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住进位于延安路少年宫的红卫兵接待站时，来自大西北的四个青年人就已经被大上海鳞次栉比、形态各异的高楼大厦晃的眼花缭乱了。
    登记过后，四个人匆匆去吃饭。
    食堂里坐满了红卫兵，这些人大多都是从南方来的中学生，白白的脸蛋、尖尖的下巴，窄窄的身板、细细的胳膊腿儿。听他们说话，马碎牛就皱眉，多数人都是连珠炮地说着吐字不清的汉语。他们每人面前放着一个小茶碗，里边盛着半碗米饭，桌子上分别摆放着一个小碟子，里面是一个煎鸡蛋和几根咸菜。
    望着饭桌，马碎牛惊得合不拢嘴：“酒盅大的碗，还只盛一口米饭，这那够吃？”到是那个黄白分明、油汪油汪的煎鸡蛋让他觉得十分诱人，但也让他想起了秃子，激情顿时受挫，顺口说了一句：“这饭秃子爱吃。”
    炊事员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操着轻佻变味的普通话，热情地说：“每人免费供应两碗米饭和一个煎鸡蛋，咸菜随便夹。如果不够，再要添饭和添加鸡蛋，就得另付钱。你们北方人饭量大，我看你得四碗米饭才够，其他三位每人也得两、三碗吧？”
    马碎牛皱着眉头说：“少罗嗦，你那也叫碗？喝酒都麻烦！赶紧盛饭！我要十碗，每碗都得有一个鸡蛋——俊良，你要多少？”
    马碎牛的嗓门太大了，所有吃饭的人都抬起了头惊异地看着他。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更多的人却是挤眉弄眼地笑。
    “我得八碗。”赵俊良坦然地说，“每碗上边也要一个煎鸡蛋。”
    “水平、净瓶，你俩呢？”
    看着周围那么多的眼睛注视自己，水平和柳净瓶都有些难以启齿。她们犹豫着张不开口。
    “说话吗！”马碎牛不耐烦地催着：“一人五碗得够？”
    水平看了看柳净瓶，不好意思地说：“三碗就行了。”
    马碎牛转身对炊事员说：“十八加六，二十四碗。要快，我们都饿瓜了。”
    那炊事员一边略显吃惊地从一个大木桶里舀米饭，一边呆呆地看着马碎牛，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们能吃完这些饭。他还故意一次次地去看墙上的一条标语，以引起马碎牛的注意。那上面写着：“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马碎牛随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鼻子哼了一声就不再理他。
    四个人占了一个小桌子，二十四碗米饭和二十四个菜碟儿摆上了桌，把个小饭桌挤占的满满的，很是壮观。水平和柳净瓶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周围总有些人时不时地偷瞧他们一眼。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和令人心知肚明的笑容明明白白是把饭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智商的标准、也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了。
    当马碎牛风卷残云般吃完了属于自己的十碗米饭后，赵俊良的最后一碗米饭也快吃完了。
    马碎牛满意地放下碗不经意地看了看水平和柳净瓶，发现她俩每人只吃了两碗，皱着眉头说：“女子娃就是吃饭慢！”忽然看到她俩总在留意周围人的眼光，就傲然扫了那些人一眼，说：“不要看他们。一群发不起来的豆芽菜——全是些坏豆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吃不动饭就不正常。一个个身板细的跟节节草一样，我一括脚就能扫倒一片！”
    赵俊良只是微笑。他深信马碎牛浓郁的方言不会引起麻烦，周围这些南方人是不会把关中话“括脚”和他们熟知的官话“扫堂腿”联系起来的。
    那些人果然没有听懂。于是他们吃完饭后平安地走出了食堂，又转而向北，顺利地踏上了南京路。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电影给每一个中学生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学与影视的渲染，使得多年接受正统教育的中学生认为这条街道是一条粪土黄金之路，是一条金碧辉煌、用纯金打造的神话故事里才有的道路。它与外滩共同构成了十里洋场，在当时的中国就是顶级繁华的代名词。以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名头和数不尽的优质轻工业产品，烙印一样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它当成了中国轻工业基地与金融经济的中心。内地人梦想见识它的繁华，其渴望和仰慕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当年“钱塘”对于金主完颜亮的吸引。
    人行道上涌满了人。古人自以为夸张的“摩肩接踵”这个形容词在这里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放眼看去，人头攒动的洪流中绝大多数仍然是红卫兵。这些人最忙的是眼睛，仰着脸东张西望地看洋楼、看街景。这些洋楼高过了他们所在城市标志性的建筑物，造型也洋气的几无中华痕迹；于是，啧啧之声不绝于耳，羡慕之情比比皆是。
