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於到了这个话题，推了再推，终於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关于这一段，很多叱吒风云的人物都回忆过了，阿唐是个小人物，就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身份写一下自己所见到的。
    看官如果是25岁以上的人，一定对“春夏之交”这个词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也一定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暴乱”的句子很是熟拈，后来“暴乱”改成“动乱”，最后改成了“政治风波” 。
    尽管阿唐自始至终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有一点我很自豪，那就是我在事后的秋后算账的整党时，写下的自我认识中，始终称其为“事件”，并且没有按要求写上支持的字眼，只是用了大约500字左右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维持其执政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当时这样做是有一定压力的，一来这份东西是要放进档案的，二来老杨已经到联社汇报了我的种种对学生的同情行为，柳书记委托支部书记老过正和我谈话。
    那时对新闻时事并不怎么关心，但因为公司里天天都有人在街上转，所以对各种消息知道的很快。
    首先是少林回来，报告说有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集会，后来知道那是为了胡耀邦的追悼会。然后接连几天都有学生在广场聚会。
    接下来是“4.26社论” 后的4.27大游行，这个早就知道风声了。我和少林骑车到了天安门，一些警察在大会堂和金水桥戒备，游行对伍还没到。我们沿长安街西行，终於在复兴门迎上了队伍，前面是横幅开道，两边是纠察队员手拉手格开队伍和围观的群众，秩序井然。
    我和少林骑着车子在队伍前面走，旁边还有一大堆小青年骑着车。当时感觉只有一个字，“爽”，谁曾经有过机会在长安街的路中央骑车，今天我们就做到了！
    接近西单时，前面警察站成数排把长安街封的死死的，去路被挡住了。我和少林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爬到路边的隔离栅栏上看热闹。
    不一时，队伍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看热闹的市民，前堵后拥，街道两边又站满了人，他们无路可去，只有慢慢往前拥，很快就和警察贴上了。那时警察还没有任何防暴装置，只是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档住去路。
    西单路口东西南北围满了人，连路旁的广告牌上，售货亭上都爬满了人，不断有人起哄，让警察让开路。我和少林虽然爬在栅栏上也只能看个大概。学生队伍倒是站在原地呼呼口号，前面的市民人群却不停地骚动，一波一波往前拱。终於，站在高处的人率先鼓起掌来，我看到警察向两边撤了开去，人潮又慢慢向前拥去。
    我感到警察并没有尽全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起哄的人们并没有用全力去冲卡，这无疑给很多人壮了胆。至少我当时就有一个错误推论：中央一定也想反官倒反腐败，只是中间阶层既得利益者太多，或许中央想借助学生的力量造成社会舆论，进而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正如23年前老毛借助红卫兵的援手一样。
    实际上后来知道这是执政党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导致有几天政策摇摆，决策迟缓，行动不力造成的。以执政者的角度而言，在运动的初起阶段如能全力压制，将星星之火扼杀在燎原之前，或是放下身段，真心谈判，那么其后整个社会就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也不会造成我们民族永远的痛。换句话说，当时无论赵李谁来掌权，都不会出现后来的流血局面。这或许是事情过后老邓决意彻底退下来的主要动因，省得你们老等着我出面裁判而误事。砖头，砖头的干活！嘿嘿。
    长安街及两侧挤满了人，我和少林骑车钻胡同经前门西大街迂回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站了一些警察。游行队伍并没有进入广场，而是沿长安街继续向东。我和少林立刻骑车从历史博物馆旁插了过去。
    结果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的公安部附近又被警察挡住了。(也可能是南河沿大街路口，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天哪，这不是“便衣警察”里的插曲吗？当刘欢悠扬的歌声从很多人的口中唱出来的时候，围观的市民忍不住大笑起来，警察们也绷不住了，有几个也跟着笑。
    然后，一声令下，警察们又向两边撤了下来。立时向警察叫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我和少林跟到东单就打道回公司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追着游行队伍走，从复兴门到东单。后来听说学生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了。
    接着是“5.17”大游行，连6条胡同里的小学生都被老师带到街上去了。
