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故乡的大地上》
    我的故乡在西安农村，在那里我生活了整整10年。在那个贫寒的年代，农村的生活条件差，没有幼儿园，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我只能像自然界的蝼蚁一样，以大地为活动常葫，自由往来，在获取食物的同时，自己寻找消愁解闷的乐趣。
    好在土地是宽容的，它生长的粮食、瓜果、蔬菜可供我食用，尽管有时候获取的方式不怎么文明，但我想，它一定会像仁慈的母亲原谅我的过失吧。因为，贫穷，使母亲无力给予我很多物质享受和精神快乐。在某种程度上，我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只能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活着。于是，在广阔的田野给猪羊割草的间隙，当饥饿毫不留情地袭击着我空空的肠胃，我会趁看菜园、果园的农民大伯、大叔不注意，猫腰钻进他们管辖的领地，然后尽情放纵自己的食欲。发育良好的萝卜，虽然头顶一撮带毛刺的叶子似要躲藏起来，但由于它长得太引人注目了，一部分壮硕的青翠腰身露出地面，我就以小羊羔跪地吃妈妈奶水的姿势，跪在大萝卜跟前，然后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它刨出来，一圈一圈地剥下皮大嚼起来，伴着咀嚼的动作，青绿的“奶水”直往食道里奔流，抵达蠕动的胃。当然，对长满架蔓上的黄瓜、西红柿，我也不会放过，总要摘还正开着小黄花的最嫩的黄瓜和最红的西红柿吃。和别的娃们相比，我胆小，所以到果园偷桃时，我不敢和他们钻进果园深处去摘大桃，仅怯怯地在果园边摘些小桃子，安慰一下呱呱叫的肚子。
    肚里缺少油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贪婪的目光瞄向河边的青蛙，蹦跳的蚂蚱，甚至飞行迅速的蜻蜓。捕捉青蛙有专门用具，即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绑扎着一个用粗铁丝制作的小铁叉。手握竹竿，在河边蹑手蹑脚搜寻，一旦有土黄色或翠绿色的青蛙从河里游到岸上，便悄悄靠近，然后对准了，猛地一刺，就将青蛙扎住，收竹竿往下取光滑、肥大的青蛙时，这家伙由于忍受不了疼痛，不停地在蹬腿、抽搐，就是不会发出一声惨叫。蚂蚱好抓，不一会儿，狗尾巴草细长的杆上就能穿一串。诱捕蜻蜓最费时间，是那种酷似直升飞机的个大、翠绿的蜻蜓。夏天，正是蜻蜓繁殖的季节，不时会有“叠”在一起的一对蜻蜓从我们的眼前飞过，透明的翅膀经阳光一照，闪烁出掩藏不住的喜悦。这时候的蜻蜓，警惕性很差，是下手的好时机。当发现一对交尾的蜻蜓栖落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后，便绕到它们后面，屏息靠近，用衣服猛一捂，这一对正在度“蜜月”的蜻蜓就被捕获了。为扩大战果，我们还会以雌蜻蜓作“诱饵”，用线拴住，遥控它转圈儿飞，引诱雄蜻蜓“上钩”。
    “战利品”积累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忙一阵子，比如收集干树枝呀，剥青蛙的皮呀，等等，这才围坐在一起点燃一堆火开始“野炊”，升腾的烟缕中散发出焦醒味儿。青蛙肉最好吃，细嫩，爽口。蚂蚱、蜻蜓腰背部那点肉，有股草腥气，且不经吃。
    在我们这些“刽子手”面前，麻雀的命运同样悲惨。那时，我总认为麻雀是坏鸟，因为一到麦子、稻谷成熟的季节，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去偷吃父老乡亲的劳动成果。为吓唬它们，村里人要用玉米秆或稻草绑扎许多草人，分布在庄稼地里，并将这些草人装扮成农民的模样，“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手”攥一条白色的塑料带，借助风力不时挥动。刚开始，草人吓退过麻雀的进攻，但久而久之，麻雀们好像识破了这种伎俩，竟敢置草人于不顾，在黄灿灿的庄稼地里撒着欢儿“会餐”。
    所以，当我们偷袭麻雀时，便会领略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夜间，麻雀喜欢在树林和屋檐下投宿。我邀约几个弹弓打得准的伙伴，拿上手电筒、布袋，趁麻雀们熟睡之机，将它们围剿。一个晚上能打死几十只麻雀。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过血腥的场面，你想想，麻雀把脑袋埋在羽毛里正做梦呢，一道手电光突然照过来，接着，“嗖”一声，一颗石子被弹弓发射出去，穿透树叶，或进入麻雀藏身的椽缝，不偏不斜，击中麻雀暴露在外面的腹部或脑袋，那一声凄厉的惨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听起来是怎样惊心啊。
    吃麻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爆炒，一种是将麻雀整个用泥裹了，放在火里烧烤，约半小时就烤熟了。吃的时候，将干硬的泥团敲开，剥掉粘满羽毛的泥皮，一个肉色红润的“烤全雀”便呈现出来，然后，撕扯腿、肋骨、翅膀，蘸盐嚼食，所剩脏腑，扔之。
