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凯守在学校门口急的团团转。
    马碎牛刚闪面还隔着老远他就迎了上来。
    马碎牛也看见谢凯了。奇怪他怎么蹙着眉头乱转圈圈？心想，从来没见他这么着急过。隐约觉得出大事了。未到跟前就问：“咋了？”
    谢凯焦急地说：“人都拢不住了，一个个都嘈哄着去大串联呀，说要学习外地的造反经验。还说这是**支持的事，再不动身就跟不上文革的步伐了。现在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了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吃住不花钱，甚至坐汽车、火车都不要钱了。胆大的已经走了，剩下的也是人心浮动。‘红旗’都跑光了——这倒好，省得咱拾掇他了。‘反到底’也跑了三分之一。咱‘工学联盟’还可以，硬压着没让走，就这，也跑了好几个——我已经贴大字报把他们开除了。大家都等马司令回来定夺呢，但已经有话传到我耳朵了，扬言不管马司令同意不同意都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开除了也值得。你同意，大家是走；你不同意，大家还是走。有人扬言只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你看咋办？”
    “‘跌了个爬扑，拾了个夜明珠。’”惊讶过后，马碎牛怀疑地说：“啥都不要钱？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我还不认为**能在今天实现——得是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造谣呢？”
    当马碎牛厕身茂陵冢畔旖旎相亲的时候，赵俊良已经通过收听广播了解到大串联的详细内容了，他只是没有机会给马碎牛细讲这件事。虽然他预料到了战友们会走出学校，但学校的情况还是让他吃惊。谢凯描述的状态只是六中“空巢”的前奏，仅仅一个大串联就瓦解了凝聚如铁桶一般的造反组织。已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工作突然没有意义了，甚至下一步的工作都失去了方向。
    大串联高于一切。
    没有时间感慨了，当务之急是帮助马碎牛了解什么是大串联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赵俊良说：“大串联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这是真的，谢凯说的没错。等一会儿到了司令部好好谋划一下。”
    马碎牛和赵俊良把馍袋让秃子捎到宿舍，俩人就和谢凯一道去了司令部。还没坐稳，水平、柳净瓶和贾佳佳也赶了过来。三个女生刚坐好，李武民和水全红也来了。进门后人人兴高采烈，个个脸面上都洋溢着躁动和兴奋。显然是大串联的好消息给大家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唯一例外的是马碎牛，他在看到柳净瓶后突然不自在起来。柳净瓶纯洁信任的目光直视着他，这让他感到惭愧，彩虹下与莲娃背靠着汉武帝茂陵的旖旎风光突然间成了丑恶的背叛行径。
    他急忙转过脸去，询问地看着赵俊良。
    赵俊良目光流盼、满面笑容地说：“大串联是好事，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社会唯一提前实现的部分。立刻行动是必然的，但问题是不能立马‘如鸟兽散’。需得把一些事都安排好。比如说：啥时候走？谁和谁走？去啥地方？啥时候返校？学校要不要留人？等等等等。如果事先不计划好，六中第一大派就彻底乱套了。”
    水平洋溢着大串联带来的激动。她笑眯眯地看着赵俊良，却越听越不以为然。等赵俊良说完了、用眼睛看她的时候，水平就摇头，不假思索地批评说：“你那一步一个脚印的思路恐怕过时了，在大串联的急迫形势下也有些不合时宜。我理解中央文革很可能是对目前全国造反的形势并不满意，天津的红卫兵恰好又提供了大串联这种极具煽情的造反形式，这才因势利导、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串联活动。我认为，支持大串联是为了天下大乱、把造反这把火烧的更旺。也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把人民造反的勇气鼓动起来。而乱，恰恰就是大串联的核心。中央给了我们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我们不但自己要走出去，还要让每一个红卫兵战友都走出去。去支持所到之处的造反派，去学习人家的斗争经验——一句话：外出添乱。我看你刚才说的那四个问题是束缚红卫兵手脚的条条框框。‘啥时候走’，最好立刻就走；这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谁和谁走’，我认为谁和谁都能走；造反本来就不分家。‘去啥地方’，去属于中国版图的任何地方！哪里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势力，我们就到那里去；至于‘啥时候返校’，我看就更不是问题了，听党中央的，听中央文革小组的。我的意见是立即召开全校‘工学联盟’红卫兵大会，公开声明我们积极支持大串联的革命行动并动员大家马上出发，发动我派全体战友、积极投入到大串联活动中去。否则，我们就会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水平一席话，说的激烈而慷慨，说的赵俊良脸上阵红阵白。听的马碎牛发愣、看的柳净瓶和谢凯面面相觑。
    马碎牛看一眼水平，又看一眼赵俊良，说：“你俩说的不矛盾。谢凯，你现在去通知人，半个小时后在操场召开大串联动员会。”
    谢凯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
    马碎牛也觉时间紧迫，接着说：“长话短说。利用现有时间帮助同学们策划大串联的方案。俊良，接着你刚才的思路说。”
    赵俊良看了看水平，鼓起勇气说：“我刚才说的‘啥时候走’和‘谁和谁走’也只是一个想法。我觉得总部大小头目如果能和自己人一搭走，既能相互照应又能相互支持。这对于融洽战友情谊和在大串联之后凝聚我们的战斗力有莫大的好处。最好是依大小干部为核心结成小组，由干部负责他们之间的协调和安全问题。至于‘啥时候走’我是这样想的，虽说坐火车、汽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但你也不能身无分文地出去吧？大家都是家里的半劳力，并不是每一个同学家里都会支持他们外出串联的，可能各家有各家的困难，这需要做工作。这样，每个同学出发的时间就不会统一、就需要我们来协调。‘去啥地方’就更重要了。如果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那就去北京、天津、上海；如果要缅怀革命先烈、踏着前辈的脚印走，那就去延安、瑞金、井冈山；如果要支持造反相对滞后地区的革命战友，那就去云南、**、新疆。这些事要对战友们说清楚，要提出我们的建议，让大家有一个目标。让每一个战友知道：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这些领导不是没有主见的人。最后一个问题‘啥时候返校’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一定要事先约好——即使返校的时间有出入，也不能太大。退一步说，不在大范围内规定返校时间，至少我们这几个人一定要事先约定好。不然，你回来了，我却走了；你走了，我又回来了。谁都见不上谁，不但相互沟通成了问题，甚至会给我们‘工学联盟’后期造反带来严重的影响——”
    “这是啥意思？”马碎牛没听明白最后一句话。
    赵俊良似乎没有多大把握，他犹豫地说：“我认为，大串联也许只是一个手段，或者说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奏。如果我们在大串联中失去联络，那我们错过的很可能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斗。”
    司令部里安静极了，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什么。
    水平冷静多了，她赞许地望着赵俊良思索着。
    马碎牛没有那么长的耐性，他打破沉默说：“没时间了。我觉得俊良和水平说的是一回事，只不过水平说的是原则，俊良说的是细则。一会儿我就按你俩的意思讲。俊良，你去把怀庆叫来。”
    看到大家再没有说话的意思，马碎牛宣布：“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