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河北，有童谣预示着天下易主：“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2在淮、楚地区，则有童谣预示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园。”3各地秘密教派则利用宗教组织，宣传着改朝换代的思想。泰定二年（1325），河南息州人赵丑厮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韩山童、彭莹玉等人则利用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宣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徒众，准备起事。
元朝末年天下形势，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元皇朝“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变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4开河变钞，尤其是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属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修复黄河故道，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发生。原来元朝廷严禁集会，在于害怕人们组织反抗，而修治黄河则聚集了十五万怨夫，他们不满于元朝的统治，传诵着“石人一只眼，1《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2《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4陶宗仪：《南础耕录》卷二三。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渴望有人带头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乘机在黄河故道上埋下石人。不久，民工在黄陵冈黄河故道上挖出了石人，石人背上赫然写着十四个大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背上的文字，正与民谣相契合——天意如此，不反待如何？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广平府永年县（今属河北）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同刘福通一起，在颍州聚集民众三万人，歃血盟誓，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树起了义旗：“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1，并发布讨元檄文。但是，不久韩山童即被元廷捕杀，刘福通则率众组成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颍州。刘福通振臂一呼，万民响应。附近贫苦农民“多乐从乱”2，黄陵岗修河民工纷纷前来，起义部队声势大振。至九月，已占领了河南数县，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
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南北各地到处燃起了农民战争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李二（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领徐州及附近郡县。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兵。十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纠众起义，攻占了邓州（今属河南）、南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一带）等地区。他们这支队伍又被称为“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起兵，攻占了襄阳、荆门、房州（今湖北房县）等地。他们这支队伍则被称为“南琐红巾军”。
以上数支起义队伍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此外，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西等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农民起义的广泛兴起，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恐慌，元顺帝急忙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北方红巾军。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北琐红巾军被扑灭，次年正月南琐红巾军也被扼杀。但是，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刘福通所部却越战越勇，一再击败元军，声势益发壮大。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人迎回了逃匿于砀山夹河的韩林儿（系韩山童之子），并拥立他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都毫州，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刘福通之弟）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红巾军分兵三路，向元大都、元上都、关中地区大举进攻。东路由毛贵率领，连破山东胶州、莱州、益都、滨州、莒州（今莒县）。至正十八年二月攻克济南，并乘胜北伐，抵达天津附近，锋1陶宗仪：《南础耕录》卷二七。
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
芒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惊慌失措，延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1。但后来由于东路军内部自相仇杀，自相削弱，所攻克的州县又先后被元廷收复，东路军也被元廷消灭。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连克山西、河北一些州县，至正十八年（1358），关诚率部攻入元上都，焚毁了元宫室。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攻入关中地区。西路军在凤翔受到重创，余部由李喜喜率领，自号“青巾军”，占领了成都等地。
宋军三路北伐，给元廷以沉重的打击。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举攻克汴梁，大宋政权随即迁都于此。此时，中原及其以北地区，三分之二为红巾军纵横驰骋之地，元朝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红巾军三路北伐，互不联系，各自孤立作战，分散了战斗力，遭到了元朝军队的各个击破，红巾军也受到了很大打击。至正十九年（1359），元廷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刘福通率军坚守百余日，在城内粮绝的困境下，突围至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红巾军受到重创，势力大减。至正二十三年（1363），投降元廷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攻陷了安丰，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驰援而来的朱元璋接到了滁州（今安徽滁县）。至此，龙凤政权结束。至正二十六年（1366），韩林儿又被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迎往南京，途中被沉入瓜步江中。
元末人心思变，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应时而起，纵横中原，屡败元军，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隔断了元大都与南方之间的联系，并直接造成了元廷内部军阀势力的壮大、割据，造成了南方各地群雄并起。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天下大势——军阀割据与群雄并起，最终却灭亡了元朝。
1《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喇不花传》。
第二节群雄并起地主武装红巾军兴起之后，元朝以其主力扑灭红巾军，但是元军主力与红巾军也几乎同归于尽，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元廷只能依靠各地地主武装——“义军”、“乡军”和“民兵”。为此，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元廷“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民兵万户府”1。次年二月，又诏“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2。但是，各地地主武装集团在响应元廷诏令，起兵保元的合法外衣下，在“拥元”的旗帜下，乘机夺城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以后，逐渐形成了几支势力强大的地主武装：一是河南沈丘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系汉人，本名李廷瑞）和罗山典史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在沈丘组织数百人的地主武装，与罗山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联合，袭击了刘福通红巾军占领的罗山。其后，这支武装在镇压红巾军中逐渐壮大，连年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镇压红巾军，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盘。至正十七年（1357），李思齐占据了陕西，察罕帖木儿占据了山西，成为一支颇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二是元朝宿将答失八都鲁率领的“义丁”。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一年（1351）被任命为四川省参政，率领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兵荆襄地区。次年，又招募了襄阳官吏及逃亡的土豪组织的“义丁”，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官府的队伍，形成了两万余人的强大武装集团。这支武装多次击败过红巾军，先后镇压了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在河南太康大败刘福通红巾军，并进逼毫州。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续统领这支武装。
三是福建陈友定的地主武装。陈友定曾经是贫苦农民，充任过驿卒。红巾军兴起后，他应官府的招募从军，因镇压汀州、延平等地农民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清流县尹。其后，陈友定一再击败陈友谅军，又被升为福建行省参政、延平分省平章。至正十七年（1357），泉州色目人赛甫丁、阿迷里丁反元自立，陈友定又奉命征讨，趁势占领兴化、泉州、漳州、潮州等地。陈友定虽然接受元朝所授官职，但他割据八闽之地，独占一方。
四是广东的何真，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兴起之后，他组织地主武装“义兵”，镇压东莞等地农民起义，后被元廷委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至正二十三年（1363），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率众攻陷广州，何真率军收复了1《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2《元史》卷四四《顺帝纪》。
广州城，升任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广东的武装。
反元群雄与此同时，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红巾军内部也形成了几大反元集团。他们虽然共同反元，但彼此之间也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一股股割据势力。当时主要反元群雄有以下几支：陈友谅与“大汉”政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所部红巾军的部将。至正十七年（1357），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丞相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事泄率部逃往黄州。部将陈友谅驻扎于黄州，乘势杀死倪文俊，并有其众。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占了太平，杀害了徐寿辉，于采石五通庙即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明玉珍与“大夏”政权。明玉珍本是随州（今湖北随县）地主，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征虏大元帅。至正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占四川，至正十九年六月已占有四川大部，被授予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以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斩［陈友谅］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指徐寿辉）发丧”1。至正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次年正月，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明玉珍占有天府之国四川，旁及贵州、湖广部分地区，依恃四川天险，雄踞一方。
