有一天，桐林公社的各个大队接到通知，第二天将在公社大礼堂召开全社广播会议。大会进入宣布亩产产量议程，其他大队的代表均成千上万的报数，安排大庄园大队最后发言。杨庆明慢慢腾腾的走向发言台，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下公社干部们，又望了一眼台下与会的代表，全场再次响起一片掌声，于是用哽咽的嗓音说：大庄园种得最好的地块，亩产不过七八百斤。杨庆明的会场发言立即引起了桐林公社上上下下的不满，干部们勃然大怒都指责他“思想落后，觉悟低下”， 明摆着给脸面不领情，一定要严惩不怠，吓得他落荒而逃。党中央后来提出反对“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的工作作风，杨庆明又因站在整个社会横行逆流的风口浪尖，自始至终实话实说表里如一受到表扬，想到这里自己情不自禁地哑然一笑。
    忍饥挨饿的苦难岁月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遵照上级指示，老百姓家中囤里的粮食被搜刮得颗粒无存，储存大队仓库统一管理发放。县工作组对大队仓库清点完毕后立即派兵持枪守卫，火速调集卡车队，仅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集中而来的粮食载运的一干二净。接下来三年天灾歉收，最苦的日子饿得人连直起腰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街边墙根旁躺满了饿殍，野地、家中饿死了一些老人，整个大队没有一个娃娃出生。北王店疾苦难耐的群众全体来到大庄园，砸坏了空空的储粮仓库，事已至此只有网开一面，仅存的米糠分出一些打发他们离去。当杨庆明回忆起这个场景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拭去脸上的泪水。
    一九六六年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全国各地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大搞串联活动，横幅、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将大大小小的干部统统打到夺取政权，把他们绳捆索绑拉到外面，前推后搡的游街示众，并且没日没夜的搞辩论。与此同时，红卫兵各大团体派系之间也展开了死拼活斗的对抗，天下大乱！一段时期过后，“篡权派”打倒的干部站了起来。官复原职的干部们掉头杀出回马枪，变本加厉地惩治他们，吓得一个个魂飞魄散、四处逃窜。
    一天桐林镇召开批斗大会，会场展览出一些金银财物。人山人海的大会高呼口号的声潮一浪高过一浪。“四类分子”被反绑着挂上胸牌由民兵押解着一排排轮流跪在主席台前。当时大庄园年近古稀的老地主张国瑞被传唤到场。在宣读罪状书期间，他回头望了一眼主席台，坐在前台最边上的公社武装部长，腾地站起身疾步向前，往他的后背猛踹一脚，大声质问：你这破落地主还想反抗？张国瑞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之下应声倒地，满嘴啃泥。守卫的民兵们一哄而上冲着倒伏在地上的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张国瑞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鲜红的血从鼻孔中流出，淌在脸下牌子上，纤细的尼龙绳深深勒进他蜷曲抽搐的身体。台下的群众都惊呆了。杨庆明出现了，他走向主席台的与领导做了请示，以有要事向张国瑞问话为由，将他连掺带扶地迅速撤离会场。张国瑞回到家后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杨庆明目睹了这一切，给自己由生以来最深刻的体会：人性的丑恶与残忍。
    饥饥荒荒的几十年一晃而过，现如今又要分集体闹单干。
    往后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该怎样去过以后的日子，杨庆明内心充满迷茫，自己没有去想，不敢想，也无法去想。此时，杨庆明回过神来才意识到手中的烟斗已经熄灭，敲出烟锅里的烟灰，揭开了瓷缸的盖子放在一边，里面盛有微微冒着热气的水。他喝下几口水，抹了一下嘴巴，撑大鼻孔深深吸气屏住气，如释负重的呼了出来，又叹了一口气，站起身走出屋外。
