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农民车又把我送到董事长办公的地方。我后来才知道，董事长的办公楼又是由他在两年前收购一间酒店改建而成。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庞大建筑物，与总部办公大楼相反，有着宫殿一般堂皇、气派、整洁，清一色的蓝墙蓝瓦，有亭台楼阁，又有山水园林。蓝楼前一排高高的圆柱内是空寂的迷宫一般的走廊，在潮气浓重的中午，我只看见布满了缺口、门洞和神秘的人物、动物的塑像。走进一个高高的大门，又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经过灯火亮丽的大堂，穿过一条小巷，在直角转弯的地方才是董事长的办公室。我由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带进大堂一侧的接待室。
    我在一排空位置坐了下来。我一边等候，一边观察这个接待室。室内非常宽敞，装修豪华，亮着淡蓝色的幽光，落地玻璃从墙的一端到另一端足有二十米长的距离。室内显然喷了一种混杂的香水。这种香味怪怪的，刺鼻难闻。接待室有一张巨大的圆桌，坐了很多人，桌面上摆放着一些杂志。他们有许多是社会名流，有官员，有老板，有客商，有公务员——其中两人是在这里不受欢迎的环保执法人员——由此可见，董事长的确是一位非同凡响之人。试问如今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还有谁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将自己的本事和成果渗透到各个领域而又让人趋之若骛的呢？老实说，我这个落魄之人第一次和这些人在如此豪华宽敞的接待室坐在一起，开始难免感到有些拘谨。好在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他们——包括那些颇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有的在接待室里闲聊，有的来回踱步，有的焦躁地看着手表，有的静静坐着等候。人们就像一群在医院门诊外拿着编号排队等候的病人，或耐心或烦躁地等待服务人员叫唤自己的名字。当然，偶然间也有从走道里经过直接进入董事长办公室的人，那些显然是达官贵人。我的心情慢慢镇定下来之后，接着是感到有些无聊。我顺手翻阅桌面上一本杂志。这是一本劣质的时尚杂志，介绍的是各种服装，娱乐动态，还有低俗的明星写真，除此之外便是各种眼花缭乱的广告。桌面上这些书大概是给我们这些等候约见的人随便翻阅的。这时，我的手臂被人碰了一下，我左右顾望，身边刚才空着的位置已经坐了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从他们的谈话里得知，他们是专门为这次晚会而来的当地文化部门领导、艺术总监和震憾艺术团的经纪人、歌手，以及各大电视台记者和香港、内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这架势足以证明董事长多么重视这台晚会——坐在我身边的是震憾艺术团一位长着一头秀发、脸蛋美若天仙的年轻女歌手。她的穿着低胸露背，性感迷人，一身珠光宝器在幽蓝的灯光映照下闪闪发亮，吸引着在场许多人的目光投射到她身上。她淡定自若地与紧挨而坐的另一位同伴男歌手交头接耳，旁若无人地动手动脚，打情骂俏。在我的另一边则是艺术总监，一位身材标准、精神奕奕、衣着挺讲究的人，他正在和一位漂亮的香港女节目主持人斟酌今晚节目的主持词。他们一边谈论一边笔记，时而因为绞尽脑汁找不到合当的词语而抓耳朵、搔腮帮子，嗡嗡嗡的低声埋怨董事长如此吹毛求疵；时而因为灵感突发找到了绝妙的词句而发出蛙鸣般的响声，甚至当场非常失态地拍案称快。在座的其他的人现时已经全部坐了下来，他们似乎开始对今晚的晚会感兴趣，纷纷打听那位当红一时的“艳照门”歌星是否前来助兴。大家议论纷纷，一下子让接待室里的沉闷场面变得生动起来。一些人谈论某明星的高额年收入，一些人则拿当今几个正当红演员的风流韵事开玩笑。他们的玩笑开得很粗野，开得很痛快，不时“嘻嘻哈哈”的肆无忌弹地发出笑声来。而这些所谓的艺人却好像与开玩笑的那些人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人种，对他们开的离谱玩笑没一点儿反应，或充耳不闻，或无动于衷。一些人在大家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艺术和艺术家。他们把艺术家当作除了本行之外什么也不懂的人。他们喜欢将演员与歌手，画画，走江湖卖艺与他们的性生活联系起来作为笑谈。在他们眼里，如今的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只懂得爱、只懂得享受、听凭任何臭男人凌辱的女人。每一个经纪人多多少少都是个拉皮条的人，艺术家和女人就是最好的剥削对象。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打过交道。这个场面给我这个从小就崇敬艺术家的人多多少少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人们现在已经对艺术家的成就并不是以他们的艺术才华来衡量，而是以他们的报酬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许多艺术家早已因为没有骨气、没有市场而失却了发言权，而且大部分人也自甘堕落，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将自己卖出去。