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离去的日子是灰暗的，我甚至害怕回家，因为一进到那间我们共同营造的安乐窝，就想起和琼厮守的短短一月，想起那屋子曾经充斥的柔情蜜意。想起这些就只有痛，刻骨铭心的痛。
    我的身体也在起着变化，先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下体开始刺痛，后来扩展到整个腹股沟，我知道自己的并开始发作了。
    我不能去找琼了，即使她回到我身边，两个人在一起也只有痛苦。我只能先治好了自己的病，再去接她。我已经给琼打了已经不知多少次电话，发了多少条短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到一个失眠的深夜，琼的电话终于接通了。我激动万分，尽情倾诉着对她的思念，电话那头却一句话也不说只传来哭泣的声音——她在听。
    “琼，你还好吗？我明天就准备去治病了，如果有眉目了，我就去找你，你千万要等我，今生今世我都不会放过你，我不能没有你！”
    和许多不幸的人一样，我开始关注电视里、广播里、报纸上、大街上任何与这类疾病有关的信息。甚至连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也不放过（直到现在我仍然痛恨那些曾经骗我的骗子，如果政府许可，我一定让这些败类个个变成太监断子绝孙）。
    在“仔细研究”之后，我终于选择了一处不大不小的医院，我害怕社会的舆论（得这种病的人大多被人们冠以“不学好”的评价）。
    医院门口很小，如果不是在路旁立了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并以一个红色的大箭头指示，不知情者绝找不到这里。只有两层楼，里面收拾得到很干净。但在我的意识里，只要是医院就会充满了各种病菌。所以我始终小心翼翼的尽量不碰这里的东西。
    进了楼门，就是医院的大厅，迎面一张台子贴着挂号处的绿色牌子，两个身穿白衣的年轻护士正小声地在那里谈笑。见我进来，都抬起头，其中一个面带笑容招呼我：“先生，请问您要挂号吗？”
    我点点头，她拿过一本票据，在上面画了几笔，“二楼右边第二间，男性门诊！”
    竟然不收挂号费。我抬头望望大厅里挂着十几面锦旗，什么“妙手回春”、“医德高尚”之类，暗想：今天真来对了地方，这里一定是个不错的医院。
    接待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皮肤白胖的大夫，穿着干净的白大褂，从摆着的桌牌上我知道了这是一位性病方面的专家，从医已经数十年，还有很多医学著作发表。这使我对他的信任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
    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又仔细询问了我的病情，得病多长时间了，结婚了没有，有没有“不良”的爱好。我如实的回答着——隐瞒病情受害的可是自己。
    接着他就要我填写治疗登记表，然后去检查室做专门的检查。我没有填写自己真实的名字，看来医院对此也并不注意，或者到这里来的人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填假名已经习以为常。填完表格，我就拿着大夫开的建议检查的诊断卡直奔交费处。
    缴费处在二楼的中间，一个安装着墨绿色防盗门的屋子里。一张1米多高的大柜台把内外隔开，这让我忽然想起了旧社会的当铺。而就在大柜台外，一个40来岁的男人正把大把的钞票递进去，换到4瓶透明的药液。
    后来，就在这柜台前，我终于明白了这所医院中的一切都是谎言，只有从这里递进去的钞票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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