    村庄西口，一座跨越寨塘的砖砌拱桥，刻有五角星的一块毛石点缀在桥身拱顶。杨庆明从桥上路过，来到村外散步。隔路相望的南边麦场上有两株枝扭条斜的大桑树。
    寨塘的对岸是一丛柿树林。岸边的几棵柿树，灰白茂密的条杆在寨塘上方延展，从田野中延伸而来的几条小道在林中交汇。交叉路口处，一条低垂的树杆上悬挂着一口灰黑色的大铁铃，牵绳在轻风中摇曳着。杨庆明走下斜向的岔道，在柿林中穿行。枝头俯冲下来一群觅食的鸟雀的小道上蹦跳了几下，尖喙啄了啄地面，忽地朝向高高的蓝空飞去。
    杨庆明缓步向田间走去，一路上有停工歇息的社员不时地与他打着招呼。远处一棵棵梧桐树散布在冬闲地的田野上，成群结队的人拉绳扯尺、打钎洞丢灰粉，正在忙着划分地块。
    附近生产队里的一些社员正在劳动，有的人挖炕和泥，还有的人挑运柴草煤炭，近处堆了一些个大体圆的红薯，他们正忙活着栽种育苗，旁边的几个早春西瓜火炕已经生起火，烟囱里冒出的烟随风四处打窜。杨支书乐呵呵地应和着坐在了人群当中。张庆余递上了一支卷好的土烟，杨庆明掏出自己的烟袋丢在那人手中说：“你也换换口味，尝尝我的旱烟，这个劲还要大些”。
    “杨叔啊，盼了好多年终于熬到分门立户搞单干！”
    杨庆明低头正准备点烟，这时他才注意到身后麦草堆上躺着一个人，回头瞄了一眼马上又转过头来，失声而笑回答道：“浑水河深浅难断，不好去趟，谁也不知道脚下的路能走多长呀。”
    “既然地都分开了，牲口不如趁早分了吧？有人问。
    “在这关键的春耕时期不分，啥时候才开分？”
    “是啊，这些日子大家一直都在提心吊胆，牛马骡车一天分不到手，我们心里老感觉到不踏实。”
    群众嘁嘁喳喳，语气透露出他们对决分承包事宜处置不利的埋怨和愤懑不满的情绪。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到了该分的时候自然要分开，眼下干着急也没有用，再说了大田地已经包产下去了，离分牲口也就不远了。”杨支书的口气有着几分不快。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这样一来二去的拖下去，怕是误了农时，影响到来前的收成，到时候完不成交粮的差，你可怨不得别人！”
    “这话还用你们讲，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打过完年我就抓紧时间料理这事，恐怕耽误了大家的春耕秋收，可话说回来分地单干是大事，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里面事情错综复杂，同样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有些事必须经过大家讨论协商，意见达成一致才能定夺，是不是？况且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时半会又难以解决。总而言之，我有道理跟你们也说不明白。”
    粮库啃着烤熟的红薯，满嘴沾上了黑灰，费了一番劲才咽下噎在喉咙里的一团烤红薯。他笑眯眯地凑到杨支书面前，说：“叔，你的事我心里最清楚，这些日子你为分地地事忙得跟龟孙似的”他边说边拿双手比了一个大圆，“这说来说去还得怪你自己，听人说想当初你是硬抢着当上这个官，现如今又赖着不下台”。
    杨庆明懒得去理粮库，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瞥了他一眼，索性把身子转向一边。
    粮库蹲着身子挪动了几下脚步，转到了杨庆明面前，指上他的鼻子继续问道：“哎——哎，还有，自从你上马以来可大捞了不少东西，老实交代贪污的赃款都弄到哪里去了？”杨庆明一把抓过粮库的手腕，嘴巴贴近他的耳根前，使出不大不小的声音说：“那些钱，都放在你娘枕头下啦。”
    人群中一阵欢笑，杨庆明也随之笑了起来。
    张余庆含着烟斗吸足了一大口烟气，突然直冲向粮库的脸喷吐出去。粮库的浓烈的烟味呛得愣了一下，随即伸手在张余庆的脸上涂了一把撒腿就跑，满脸黑花的张余庆追赶粮库，两人相互兜着圈子打斗，又是一阵笑声传来。
    “分开后的地块还会不会再整合在一起，重新归队入社呢？”另外有人问。
    “我开头的话就有这方面的意思，在这狗吃日头的年月没人敢给你担保社会的形势会往哪一面扭转。六零年安徽亳县分田到户仅仅三个月，结果来了个大合龙门，又回归了大集体。”杨庆明撅着嘴微微点头。
    杨庆明的这番话说的大家心里没了底气。