张士诚和“大周”政权。张士诚是江苏泰州白驹场盐户出身，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起事，吸引了大量盐丁及贫苦农民参加，队伍很快扩大至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梗塞了元朝南北粮食运道，成了元朝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派遣中书右丞相脱脱率军百余万攻打高邮。张士诚率军英勇抗击，脱脱屯兵于坚城之下，一筹莫展。十二月，元顺帝以“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道，恬不为意”2为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职和兵权。脱脱所部“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归附者，多从红军（即红巾军）”3。此役之后，元朝主力解体，张士诚之势力大增。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之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但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被封为太尉，从海道运粮入大都。同时仍割据一方，并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割据之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1刘祯：《玄宫之碑》。
2《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3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洒，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1，势力非常强大。
方国珍占领浙东地区。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聚众反元，不久被元廷招降，为庆元定海尉。此后，方国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摇摆于元廷与红巾军政权之间，时叛时降，雄踞于以庆元（浙江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
但是，无论是在元朝大旗下的北方地主武装，还是势力、财力较大的陈友谅、张士诚，虽然称雄于一时，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濠州的朱元璋所灭。1《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第三节朱元璋的崛起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至正四年（1344）春，淮北大地旱、蝗、瘟疫并行，四月，朱元璋父、母、长兄相继死去，孤苦无靠，遂于九月入皇觉寺为和尚，干些杂活。但五十余日后，寺主封仓遣散僧众，朱元璋再次失去了依靠，做起了游方僧，四处化缘乞食，备尝生活之艰辛，至正八年（1348），再次回到了皇觉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军镇压，并烧毁了皇觉寺。朱元璋再次失去了安身之地，在友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的劝说下，他于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
朱元璋作战勇敢，“匹马单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朱元璋发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从容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1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
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1，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2李善长把1《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朱元璋视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劝他以汉高祖为榜样，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使朱元璋十分高兴，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率张天祐、汤合等将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请将士“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3。为此，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他诫谕将士说：“请将自滁来，多掳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悉皆还之。”4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二天即将所掳妇女全部放还。此后，朱元璋更加留意于军纪问题，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更加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兴玻豪，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1。
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李善长奉命将“禁约”榜贴于通衢，士兵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前来拜见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兴奋地说：“我辈有主矣！”又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询问夺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2这一回答，与冯国用、李善长的建议相同，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夺取金陵的意图。朱元璋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令史；登记乡兵，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3《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4《明太祖实录》卷二。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2《明太祖实录》卷三。
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发，水陆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
攻下集庆城以后，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发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1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2朱元璋攻克集庆，信心大增，但并未盲目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张士诚在东南方、徐寿辉在西北方虎视眈眈；而“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3。当时的形势可谓群雄环伺，不容乐观。因此，攻下应天府以后，朱元璋即开始攻占周边城镇，巩固应天府的守御。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应天府的当月，朱元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宁国，俘获了朱亮祖等将士十余万人。与此同时，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但张士诚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镇江。因此，朱元璋在击退进攻镇江之敌以后，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张士诚占领的常州，其后又派耿炳文、刘成攻下了长兴，赵继祖攻下了江阴，徐达攻下了常熟。获得了这些城镇，即控扼了守卫应天府的军事要地，使张士诚“侵轶路绝”1。
稳定了应天府的形势以后，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发展，扩大势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大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又改为金华府，置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样，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
这些地区的攻取，不仅为应天府提供了屏障，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东地区著名文士叶琛、章溢、刘基等被聘召至应天府，朱元璋为之创建礼贤馆。攻克徽州时，儒士朱升献上“高筑墙，1《明太祖实录》卷四。
2《明太祖实录》卷四。
3《明史》卷一《太祖纪》。
1《明太祖实录》卷五。
广积粮，缓称王”2之计，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不急于称王，而是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才“张皇六师，飞旗角亢”3。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踏上了统一战争之途。
2《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3《御制皇陵碑》。
第四节扫平群雄，北伐中原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为结束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决定的。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了政权，虽然夺取了周边重要城镇，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其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些割据政权，不仅限制了朱元璋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还时时威胁应天府的安全，而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基于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1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一建议亦成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灭陈友谅。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即向朱元璋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占太平，驻采石，并联合张士诚夹攻应天府，但张士诚并未出兵助战。陈友谅挥师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将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故友关系，设计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大败陈友谅，并乘势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陈友谅又发兵夺信州、安庆，又大败而回。朱元璋乘胜进击，再败陈友谅于江州。这样，陈友谅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龙兴（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安、吉安等州县都被朱元璋占领，而陈友谅“疆场日蹙”1。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丰红巾军之机，发兵六十万，巨舰数百艘，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先后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进围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率领部众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驰援。陈友谅被迫撤回，率众至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一日，鄱阳湖大战开始。经过连续数日交阵激战，陈友谅部损失惨重，左右金吾将军投奔朱元璋，军心逐渐瓦解。陈友谅无奈，率众退还武昌，又遭朱元璋截击。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混战中中流矢死，其子陈理率败将残兵逃回武昌称帝。
九月，朱元璋率军亲征武昌，十月围城，并占领了湖北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围武昌，陈理势穷计竭，出降，大汉亡。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略鄂、赣诸郡及广东韶关、南雄，尽并陈友谅之地。
平张士诚。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势力大增，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财力最富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1《明太祖实录》卷四。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逭”2。接着派徐达总兵出征，采取“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3的策略，先后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州县，尽有张士诚江北之地，因而切断了张士诚与元廷的联系，绝其降元的阴谋。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任务后，准备大举扫平张士诚，发布了《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劝谕张士诚文武部下弃暗投明，号召百姓安业不动。八月，朱元璋即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众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廓清了平江外围城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坚持了十个月，城破自缢，大周政权被消灭。
陈友谅、张士诚两大政权灭亡后，南方方国珍、陈友定等较弱的割据势力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而朱元璋则挟其余威，双管齐下，一举消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平方国珍；同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道江西进攻陈友定。两路大军旗开得胜，当年十二月，方国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陈友定被俘，这两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