    那时，我就是这样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至于玩耍，内容可丰富了。我可以把蒙在一个小土洞上面的软盖揭开，然后在身边揪下一根狗尾巴草，含在嘴里蘸些唾液，从洞里“钓”出一只红色的蜘蛛先控制起来，再采取同样的方式“钓”出另一只，然后挑起它们之间的战争，兴致盎然地“坐山观虎斗”。当然，我最喜欢玩的昆虫还是蟋蟀，我们把它叫“蛐蛐”。每次伙同村里的娃们到田野割草前，我们先要做好逮蛐蛐的准备工作，即找来废作业本，一页一页地撕开，然后折叠用来装蛐蛐的纸筒。叠好的小纸筒，一端酷似衣服领，一端开着口，就从开口的这端往进装蛐蛐。正值夏季，出门时，我们每人在裤衩的松紧上插了一圈小纸筒，母亲看见了，怕我为逮蛐蛐耽误割草，总要象征性地警告说：“不要逮蛐蛐，好好去割草！”草自然是要割的，这是头等大事。我们一般是割满一竹笼草后，才在辣子地或冬瓜地逮蛐蛐，发现蛐蛐藏在土缝中，便用尿浇出来。回到村吃完饭，我和村里的娃们各人抱出自己的“蛐蛐罐”开始斗蛐蛐。“蛐蛐罐”形态各异，有的是旧搪瓷缸，有的是陶瓷罐，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在“蛐蛐罐”里均要垫些湿土，并压得很平整，里面还放有一块布满窟窿的“山形”炭锈，以便于蛐蛐藏身和磨“钳子”用。我那时至少有3只“蛐蛐罐”，分别养了大将、二将、三将3只蛐蛐，和古代战场上统帅派战将打仗一样，斗蛐蛐的时候，我先以三将“应战”，如果三将输了，再派二将上，再输了，就让大将给“弟兄们”报仇，挽回失利的局面。这蛐蛐的大将、二将和三将之分，绝对不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更不会是由于哪个蛐蛐跟我关系好或暗中贿赂了我，我才给它们排了如此的“座次”。这3个“将领”，是从我所逮的许多蛐蛐中通过“过关斩将”、“浴血奋战”拼杀出来的，可以说都经受了生死考验，个个身怀绝技，不是白吃饭的角色。你想，它们都要到“战场上”去与对手真枪实弹地决以雌雄，敢弄虚作假吗？如果把没有真实本领的蛐蛐委以“大将”头衔，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它自己，丢脸的也只会是我，人家赢家会讥讽说“你是怎么选将的，就这臭水平啊！”而我输的就不只是一两只蛐蛐了，而是自己的威信。因此，我们斗蛐蛐是非常讲究游戏规则的，双方都是从小往大调“将”决战，直到最后才让“大将”交手，决定输赢。也因此，这最后一战极其艰苦，也极其精彩，肩负重任的双方“大将”，把长在发亮的闹们上的两根细长的触角亢奋地抖动着，它们一旦相遇，连招呼都不打，就激烈地肉搏起来，彼此张开的或红或白的两对“钳子”绞咬在一起，推搡着，扭转着，一边由翅膀在颤动的磨擦中发出清脆的“叫声”，像是自己在给自己擂鼓助威。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斗蛐蛐也不例外，最终必有失败者。但获胜也都是暂时的，没有常胜的蛐蛐，而当你赢得“冠军”之时，也是将面临更多“挑战者”轮番挑战的开始。多年以后，当我观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直播的“世界拳王争霸赛”节目的时候，就觉得拳击台正是我小时候斗蛐蛐的“蛐蛐罐”啊。但取得任何荣誉，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年夏天，由于我的蛐蛐遭受惨败，不服输的我一大早就跑到故乡的田野去逮蛐蛐，决心“东山再起”。到了中午，我在豇豆地里终于发现一只个大、全身金黄的蛐蛐，凭经验判断，这只蛐蛐绝对是“将领”级品种。于是，便对这只在草丛里蹦跳的蛐蛐穷追不舍，结果左腿从豆架间隙跨过去的时候，埋伏在草丛里的一截直立的竹棍，毫不留情地刺进我的腿肚子，疼得我歪倒在地边半天站不起来。好在刺进肌肉里的竹棍，没有伤及动脉血管，流出的血并不多。当我一瘸一拐回到家里，没少挨母亲的训斥。她一边责怨我“不听话”，一边把残留在我腿部肌肉里的竹刺拔出来，然后在伤口处涂了些红色药水进行了包扎。直到今天，我的左腿上还留有一个烟头般大的圆形疤痕，永难消失。
    人是感情动物，当一个人对某些东西接触时间久了，就会对这些东西产生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由于家里养的猪是我看着长大的，整天在操心它的吃喝，春夏为它割草、拾西瓜皮，冬天为它到附近厂区捡白菜根，所以，每年临近春节该出售猪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凌晨，当表兄帮着母亲把猪往架子车捆绑的时候，我躲在家里不出来，听着猪悲伤的嚎叫，禁不住留下了泪。但是，养猪就是为了交售的，也只有交售了猪，才能换回肉票。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猪被绑好到架子车上，母亲叫我和她一起交猪的时候，我只能随她一块去。因要赶10多里路，天还没有亮，我和母亲就拉着猪出发了。到了屠宰场，交猪的人已排成长队，他们蹲在自家的猪跟前，一言不发，表情很复杂。只有个别人，在相互夸说对方拉来的猪膘肥体壮，说着，将粗糙的两根大拇指并在一起，在猪的脊梁上压一压，果然有下陷的感觉。母亲悄悄对我说，那人是猪贩子，和猪没有感情。屠宰场有规定，交猪前，不能给猪喂食。我看着猪要饿一上午，挺可怜的，就偷着把带来的馍给猪吃，也算是给它饯行。
    交了猪临回时，母亲特意带我来到一个很大的栅栏前，栅栏里圈了很多收购的猪。母亲让我辨认我们家的猪，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伸出手“唠唠”唤着，好像熟悉我的声音，那头显得瘦小的黑猪，慢慢地走过来，当它用干燥的鼻子触吻我手指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