这就是当今的现状：昔日的崇敬感被金钱和商海中的滚滚浪潮所湮没，似乎这个世界只有美元，欧元，人民币，港币。当然，这依然没有削弱我对艺术的兴趣，我心里也很清楚，尽管一个没有良心的艺术家，他的责任心也要比现有社会上没良心的所谓成功人士大上一千倍。对此，我不禁产生一丝悲哀苍凉的感觉。我感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混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真理；如果有的话，真理又究竟是由谁和由什么来主宰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室内混浊的香水味由浓变淡，我发觉在即将与室外的异臭味获得平衡之间，有几个蓝色褂子套在长袖衬衫上了年纪的女员工开始忙碌起来。她们往走道上，墙角下，花盆里喷洒一种带有香味的液体。由于她们表现得很随意的行动并不引人注意，因而并不容易让人察觉。不知不觉间，接待室里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又有人在闲聊，踱步，静静地坐着。一些人被召唤出去，一些新面孔又出现面前。文化部门的领导非常轻松地翻阅桌面上的杂志，震憾艺术团的经纪人稳稳地挨在椅背上，胸有成竹地交叉着双手。身边的男女演员和主持人已经表现出疲态，不时轮流打着呵欠，只有女演员身上珠宝闪烁的蓝光给她们带来一点儿生气。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排与董事长会面，大家似乎习惯并安心于这样的等候，都理解董事长的忙碌。有一位女服务员根据哮喘病人的安排专门到场点名，从她的口中知道董事长的时间每一节都有安排，今天特别的忙，他正忙着会见一批批应邀参加晚会的政界要人和重要客商，同时也忙着与我居住别墅商住区附近养殖场老板洽谈收购的大事，忙得几乎把约见我们的时间安排丢在一边。明明是他约我而来的，可我在接待室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里，他也没给我汇报工作的机会。要不是他的随从——那个患哮喘的人——再三提醒，我恐怕连和他见面的机会也没有。说起来，我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表现得像现在这样有耐性。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在这个接待室里见到哮喘病人的。他每次进来都是一边咳嗽一边扫视一下室内的人头，好让自己的妥当安排做到心中有数。这个老板的贴身随从年纪大约五十岁，中等身材，脸色苍白，背脊微驼，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然而突出的喉结就像一只撑饱了的小鹅一样一直延伸到环状软骨弓的地方。他像一根竹杆似瘦削的身子支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他的体质像病猫一样羸弱不堪，似乎苍蝇一动翅膀就能打断他的脊梁骨似的。说实在的，来到这儿目睹的一切，我那原本满腔热情的心早已凉了半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怕我再有耐性也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如果这个时候还蒙在鼓里，我一点儿也看不出点什么东西来，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但是，我那种喜欢探究的好奇之心和一种隐约的感觉驱使我坚持下去，鼓励我弄清事情的始末根由和发展演变方向。于是，我向哮喘病人简单汇报了情况，几次请他尽快安排我和董事长见面。他倒很耐心地跟我解释，没有一点儿不耐烦的情绪。我和他说话很费气力。他的说话断断续续，总是混杂着咳嗽声，如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里蒸汽机发出来的呼哧呼哧声，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但要听清楚必须和他挨得非常近，他说话呼出来的气息也就时断时续地呵在我的脸上。他嘴里总有东西要吐出来，至于吐出来落在什么地方却毫不在意。
    我悄悄走出接待室，来到走道上偷偷往董事长办公室里看。我很想尽早了解这次别出心裁举办盛大嘉年华晚会的人的真面目。我似乎有某种预感：他怎么会搞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嘉年华晚会呢！从打开的黑漆木门里和茶色透明的落地窗户里，我发觉董事长的办公室大得惊人，占了整整差不多有两个教室那么大的半层楼，一半用于办公，一半用于接待。可是，我身在外面只听到他响亮的说话声，而他本人却深深的埋在旋椅里，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也只能看到他坐在高高的靠背皮椅上挥动的手臂，看到陪他而坐的三个客人的正面和站立在他身后随时等候他吩咐的哮喘病人的侧面。那三个客人，一个脸部像患了水肿一样浮着一堆别扭的肉，一个脸部瘦削，下巴留着一小撮长胡子，还有一个粗野的汉子，我认出他正是我居住附近养殖场的那位十分可恶的老板。我不知道董事长为什么如此激动，好像在作重要报告似的不停地挥动双手。哮喘病人交叉双手放在前面，显得焦躁不安，却又只好等着替主人干着急。我想走前一步观察，却被守候在门前专门叫唤人的服务员客气地阻挡。这样，我只好怏怏不乐地转身向接待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