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广东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军事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已无力镇压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残喘了。
鉴于当时的形势，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以后，以主力部队北伐中原，同时派两支部队讨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1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戒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发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2《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1《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2。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
次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陆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五月，冯国胜、康茂才等率军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阻断了关陇地区李思齐武装集团与元朝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
五月，朱元璋来到了汴梁，从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战斗。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挥师北上，经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永年），攻克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长芦、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次日夜仓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进军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文臣武将也授予不同官职。2《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第五节北元的覆灭元顺帝逃往上都后，于明洪武元年七月，又被赶出上都，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米诺尔附近）。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兵分两路往征沙漠，明军取得了沙儿峪（今甘肃定西以北）和应昌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朝残余势力北撤。这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奔和林旧都，蒙古尊号称必力克图可汗，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
元势力虽退居塞北，但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1，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恢复元朝的统治。因此，为了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压力，统一大漠南北，明朝几次派兵北征。
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明军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经过这一次战役，朱元璋也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全部平定，就改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与岭北的元廷，暂时处于对峙状态。在北方边境，明朝与蒙古虽仍有战争，但规模都不大。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盘踞在金山的纳哈出。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遂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也相继降明。纳哈出降明后，北元失去了辽东兵力，意欲西迁。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从大宁至庆州（今内蒙古林西）追击，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直捣元营，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部帅纷挈，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1。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势力，各自为政。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辽宁一带）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处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间的是鞑靼部，它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1徐祯卿：《翦胜野闻》。
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第二章明朝的兴盛自明太祖洪武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历史来说，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迁徙长江下游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边远地区、空旷地区开垦，推行军屯制度，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等。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削除藩王势力，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成祖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都达到很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明朝廷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从永乐七年（1409）起，朝廷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有地方官司，还在今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成祖至宣宗时，还多次派遣郑和出航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航程远至非洲东岸的红海和麦加。这一航海纪录，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成祖时，宦官开始被赋予重大职责，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宦官权力的过大，长期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危险的毒瘤。
第一节明初政治明初的统一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间，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出动二十万大军，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降明，东北的割据势力被消灭。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奉命率十万大军入漠北，追击北元势力，在捕鱼儿海（今贝儿湖），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为部将所杀。北元的威胁不复存在。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权覆灭。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当年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翌年二月，大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经过长期征战，朱元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明皇朝的稳固统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1。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它以唐律为蓝本，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朱元璋惩元代吏治之弊，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封诸王，戮功臣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1《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
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1，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1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2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发展到了极端，采用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统治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暴露了其**统治的极度虚弱和不得人心。
1《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1《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2《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第二节“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惠帝削藩，燕王起兵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
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1。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1《明史》卷五《成祖纪》。
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2。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1。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2，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3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2《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1《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2《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3《明史》卷一四二《铁铉传》。
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1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2。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皇朝建立后，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境始终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歼灭北元势力，屡次征讨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才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永乐初年，蒙古分为三大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脱。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为瓦剌部所杀，明朝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部又起兵扰兴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军亲征，沉重打击了鞑靼部，巩固了边防。
永乐十年（1412），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乐十二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翌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
在东北，永乐二年（1404），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七年，又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在西北，永乐年间建立了众多的羁縻卫所，如建于西北要冲的哈密卫，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并颁给金印、建筑王城，待遇一如朱姓亲王。这些优抚政策无疑是有效的，哈密卫的政务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1《明史》卷七《成祖纪》。
2《明史》卷七《成祖纪》。