    杨支书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是**亲手操纵发动起来的，现如今倒翻起文革的案了，多可怕的后果。咱老百姓就是随风倒的墙头草，懒得去管那么多闲事，有口饭吃就行。”
    大家点头默认。
    在非同寻常的年代，基层大队操控着升学招工、征兵入伍、派遣劳务的大权，把持着人们走出穷乡僻壤的唯一通道，农家大门的门槛虽然不高却给不少人打了绊脚，无一例外均倒在了这道门前。杨庆明在大庄园大队的头把交椅上坐了这么多年，难免与邻里乡亲发生磕磕绊绊，每当面对是是非非的问题时他总能站在群众的一边，于是大家对他说不出好也说不出坏。
    在乡亲们眼中，杨庆明是一个斗大字不识半布袋的“大老粗”，可是人家头脑清醒灵活好记性，外出开会从不做记录也不带回任何稿件，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读上级的政策头头是道，长篇大论的报告不停顿、不重复、不漏项，仅此一点足以让多数人服气。
    这一带历史上曾遭受天谴，黎民百姓因灾荒而绝迹，仅大庄园周围就有十八个村庄毁灭，一度村落疏散稀少。旧社会地主众多，号称“百顷良田，大庄园”，土地改革时作出的统计就证实了这一说法，大庄园仅沃土耕田就有一万五千多亩。当人民群众在创办农业合作社掀起**时，在“一大二公”思想影响下周围的村庄纷纷向外抛地，最终只好由大庄园出面挑起了这一副重担。杨庆明召集本村一些年长智广的人，针对当前的情形以及如何利用现有的两万余亩田地，进行出谋划策。他们最后制定出三项策略：首先冬季组织劳动力在新边界处外挖深沟、內筑宽路，开春亦始栽植树木，以便明确界限确保入不敷出；其次整体规划地块，纵横布局田间通道，修建排洪灌溉渠道，土质好的地块种田产粮，较为贫瘠东北两方栽种果林；最后针对公社要求营建砖窑厂的指示，在本村与未抛地的大营寨界首安置据点。在后来的大决分中，窑厂承包控制权落在大庄园一方。
    一段时期以来，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协商决分的相关事宜，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他们为实行生产责任组还是包产到户，一直争论不休各不相让，以往在自己面前装王八变鳖的人开始挺起腰杆来与之顶撞 —— 事过境迁。杨庆明这段时间心情郁闷困惑，常常在会场拍桌子、砸板凳扬长离去。经过多次会议反复磋商，最后取定一个折中方案：牲畜贴钱购买，土地包产到户，机具按组分配。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街坊弯延的枣树下置有一磐石碾，一头毛驴拉着木框杆围绕圆圆的大碾盘，转过一圈又一圈，硕大的青石滚“挲挲”地压在一层黍糠上。杨庆明跟在毛驴的后头，不时地抖动着长缪笤帚，将挤向碾盘边缘的黍糠往碾台中心推动。
    粮仓西边石砌井台旁提水，当注意到杨支书正在向自己招手，将一根扁担横放在灌满水的两只筲桶上，他一路小跑朝着石碾方向赶去。
    “叔，碾米呢？”粮仓兴奋的问。
    “哎”，杨庆明点了点头回答道，“粮仓打水来了？”
    “挑水准备烧饭”，粮仓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送给杨庆明，自己嘴里也叼上一根，拿出火柴先后点上了火。
    “这么巧，我正有事要找你哪。”
    “您有啥事尽管吩咐我去办，”粮仓拍了拍胸脯。
    “饲养员外出有事还没有回来，从今天开始你带头负责照看队里的牲口。最重要的是，咱们的那头老黄牛快产犊子了，组织几个人轮班熬夜。另外不要忘了，从南河堤上拉一些干沙土回来给牲口垫圈。”
    ; “这事不用你操心了，全包在我身上”。
    “辛苦你了。”
    “谈不上谈不上，应该的。”
    “虽说眼瞅着大集体要解散，可这牲口毕竟还没有分下去，对它们还要用心照顾，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有一点闪失。”
    “就是，就是。”
    “对了，我这里有小米和磨碎的黄豆，”杨庆明指了指碾台说，“你吃过饭到我家去取，熬上一锅汤，好好补贴一下老母牛。”
    “行行行，你吩咐的事我全都记下了。”
    粮仓为杨庆明帮忙卸下拉碾的驴，清理完碾台后才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