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说不清对医院的特殊医护和观察有什么期待——从拨开针管的那一刻起，我已对他们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怀疑终归是怀疑，我依然心存依赖。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人关注总比没人关注好。何况，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对我们——至少对我——没有半点恶意，也不存在从我身上捞取什么好处的意思。因此，我找不出拒绝他们的理由。我可不管他们怎么说做什么，也不管他们骨子里是不是好人。总之，我还是非常愿意主动配合他们的工作。
    主治医师和女护士相隔一天来找我一次，又是询问，又是量血压，又是探热，又是一一作记录。他们还两次派车辆接送，请我到医院门诊部免费全身检查。我十分高兴检验结果一切正常。我从他们口中得悉，在对待我病情的态度上，医院、专家小组两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是主张放弃，一是主张进一步研究。主治医师站在专家小组的立场上倾向于后者，他担心我旧病复发，从我的安全着想，多次劝我回医院观察和治疗。他一再强调，他将说服医院提供一切免费服务，并保证我愿意在医院里住多久就住多久。这方面，当然未必完全从他的个人研究的角度着想，可能也包括对我这个人的特殊感情——假如他觉得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接触对我本人产生一点好感的话。他们到来除了了解我的情况之外，每次都向我表达这一层意思。不过，他们每次都被我婉言谢绝。女护士多次向我透露她的惊奇，认为我身体恢复这么快，竟然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实在是一种奇迹。主治医师一再强调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病例，现在没有一个类此病人的精神状态像我一样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破解这种疑难杂症的希望。按道理，他们应该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据说，专家小组还对这个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论证。这次论证同样争论得非常激烈，院长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曾提出解散专家小组的意见，当他的意见遭到大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只允许主治医师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和观察，他不无有点气恼地说他爱怎样就怎样吧。院长的说话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看出，虽然专家小组最后因意见不统一仍然得以保留，我的病情依然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似乎已经名存实亡。谁也不能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工作，鞠躬尽瘁。不言而喻，这是他们失却那种原始动力的根本所在，他们知难而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的主治医师也已经不似从前一般倾注一股热情了。很明显，他对我的病症多次进行调研观察的无效劳动，花费那么大的时间不仅颗粒无收，而且有可能由于毫无结果反而让荣誉受损，谁也不会明知故犯做这样一件赔本买卖的蠢笨事。从此至终，对我来说性命攸关的记录本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参考价值。他们一点儿也看不上眼，仅草草翻看几页就交还给我；倒是我在他们面前适时显示出自己的学习成果，能和他们交流医学方面的心得，并且对有关现象提出疑问，甚至提出超乎他们想象的见解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才显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当然，我对他们的决定并不觉得若有所失。我本来对他们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此才作出自己研究的决定的。渐渐地，他们频繁而来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接下来到来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少，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的研究小组也对我完全失去了兴趣。他们没有透露什么真正原因，我问女护士，她也说得极其含糊，不知所云。她倒经常借故来看望我。有时说是了解观察我的情况，有时说是路过，有时根本就没有理由。一坐就是大半天，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也明白她对我有点意思。然而，不知怎的，我和女护士坐在一起谈话，却不知怎的总是谈得很不起劲，我没有一点惬意，更没有笑声，没有从这位飘然而至、让人不知所措的女人中吐出生花妙语的冲动。而我现在在别的场合却喜欢谈笑风生，乐于谈论其他引入入胜的话题。尽管她善于随机应变，却让我觉得如此窘迫，如此张口结舌。她每次谈话，都几乎要求别人顺着她的思路走，而她绕来绕去都会绕到金钱这个字眼上面去。呵呵，这是一个被钱包围着的世界。
    后来，我确切地知道，医院态度的突然转变其实道理很简单：我的病对他们来说缺乏应该有的价值，那一天会议，院长提出问题的焦点已经从过去纯粹的学术性转化为现在权衡医院利益得失的经营性的问题，并且正如医院的院长所言，既然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却不能确保研究成果，又不能让他们在其他渠道名利又收，极有可能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无论如何，这实在是当今世道没有人愿意为之的事情。至于我的主治医师个人的收益，大不了也只能从见报发表的一两篇关于我的病例分析案例中得到一丁点儿的稿酬。而且，文章要刊登发表并不容易，现在的报纸杂志宁愿意刊登那些八卦趣闻、娱乐明星动态，也不愿意发表类此正经八儿的、没多少人问津的内容。这情形实在让我感到他多么可怜。至于名声，对他本人名气的提升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现在，他们的名气与利益紧密捆缚在一起。这一点，看一看他们医院的诊室是否门庭若市就一清二楚了。许多时候，每个医生的门诊就像一家饭店，门前广场停放的车辆越多，就能吸引更多的食客前来光顾。各位医生的荣誉感主要从他们的收入中体现出来。人们普通关注的只是他们的地位与金钱。在一片铺天盖地叮叮当当作响的金钱的喧哗声中，有钱就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他们的事业心已经被金钱所打碎。据说，专家小组里有一位医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和另一位同学每年都一同被邀请参加中学母校的校庆活动。他的同学是一位不大不小的老板，也是这间学校的家长，因为他有每年捐赠给母校两万元，居然每次都和邀请而来的各级领导和来宾堂而皇之坐上搭着棚架的主席台，而他这个曾经荣获国家级奖项的名医却在台下嘉宾席中坐着，任由正午高照的烈日的暴晒。