永乐年间，明皇朝与乌斯藏交往密切，相处很好。永乐四年（1406），噶举派黑帽寺主哈立麻应邀到南京朝贡，朱棣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物等。永乐十一年，萨迦寺喇嘛昆泽思巴亦应邀到南京朝贡，明成祖封其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赏赐无算。十二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永乐年间还开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终明之世，乌斯藏“奉贡不绝”。1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与田宗鼎之间为争夺职位而引发的战乱，增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2，故遣郑和等通使西洋。其实不论其初衷如何，朱棣的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由于对外关系拓展的需要，朱棣还在翰林院下开设了“四夷馆”，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1430），才不得不宣布撤销交阯郡，恢复安南。
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明成祖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永乐元年正月即诏改北平为北京，接着又改为顺天府，并在北京设立行部。此后，又多次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来北京，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永乐四年，下诏扩建九门、六部、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设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1。永乐十四年，“作北京西宫”。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正式落1《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2《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明史》卷七《成祖纪》。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为京师，将国都迁往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有将国都北迁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朱棣的迁都与元朝从上都迁往大都同样都有出于长远的政治上的考虑。
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阿鲁台复叛，不断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玻豪榆木川，终年六十有五。
第三节“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玻豪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玻豪，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1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2。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1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2《明史》卷八《仁宗纪》。
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1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1《明史》卷八《仁宗纪》。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1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1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2。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3。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1《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1《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3《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1。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1《明史》卷九《宣宗纪》。
第三章明朝的中衰从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即位开始，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统治，约一百四十年。这一时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经常出现动荡；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蒙古族的瓦剌、鞑靼部不断扰，对西北边防构成极大威胁；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由于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严重。
明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统十四年（1449）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谦等坚决承担了保卫北京的责任，打败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荆关，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并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复位后，继续宠信宦官，并杀害于谦。英宗死后，继位的子孙也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好转。
由于朝廷的挥霍浪费，军费开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后逐渐增大了财政危机。明廷把这种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加重，农民在遭受到无法忍受的压榨时，只有纷纷起义。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两个根本的问题。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财政危机达到了极尖锐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费很大，世宗又好兴土木，崇奉道教，正赋所入不够，就以各种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农民对朝廷的不满。穆宗、神宗时虽有张居正针对当时的迫切的财政危机采取了各种措施，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终不能防止官府各种临时加派。张居正采取的各种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变，但也与当权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触，不能推行下去。1582年张居正去世，明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再也无法逆转。第一节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玻豪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辅政，嘱咐英宗，遇事行动要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翘”，“纲纪未弛”1。然而，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大臣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以致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并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
正统年间，发生了两件军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战事；二是瓦剌南侵，与明军在土木堡大战，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发生于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势甚猖獗”1，黔国公闵奏请发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闵等率兵进讨。由于闵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闵怒其不听节制，不发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闵后亦惧罪暴卒。
正统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人，讨思任发。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发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朝廷却拒绝了思任发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兴麓川之师。十五万军队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发的老寨，思任发逃窜缅甸。七年，思任发子思机发“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2。时“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3。于是，王骥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动天下”。麓川战事延至正统十四年方始告竣，历时十二年。明朝廷长期以来将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纳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的“罢麓川兵，专备西北”的正确建议，以致忽略了西北边防，坐大瓦剌势力，贻患无穷。
早在正统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发兵攻打哈密卫，明朝廷只顾南边1《明史》卷九《英宗纪》。
1《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2《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1441），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1，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2，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发。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1。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1《明史》卷一七《刘球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遂为瓦剌所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1，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2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3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1。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十三日，1《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2《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3《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1《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发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发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1。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1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封为太平侯。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1《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玻豪，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节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宪宗怠政，汪直掌西厂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1。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2。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1。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2其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宪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3。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宪宗已听不进忠言。
宪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4宪宗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5。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三七《门达传》。
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3《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4《明通■》卷三三。
