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她潜心作画，观摩，学习，日子过的新鲜充实。
    耀运用他在日本的关系和影响，为她在画廊举办了一个画展，请来了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和各界名人来捧场，她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她的重彩工笔画，沉静而又艳丽，典雅而又张扬，精致而又空灵，象一个女人围裹在华丽丝缎下蓬勃怒放的青春，那种被压抑的美好生命的激情勃发，打动了每一个观看它的人。她的画价一天比一天高，大大小小的媒体，争相报道。她一夜成名。
    不久，她用卖画的钱，开了一间陶艺工作室，有了一间自己的制作工坊，这在地价高昂的东京，是非常难得的，她是幸运的。
    她不但在离井背乡的留学生中是幸运的，就是本土的日本人，做到这样，也算是幸运的。
    她喜欢陶艺，是因为她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经她的手，能把那些沉寂的泥巴，变化出一个又一个永恒的、意韵深长、惟美的瞬间，创造出意象万千的姿态，带给她诸多的喜悦。
    她拜名师学做了一年的陶艺，一边观摩新的技法，一边自己创作。两年后，她的陶艺展，再次引起轰动。
    她的陶艺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画。象处子般清新、婉约、曼妙、优美，隐隐泛着圣洁的光辉。每一个看见它的人，心象被泉水洗过一样，瞬间变得纯净、清新。只能远远的看着它，不忍走近它，触摸它。
    她的每一样瓷器、陶艺都被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被爱好者高价买走。
    三年多一晃而过，她用卖画、卖陶艺的钱，供丈夫在美国上学、生活，供北京的孩子、父母、公婆的生活。
    他们都过得不错，生活有了大的改善。
    丈夫直到第三年，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找到职位，才让她不要再寄钱。
    在这三年两地分居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是他俩都回避，但又真实存在的，他在美国有了一个生活伴侣，她在日本也有了一个生活伴侣。
    她的自然是耀，他的是一个从大陆去的留学生。
    他俩从不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他们也从不去对方的国家探亲，只是在每年的寒暑假回北京度假。
    他们都是三十出头的，正当年的年轻人，长年累月没有性生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他们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心里都清楚，谁都不会放弃对方。这世上，他俩是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暂时的牺牲，是为了一辈子活的更好。
    在他俩的爱恋中，他们都用尽了人生的激情，不可能再对第二个人，再产生那份兴奋热烈了。
    耀在第一眼看见雯的时候，就在心里惊呼，这个女生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古典淑女。他要像保护一件艺术珍品一样珍藏她。
    她的古典、优雅、纯净的青春风情，再度点燃了他生命和创作的激情。使他六十多岁业已干枯的创作生命和生理生命再度复苏。
    他的投资回报率是奇高的。
    六年后，雷已是国际上一家跨国集团的中国区总经理了。
    他事业的发展，已比雯要好得多，舞台要大得多。雯再怎么做，也只是一个个体艺术家，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么能和雷的千军万马比？
    雷要求雯回国，他们现在有条件在北京买大别墅，建一个漂亮的家，过上等人的日子了。
    雯没有多少犹豫就回国了。
    她和耀的关系，早已淡了，一个六十多的老人，不是她能喜欢的，甘心的，何况他还有老婆，自己的老公又那么优秀？
    她在日本的艺术事业，也早已到头。
    她有灵性、才情、独特的风格，但不可能成为大师之类，那种人在专业上是极端喜爱偏激的、疯狂的。她不是，她是一个很清醒、现实的，想活的好一点的人，艺术只是她喜欢的一个工作，一个适合她赚钱的工具，她永远不可能全情投入。
    而且，在日本的中国人，很难申请到日籍，每四年，就要去签一次居留证，她很不喜欢这种做法，总不能做一辈子的临时客居之人吧。而且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女人，是不能带丈夫的。所以她决定回国，跟随老公。
    耀送她到机场，分别时，只是轻轻抱她一抱，似乎没有丝毫的伤感，留恋，这是她万没想到的。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连电话也没有。以致让她怀疑，他早就想甩她，她已成为他的包袱。
    这样的分别，让她有些伤感。毕竟这个男人三四年来日日与她相伴，自己生活、工作的一点一滴，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一点点教引她长大成人，帮助她走向成功之路。
    其实不是，收藏艺术上品，是用来观赏、把玩的，作为一项投资，不需要永久占有，特别是在它的回报率，远远大于投资时，放手或转手，是一件很自然、轻松、不用多想的事。
    回国后，看上去一切都好，她成了一个明星企业家CEO的令无数女性羡慕的神秘富有的太太，出入香车宝马，享受着荣华富贵。
    但不久，有一件事，让她如鲠在喉，就是夜半铃响。
    她接到过两次，一个开口即“哈罗”的女中音，她没有多问，即把电话交给了枕头边的他，他接过电话，看了她一眼，简短的说了两句，就是问好不好之类，即把电话挂了。
    他没解释什么，两人一夜无话。
    她不用问，就知道那个女人是他在美国的伴侣。
    奇怪的是，接电话后，竟是她自己突突的心跳，有点怕，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她气自己没有理直气壮的责问他，仿佛自己不是他十年来明媒正娶，患难与共的妻子。