    我又和少林骑车奔了广场。我们开辟了一条“胡志明小道”。首先是穿过胡同到美术馆东街南下，至灯市口转右向西，至北河沿向南，再转向东华门，顺紫禁城城墙转到午门附近，沿午门前的中轴线，穿过端门，天安门至金水桥。第一次骑车走在皇帝的御道上，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钱币上那几个门洞里钻出来的时候！
    出了天安门，游行队伍刚刚走到广场前的长安街，有人开始往观礼台上爬，旁边有几个警察吆喝了两声，根本没人答理。我和少林一看，也跟着爬了上去。
    哇唔，视野真好，整个广场一览无遗。队伍的前锋已经到了大会堂门前，继续向南进发，后面的队伍依然浩浩荡荡地从东长安街开过来。当时有一种很酣酣然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检阅千军万马的将军，阿唐挥手你前进，嘿嘿！
    队伍从纪念堂附近进了广场，宛如一个巨大的旋涡，慢慢地旋转着膨胀起来，越涨越大，越来越厚实。壮观那，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如此多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我看着广场上各色各样的旗子，除了北京及部分外地的大专院校外，几乎在京的所有单位的旗子都出现在广场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我对少林讲，中国有希望了，民心可用啊！如果能善加利用，上下同欲，一鼓做气，就可以在体制改革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那天，我对局势的判断，乐观到了极点。
    戒严令颁布后的一天，我正在广场上闲逛，忽然听到天空上马达轰鸣，抬头一看，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慢慢地飞过广场上空。人们不安地骚动着，纷纷抬头望着天空。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了数周，慢慢又向东飞了回去。
    声音渐渐地远去了，我的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下来。继前天戒严令颁布的震撼之后，这军用直升飞机的到来又一次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惊。
    难道真的要动手了吗？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走着怀柔的路吗？真的要冒逆天下民心顶风而上吗？
    又过了几天，传来军队进城但被北京市民阻挡在城外的消息。
    那些天里，北京百姓所展现出来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我深深地为之骄傲和感动。人们自发地起来维持秩序，每个普通的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律己和克制，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主人翁式的公民精神了！
    一次，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拐弯太急，不小心和另一辆自行车相撞。以北京人的习性，怎么着也得损我几句。可对方一听我是赶去广场，立马一片声地说，“没事儿！赶紧！走，走！别耽误了！”
    还有一次也很感人。在美术馆东街和朝内大街路口，一个学生站在板车上演讲，鼓动市民们去堵军车，小伙子很年轻，可能是休息不好，人很憔悴，普通话说得不怎么好，不过真是投入了感情，周围的人不停地鼓掌。
    旁边一个老哥递给他一个面包说，“先垫吧垫吧，喘口气再接着说。”
    那学生拿着面包啃了两口，泪就流下来，哽咽着说，他吃了人民的面包，一定要为咱老百姓拼到底！
    说老实话，阿唐的眼泪也差一点掉了下来。那时的人们真是动了真格的。
    随着形势不断紧张，北京的高校都停课了，包括阿唐太的研究生院。她干脆跑来和阿唐混在了一起。
    老杨借口形势紧张，要安排人手值夜班，堂而皇之让老杨弟撤回了家，其他人轮流值班，我，少林和小刘是被安排最多的，他们俩没结婚，我是住的最近。
    6月3日晚又轮到我值夜班，吃完晚饭后，我和阿唐太骑着车沿 “胡志明小道”又到了广场。
    广场上的学生明显比前几天要少，听说很多去了京郊堵军车。
    学生们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各种消息，印象最深的一个好像是说军车在木樨地轧死了人。
    看着眼前纷纷乱乱的人们，我反覆思考着一个问题，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
    其实前几天学生们抬棺游行，喊出了打倒“垂帘听政”，我就知道大势去矣。但凡群众运动如果搅进了宫廷内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果说以前老邓还有丢车保帅的可能，那现如今是没有任何转寰的余地了。如果说幕后有黑手，那这只手可真是够臭的了！
    既然政府和学生已经完全对立，对执政者而言只剩下一个命题：用什么手段扑灭这场大火？
    前一晚，已经尝试过便装分散渗透，终因北京太大，老百姓警惕太高，废然收场。硬闯也不行，北京人实在太多，又如此投入，不伤及无辜是不可能通过层层关卡进来的。
    那一晚我左思右想，也没有一点头绪。我压根儿就没往开枪上动过念头。
    阿唐至今也不相信有谁会下一道明确的开枪命令，但口气一定很明显，如“命令你部于6月3日晚10时自现驻扎地沿西长安街向东开进，并于6月4日凌晨2时前赶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北门集结待命。途中如遇抵抗可相机采用一切手段给予击破。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定团结，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望你部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勇猛顽强，努力开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不影响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行动中要注意尽量避免伤及无辜，要注意区别对待极少数暴徒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万万岁！”