5《明史》卷一一三《万贵妃传》。
自称子侄，以此博得宪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1。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发，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2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3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宪宗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4。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1，回京后，宪宗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2。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4《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3，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4。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玻豪。八月，宪宗玻豪，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1。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玻豪，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2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1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3《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
4《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1《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3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4，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5。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1。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2。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3”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4。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5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245《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1《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235《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4《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1。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2。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3。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1。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孝宗看了颇为嘉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宪宗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干余人，孝宗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孝宗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3《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久，安能遽削之”2。孝宗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
年少的武宗“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1，武宗则乐此不疲。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2。
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
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綵，张綵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1，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2。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3。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五年内，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武宗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0），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度田时以五十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1，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发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2，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1《明通鉴》卷四二。
2《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3《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1《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2《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赏识。一天，武宗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武宗解了围，武宗由是日益宠信江彬。
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武宗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三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武宗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武宗回驾，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武宗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1，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玻豪于豹房，年三十一。
1《明通鉴》卷四九。
第三节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2。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1。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2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1《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1，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2。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3。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4。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5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7。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7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首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陆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1《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3《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7《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1《明史》卷三四。
已无以为继。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1，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2。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品俸。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1。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2。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3。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4。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首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1。嘉靖朝任首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首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首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首辅。但严嵩任首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2。严嵩任首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3，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首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4。明世宗为防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3《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1《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2《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4《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5。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1。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玻豪，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3。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1。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2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5《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1《明史》卷三七《蓝道行传》。
2《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3。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4。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1，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2。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3，“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4。（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5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3《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4《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3《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7。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1。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2。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3；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4。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17《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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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