    说什么呢？算起来，这个女人前后跟他的时间，也五六年了，并不比自己的少，能说什么呢？
    她心里惟一硬气的是，当初是他先出轨的，男人总是比较容易冲动，耐不住寂寞，与其让他花钱去做那些高危险的事，不如让他找个相对固定的性伴，风险小，花钱少。
    她什么都算到了，就是忘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几个字。
    她听女友说，现在很多夫妻，为了保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不但分房、分床睡，家中还装两部电话，各用各的。
    晚上，她把这当笑话讲给丈夫听，丈夫说，有这么多秘密，还有什么必要作夫妻。
    她对他的态度很满意，似乎在告诉她，他没有什么隐瞒她的，他的心还是她的。但她还是又申请了一个号，以后，丈夫用的那部电话铃响，她不再接。
    这样既显自己有涵养，又保护了自己的尊严。
    但是，每一次，只要丈夫那部电话一响，她的心就会“突突”的跳。电话铃声在她脑中无限放大，充满了她的世界，而且无处不在，似乎她走到哪，跟到哪。
    有的时候，坐在沙发中的她，会忽然惊跳起来，忽然之间，她又听到电话铃声在尖利的响，她知道，这叫幻听。
    她奇怪自己，为什么在日本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乎过这个人，在乎过这个问题，回国后，俩人天天睡一张床上，她反而紧张起来了。
    后来电话在一天，不再响起，她的第六感，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那个女人回国了，是他同意的。
    他不是一个薄情人，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而现在，正是这长情、厚意伤害着她，这是多么悖论的事！
    她来找他了，他和她在一起了，所有的画面，像冒着蓝红光的电烙铁一样清晰的印烙在她心里，吱吱啦啦作响。奇怪的是不疼，只是有一种缺氧，要被窒息的感觉，她常常要做深呼吸，来调整自己。
    闷闷的，懒懒的，像要沉溺在水中。
    丈夫，一星期中，总有那么几个晚上晚归至深夜，疲惫不堪，周末的休息，他也总有这样的应酬，那样的会晤，匆匆来去。
    回国后，她原本要换国内车本，但她取消了这个想法，她告诉他，北京的交通太乱，她不敢开，这样，家里只买一辆车，周末，她陪女儿上业余补习班，她就可以让丈夫送，丈夫接，中午一起去餐厅吃饭。
    雯现在竟然要如此用心来抓丈夫的时间，还有心。这是她回国前，做梦也不曾想过的。
    她的第二个不开心是女儿，女儿由于交由爷爷奶奶带，一味的娇宠，又不知怎么疼才好，就不断地，毫无节制地给她吃，吃成了一个大胖儿童，特别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垃圾食品，几乎天天不离。
    回来后，雯天天给她减肥，如果减不下来，一个女孩长成这样，她的一生，已输了大半。对于女儿现在的样貌，当爹的虽然没说什么，但不满是明显的。
    有时，雯竟然会想，他会不会和别的女人，再生一个啊！
    回国后，画画、陶艺，又成了她的业余爱好，她在国内没什么名气，她的画、她的陶艺卖不出什么钱来，自然就没有心境去做、去画。
    现在雯又成了服装设计师，只是只给一些高层次的人设计，这对她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她把它当作她的外事活动来经营。很快，她就在那些财势太太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气氛，和她的新贵丈夫的名位，相得益彰。
    回国后，她没想到，东京最令她想念的，竟是随时可见，抬脚可进的咖啡馆，在那里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呆着。
    回国的第二年，她回了一趟日本，耀到机场接她，见面时，给了她一个热烈而又亲切的满怀之抱，就象她昨天才走一样，这让她颇为欣慰和释然。
    雯没住耀为她准备的公寓，而是借住在她以前的房东家，这样做，一是为了让丈夫放心，二是，她不是来和耀叙旧情的。她只想一个人静静，在日本到处走走看看，坐坐东京院街的咖啡馆。那里能为一个女人，提供一个独处的，不被人打搅的空间，不象北京这么逼仄，拥堵。
    房东老太太出租房子，纯粹是为了有个伴，有点人气。
    她的丈夫，是日本一家大报的社长，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回家，但不管多晚，这个女人，都亮着灯，等着他回来，然后扶他进门，给他喝水、喝汤，给他洗脸洗脚、换衣，然后扶他躺下。几十年如一日。难得的是，她的那份平和、安详，永远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似乎随时在等待那个男人的归来。而自己，自那个女人出现后，整天都是仄仄的，百无聊赖的。
    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老太太从娘家继承的财产就不少，还有她哪来的这份恒久不变的生活热情？这次她来，住了几个晚上，见老太太还是这样，她不得其解。
    一天，老太太请她喝茶，她忍不住就问了，话出口后，她怕老太太生气，就呡了嘴，低了头。
    谁知，老太太淡淡一笑说：没什么，我知道他在外面，这几十年，有过不少女人，但我不是为他活，我知道我要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挣那么多钱，做那么多大事的男人，我能够这么多年生活在他身边，我是多么有幸，只要他不管多晚，记得回这个家就行了。
    她没有问老太太她要的是什么，但她知道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她的心，在那一瞬间，出奇的平静，她不再想去坐那东京街头的咖啡馆，她想回家。
    第二天，她就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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