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野便一边下山一边与女人慢悠悠地讲起了大学往事。
    “我们的大学时代，”他眺望了一下远处的群山继续说，“可能对精神的追求多点，因为以前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精神会餐更过瘾。有时快乐来自一种神秘和危险，因为八十年代初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地下的精神食粮就跟偷情一样刺激，越看不到的电影和书搞到手时越过瘾。有一次，我们聚在一个朋友家里，关门闭窗，连窗帘都拉上，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只为看两盘录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一部根据澳大利亚校旱拍的《荆棘鸟》。一个是关于集权政府对个人自由和私生活无孔不入的控制，其预言惊人地准确；另一个是关于人面对上帝和女人的痛苦选择，神父临终前在毕身所爱的女人面前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神而没选择你。这看上去就像一种人生无法逃遁的困境。如果神父选择了所爱的女人，他临终前会不会发出正好相反的忏悔和叹息呢？”
    “为什么一定是不完美的结局呢？”女人问。
    “因为这是命运，命运是神秘的！如果真有完美的结局，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继续发展的余地了。因为完美意味着死亡！”
    “那死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杨雪菲问。
    “死其实就是生的一部分！生死本是一体两面。《易经》里说‘否极泰来’，所以死亡就是新生的开始，绝对世界与相对世界的通道。佛教里不也讲前生和来世吗？其实无论在佛还是道的理论中，死亡都不存在，生命是永恒的，它只是不断变换形式。一切都在变动中，一切都是开始，也都是结束。而我们此刻为人，也只是无数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比如杨雪菲，就是我今天在生命的旅途中遇到的神秘伴侣，而我对于你也一样！”
    杨雪菲神色既惊讶又羞涩，便慌忙说，“你的话真有意思！”
    王晓野说，“你光听别人的故事，怎么不讲讲你自己呢？”
    “我太年轻，没什么故事可讲。我谈过一次恋爱，但毕业时分手，他回了海南老家，好像是早已预期的分手一样。毕业后我爱一个男人爱了两年，可他已经是别人的老公。好像又是个注定分手的结局。”杨雪菲的语调充满伤感。
    “很好，这就是命运，没有道理，就是如此！”
    王晓野看着她，觉得她充满鲜活、率真的气息，没了都市女人的浮华和傲气，却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单纯，如竹林边浅浅幽幽的小溪。
    原计划第二天一整天和李安平谈他公司重组上市的事，但由于王晓野心里还在为华北食品的麻烦揪心，第二天一早他便飞回了香港。但他与李安平约好尽早再会。
    王晓野下飞机一打开手机，金建国的电话就到了。他的声音很激动，“王总，事情解决了！银行不再逼我们还钱了，一切等我们上完市再说。不知道王总使的什么高招，陈市长让我向你表示谢意。”
    王晓野说电话里不便多说，一切按方案往前走就行了。
    他大松了一口气，赶紧打电话问郑雄。郑雄一笑，轻描淡写地说，“我找了中国信贷银行总行的一位高层负责人，这位老兄曾长驻香港，做过一些不太干凈的事情。我通过我那方面的关系知道了一些事，就托他们帮忙疏通一下。结果就这么摆平了。”
    一场重大危机凭一个电话就被化解了，所谓体制的优越性在王晓野眼里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具体。他不禁对天长呼：“天不灭曹！”
    两天后，华北食品H股顺利上市。由于股份高度集中在郑雄手中，市场上没有沽售的压力，而160倍的超额认购使股票一上市就吸引众多散户的追捧。第一天收市股价从0.30涨到0.42，升幅40%，两个星期后，股价涨到0.60，升幅一倍。
    趁这股热潮，郑雄开始出货，他仿佛重新找到了当年在股市上叱咤风云的感觉。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他和金建国将手头3.6亿股的股票全部出手，平均出货价格0.45港币。在前后一个月的投资期内，郑雄的利润为4800万港币，金建国的利润为600万港币。
    当最后一批货走完，郑雄约王晓野到文华酒店大堂咖啡厅庆贺。他打上他的蝴蝶结领带，开一只香槟酒，然后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古巴雪茄。王晓野仍然对那件电话搞定的事充满感慨，郑雄就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此刻的他可谓气定神闲、风度翩翩。说完这单业务，他让平时不抽烟的王晓野也点燃了一颗雪茄，然后向他娓娓道来那次决定其命运的泅水逃亡，就是那次在南头下海的偷渡。
    他喜欢在这种发酵的烟叶和发酵的气泡酒中找回记忆中的画面：后面是荷枪实弹的边防和民兵追捕，前面是茫茫无边的大海，我还能搏什么？他说，只能搏命！讲完死去的伙伴时，郑雄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然后两眼发愣，看着烟慢慢消逝在空中。王晓野发现他目光遥远，眼眶湿润，便把头默默地扭向一边。他说死去的伙伴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最善良的，也是这次偷渡的组织者和发起人。
    王晓野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一生不也在不断逃亡么？他感觉追赶郑雄的民兵一直在后面追捕自己，而自己追赶的目标却始终如地平线一样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即使在峨眉山金顶放眼云海，银行追债的惊魂一幕不照样从天而降吗？他便再度提醒自己：
    此间一切本是虚幻，一场戏而已，何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