    呵呵，如果有一天历史解密，当日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如与阿唐的命令相仿，那我就中了头彩了！
    10点钟的时候，耐不住阿唐太的屡次催促，我们俩回东四的公司去了。
    午夜时分，我正在楼上呼呼大睡，被阿唐太推醒，“阿唐，快起来！外面好像有枪声！”
    我一咕噜爬起来，走到外面的屋顶天台，果然从东面和东北面传来阵阵密集的响声，和过年的鞭炮声差不多。我转过脸对阿唐太说，“你安啦，这是军队又在向城里开进，老百姓正放鞭炮吓唬当兵的，和电影‘地道战’一样！”
    说完我又倒头大睡。
    骗你是小狗，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阿唐太可以做证。后来她说起这段就笑，笑完了会补充一句，也不知道阿唐那一晚上的觉怎么那么多？！
    不知什么时候又被阿唐太摇醒，“阿唐，街上有很多人在跑，说军队开枪了！”
    这下我彻底醒了，跑到楼下，撩开窗帘一看，果然有人连走带跑，有人骑车，慌慌张张地往北去。有人边走边议论说，天安门广常豪了多少多少人，血流成河等等。
    我又回过身去打开电视，里面还是一遍一遍的戒严令公告，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又跑到二楼天台上，先前爆豆般的枪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零星的枪声，间或是一个长点射。
    天安门方向因为高楼太多，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低头看看表，凌晨4点。
    5点，忽然听到街上有轰鸣的马达声，我偷偷往外一看，两辆轮式装甲车一前一后向北开进，车上的士兵端着枪警惕地四下张望，我远远望着那黑洞洞的枪口一下子就指到了我，不由自主就吓得往地下一蹲。
    听到马达声渐远，才又探头出去，说不怕那是骗人的。刚才躲到电线杆和邮政信箱后面的几个人也钻了出来，没人敢大声讲话。
    好不容易熬到九点左右，公司有几个人来上班。
    老杨一进门看到我就破口大骂，“都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大兵把老娘们的咂儿都用刺刀割了下来！”
    后来看来，当时他显然在传播谣言，不过自始至终我也没给他汇报，尽管隔壁支部的小官知道老杨打了我的“六四”小报告，鼓动我也去告状。
    不过当时我面对老杨的指责确实无话可说，也为自己是这一组织的一份子感到羞愧万分。
    老杨宣布公司暂时停业几天，安排了一下值班表，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要想说服阿唐太一同前往势比登天。我就说，“咱们今天去你大姨家吧，好久没去，到王府井买点东西带过去。”
    她同意了，我们就骑车奔了王府井。没有一个店是开门的，转眼就接近了长安街。街口站了一大堆人，有一两千人，大家都望着天安门方向。我忙挤到人群里去看，阿唐太不知是计，也跟我挤过去看。
    广场太远，看不大清楚，隐约见到上方笼罩着若干烟雾。近处的长安街上，一排坦克排成一列，封死了整个大街，黑洞洞的炮口指着我们。旁边全副武装的士兵如临大敌般地望着我们的方向。
    阿唐太总算明白了我跑这么远来买东西的用意了，一把拖住我就走。我只好骑上车沿长安街往东，刚走了不远，我又停下来回首西望。
    阿唐太跑过来催我快走，正在这时刚才那一群人中不知是谁喊了句什么，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几声极闷的声响，然后几朵褐色的烟雾从人群中升了起来，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向这边奔逃过来。
    “催泪弹！”我马上做出了判断。耳畔“哇”地一声，阿唐太就象个孩子般地哭了起来。她这一哭倒把我心头的怒火给哭没了。
    弹落泪下的典故在阿唐家是禁忌，不可以提起。但愿阿唐太继续保持不上网的优良传统，否则，嘿嘿！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旁边还跑过来几个热心人来安慰她。搞搞清楚，我是她老公嗳！
    走到建国门，一列军车被堵在桥上。好多人围着车在教训当兵的，个别人在骂街，大部分人在苦口婆心。车上的士兵都没有带武器，怪不得人们胆子如此大。
    我也来了几句，甚至连阿唐太也上了阵，进行火线策反，她是个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看来刚才那颗催泪弹真的是戳到了痛处。
    6月6日，我和阿唐太腿着沿着朝阳门南北小街去北京站，准备坐火车去阿唐的父母家，电话打不通，怕他们担心。
    刚走过长安街，突然一列坦克自东滚滚而来，路旁的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冷漠的表情就象看着一支外国军队。突然，坦克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个端着手枪的兵，人们吓得立刻闪到街边所能找到的隐蔽物后面，我护在阿唐太前面望着那兵。兵持枪戒备地巡视着周围，走了几步，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个从坦克上掉下来的油箱盖之类的东西，上了车，坦克又轰轰隆隆地开走了。
    过程中，兵的手一直平端着手枪，好一套敌前标准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