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门口的周晓琳似乎什么都听到了。她赶紧拉住了我的手，好言安慰。听着她即将绷断的弦一样的声音，我的泪山洪般爆发了，啪嗒啪嗒地滴在手里捧着的毕业文凭上。
    “该吃中午饭了，咱们去快餐店买两个饭盒，下午接着找就是了。”她说。
    两个人走了好久，才发现一家路边快餐店。米饭一块钱一盒，一块钱的菜是素的，两块钱的才见一点荤腥。周晓琳点了两个素菜，共花四块钱。
    “要是回去自己做，四块钱可以吃上肉呢。”我又开始心疼了。
    “可你想过没？回家吃了饭再出来，车票要花几块？”她笑了笑。
    我已经饿极了。早上那个价值五毛钱的面包，用手一捏，就是乒乓球大小的一个面团。我端起饭盒狼吞虎咽时，想起了早上那些蹲在路旁，吞吃馒头和面包的民工盲流。现在，我们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物质阶层啊。我们的文凭，给我们带来什么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正吃着，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碗清汤走了过来，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我们没有点汤！”周晓琳紧张地叫道。
    “这汤是送的，不要钱！”服务员温和地笑。
    只有底层人才会同情底层人吧？这个温和的笑容，竟像浪潮一样，激荡了我全身的热血。我的手开始颤抖，几乎拿不住筷子。这时候，我真想对这张亲切笑脸大哭一场。
    就这样，我和周晓琳每天拿着日报和地图满城跑，与一个又一个求职的女孩子拼杀搏斗。整整十天过去了，结果还是两手空空。总结这十天的失败，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也成了罪过。就是酒店招勤杂工、幼儿园招保育员，也都是非有工作经验免谈。
    这天晚上，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住处，澡也没洗，就泥一样瘫在了床上。两个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但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相比于快要被失败磨光的自信来说，身体的疲惫微不足道。来广州之前，我从没想到一份工作竟是这么难找。理想这个词，在窘困的现实面前，虚幻得如同海市蜃楼。
    忽地，周晓琳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也条件反射地坐了起来。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皮，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摊在床上。我也忙把自己的掏出来，摊在床上。
    这十天里，光是吃饭和车费，每人每天至少要花十多块。前天中午，在外面吃的快餐不干净，两个人拉肚子几乎虚脱了，才去了一家小诊所，各打一瓶吊针，共花一百块。这样一来。我剩下的钱只有三百出头，她的只有一百出头了。
    “钱就这么光出不进，怎么是好呀？”我焦虑地问周晓琳。
    “文职人员的竞争对手太多！咱们必须降低标准了！时不我待！”她认真地说。
    “找份中档工作行吗？”
    “关键是没有时间了！”她强调说，“咱们可以先干着低档工作，边干边找好的。”
    “那，明天就去劳务市场？”
    “对！统一口径，就说是高中毕业。干服务员、保姆之类，学历高了反而没人敢要。”
    睡到后半夜，我照例又被隔壁的女孩们吵醒了。
    为了躲避她们制造的噪音，我习惯性地抓起“随身听”。可是，这回我却不敢再按下“PLAY”键，已经支付不起两节电池的开销了。贫穷已使我丧失了欣赏音乐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我在音乐中回忆爱情、回忆张合锐的权利。我沮丧地用毛巾被捂住头，流着汗，一分一秒地等待着隔壁的噪音消失。
    终于安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