    马碎牛皱着眉头看着人行道上拥挤不堪的人群，问道：“这要是走到外滩还不得四五个小时？咋能走快点呢？”
    赵俊良说：“要快容易，坐公共汽车。只是那样看起街景来就丝毫也没有味道了。”
    马碎牛说：“资本主义留下来的腐朽的东西有啥看的？就是楼盖的高一点、样子古怪一些罢了；我看也没有啥了不起的。道路修的比渭城都窄，人多的已经叫人讨厌了。坐车。”
    公共汽车虽然人多拥挤，但由于车多，站在过道还能忍受。马碎牛事后诸葛亮地说：“看，咋样？坐在车上一样看街景。就是个楼麽，高一点又能咋样？随便看看，留下点印象就行了。你我以后不见得就进建筑行当、难道还去研究它？”
    水平佩服地说：“还是马司令见识高。底下人太多了，挤虚脱都有可能。除过看人，就没法逛。”
    柳净瓶忽然惊呼道：“看！秃子！”马碎牛急忙向车窗外看去，果然看见秃子站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两个手绢，上面别满了形形色色的纪念章，正在娴熟老练地向拥挤的人群兜售；生意很红火。而站在他旁边收钱的赫然就是铜川的张桂荣。
    马碎牛觉得很是丢人，气呼呼地骂道：“没出息的货！早晚要走他舅的老路。”
    赵俊良笑道：“不一样，时代不同了，他比他舅腿长。起手的门面就在北京、上海。他也比他舅幸运，身边还带着个漂亮女伴。秃子的品质也比他舅优秀，至少兜售的商品真材实料，没有拿挂面冒充兴平杏核凉眼药。”
    “外甥象他舅。”水平古怪地笑着。
    “在下一站下车吧？”柳净瓶试探性地问马碎牛。
    “不用。”马碎牛毫不犹豫地说：“是他要离开咱们的，而且他活着呢，他也不希望和咱在一起。”
    柳净瓶不坚持了。她自言自语道：“他不是说要把桂荣送回铜川麽，咋在这儿？”
    赵俊良笑吟吟回答：“他没有骗咱们，只是没说他南辕北辙的回乡路线罢了。”
    在外滩下车后，他们一边欣赏这里旖旎的风光一边沿着河堤向南走。这里依然是红卫兵串联的必到之处，到处都是照相的人群，到处都是指手画脚的学生。马碎牛问这是去哪儿，赵俊良低头看着地图说是去城隍庙。马碎牛问他：“上海的城隍庙有渭城的大麽？”赵俊良说：“肯定比渭城的大。”水平说：“中国最大的城隍庙不就是在咱渭城吗？”赵俊良说：“最大的那个城隍庙不是渭城的城隍庙，而是在渭城市北边的三原县。由于三原县归渭城管，所以才说它在渭城。三原城隍庙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经六百多年了，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城隍庙。”马碎牛很认真地问：“上海的城隍庙比三原县的小？”赵俊良犹豫了一下说：“肯定比三原县的城隍庙年轻，它建于明永乐年间，晚了五十多年。”马碎牛松了一口气，宽容疼爱地说：“走，去看看这个碎怂。”
    游览城隍庙耗去了他们三个小时。刚出大门，马碎牛就埋怨：“这是城隍庙麽？不见小鬼排班，只见商铺林立；没人烧香磕头，只有钱货交易。真没意思，倒是好过了水平和柳净瓶。”
    赵俊良诉苦说：“我也没想到它会变成这个样子。里边商店那些招牌字号你也见了，那都是打的城隍庙的旗号，这还有假？你也见我问过人了，人家说这里就是城隍庙，当地人还能出错？”
    “真没意思。只是这里的人看上去才是真正的上海人，男人个子不高、身材不壮，有点像秃子的身板；女娃一个个瓜子儿脸，皮肤又白又细，像柳净瓶——柳净瓶，说不定你先人是上海人呢！”
    “胡说八道！” 柳净瓶和水平正在兴高采烈地分别赞美着对方选购的金银线、针织品和一些男生丝毫也不感兴趣的小玩意儿，就无暇顾及地回了一嘴。
    赵俊良故做惊讶地说：“想不到你也注意观察事物了！这是一大进步。你知道你为啥能给上海人画像不？”
    “为啥？”
    “因为这里外地红卫兵少，你容易甄别，也容易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柳净瓶高兴地说：“上海城隍庙真好，要啥有啥。比咱汉城城隍庙的东西齐全。这次没白来。”
    水平更高兴了，她喜悦地说：“我一直想买些花样子，勾些桌布啥的，想不到在这儿不但买到了高档的钩针、丝线，居然还碰见了一百张一套的花样子！这三套花样儿带回去，还不把我村的女娃羡慕死。”
    “她们恐怕更眼红你这一大堆五彩缤纷的金银线呢！”
    “那是。”水平说“咱那儿金银线论根卖，又贵质量又差。你看这儿，一把才两毛钱。”
    “你那一套‘绷子’多少钱？”
    “六个‘绷子’才四块钱。”
    马碎牛和赵俊良费解地看看两个女生和她们手里那些白给也不要的商品，相互苦笑还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虽然他们什么也没买，但都违心地说不虚此行。
    赵俊良若有所思地说：“苟矫时就出生在这里，但他的身板却不像上海人。”
    马碎牛说：“这有啥奇怪的？这是种的问题！就像咱关中驴，拉到外边配种，生下的驴驹子还不是关中驴？”
    回到接待站后，马碎牛在饭桌上不胜神往地说：“从战略上我们丢掉了天津，那是为了在上海更好地看海；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让我们填饱肚子，愉快地迎接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