我听了也替他打抱不平：一个享受国家津贴的知识分子，一个掌握高端技术的人才，在他们心目中居然不如一位满街满巷的普通小老板！不就是花了几个臭钱吗！这位同学和他素有恩怨，见面如同陌路人，这件事更是让他无地自容，时刻耿耿于怀。他抱着雪耻的心态拼搏于名利场上，每次参加校庆活动，他也主动捐赠，一定要与他那位同学比出高下，看见校园门口围墙宣传栏的红榜上标明他那位同学捐了多少钱，他捐的钱总要比同学略高一筹，一切为了让校长主持宣布邀请上主席台就座的嘉宾时，自己的名字排在同学的前面。他甚至将这种心态在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中表现出来，准确来说是拼命地赚钱。结果事随人愿，他诊室门前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他面前总有一叠厚厚的挂号单，似乎有永远也看不完的病号。由于日积月累的劳碌，他已经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身体健康状况一落千丈，说话时不时发出一阵可怕的喘息声，让人觉得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病人。他每天需要吃几片药才能平伏下来，有一次竟然劳累过度病倒在门诊里……
    当然，我没有什么理由自命清高，也不会有意逃避金钱的诱惑与角逐。倘若如此，我当初就不会确立如此宏伟的打井计划，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然而，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时刻将金钱记在心上、挂在嘴边，我又怎能够从打井的多次失败的低落情绪中迅速解脱出来呢？在这个问题上，生父继母给我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啦……我承认我的认识太肤浅，而且扯得太远了。不过，面对这些现象和感慨，我还是觉得不吐不快。每有所思所想，我同样把它们记录在我的本子上。如果不将这些记录下来，我是无法平息自己内心激动的心情的，无法让我静下来看书和研究我的病情。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邀参加“健康教父”在医院广场举办的大型讲座。前一天，我有幸得到这位来自北京学者的上门拜访。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携着他的助手，在主治医师、女护士的陪同下到来我的小别墅。这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我正在花园里埋头摘菜，他们的小车在我家门口停下来，小车弄出的声响很微弱，但我还是第一时间发现了他们。这位名医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钻出车门的时候，因为迷雾，我一时只看到他的帽子和四分之三的身体。待他们走上铁闸大门的台阶，我才大致看出这人的轮廓。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红润的双颊、下巴、小嘴，连他的太阳穴和前额也是圆的。他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笔挺的西装，白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小皮袋，从上到下都是学者身份的打扮。主治医生给我介绍他时，他很有礼貌地躬着腰，向我点点头，精灵的小眼睛始终正视着我，好像孩子们在动物园里看猩猩一样，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抖动，然后露出惊讶不已的表情，好像告诉我意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活灵活现的正常人。他拿出一本精美的《中国人》画册给我看见，里面全是他与名人的合照。与多位国家总统（国）和国内歌星、大腕合影。他炫耀自己不仅是一位医生，也是一名学术研究人员，出版过几本学术专著，发表有过不少论文，据说运用祖传秘方医好了不少病人。他的话语滔滔，说话抑扬顿挫，非常清晰，而且配合丰富的表情动作，但却没有多余的说话。我们的谈话让我觉得是以审讯的方式进行。他追问我这些天来的情况，请求我说得具体一点，越具体越好，又问我出院后吃了什么药？比如服用了镇定剂，或者口含**之类，接着提出几个问题。比如，就像查我的家史一样，问我的家里有没有人患心脏病或其他不明不白的病呀？又问我以前有没有被狗咬过呀？等等。看来我的回答对他来说似乎相当重要，因为我发觉他的助手在认真记录的同时，他也拿出笔记本记录起来。由于我的普通话不甚标准，也由于他的记录跟不上我说话的速度，他不时挥手示意我慢慢地说，还不时打断我的说话要求我复述一遍。一直等到他发问完毕，我才有机会向他提问。我首先最关心问他我们究竟患了什么病。他只告诉我是一种特殊的病症。不过，他断言无论从那一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从来未见过的怪病。或许我的身体内正酝酿着一场激烈的变革。至于我向他提出吃生泥鳅医治肾炎的疑问时，他一点也不表示惊讶，而是坚持己见，还耐心解释一番。最后，他拿出他所撰写的那本厚厚的《治病与养生宝鉴》这本书，签上自己的大名送给我。还说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日以继夜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准备发布他的研究成果，可是因为我的特殊的病情和结果——我这个典型的范例——使他的论断增添了不确切的成份。他似乎抱着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他觉得有重新观察论证和补充说明的必要。他的论文认为医院对于这种病症采取的一种排他法的独特治疗方法，事实上这种治疗对一些病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疗效，病人的病情都能得到了有效控制。现在，他还正在加紧研制发明一种新型的中药——他很自信地告诉我很快就会有研究结果，很快就会在各种有影响力的宣传媒体上公布。我问这是一种什么特效新药呢？他却向我装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说这是医学上的事情，非常深澳，不是随便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他告诉我在明天的讲座上，他将进行详细的阐述。
    最后，他又显得很不耐烦，我的说话显然挫伤了他的尊严，他不再和我争论下去了。但他仍然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态度，表示今后会常来找我，还递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而他也有可能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依然对他的讲座充满期待。这天晚上，在迷茫的夜色里，我靠在床头上，几乎是一口气将《治病与养生宝鉴》这本书再一次看完。我读起来格外认真入神。同时由于这本书提出许多新的观点，让我一时感到耳目一新。至于我是否按照书本的做法，我还是颇为警惕。我凭什么相信他？特别是他提出吃生泥鳅治肾炎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出于好奇和一大堆疑问，我非常希望能和他对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天，我被邀参加他的一场所谓精彩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