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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一年秋天,我进了本地的一所工科大学。袁静娴没有考好,本来想当医生,却只考取了高级护理专业。据说是因为早恋分了心,和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那团支书倒是没分心,去了北大学国际金融什么的。大学生涯本来应该是无比浪漫的,可我们学校女生实在太少,而且这学工科的女生,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实话说都相对差一些。我比较懒,不愿意走出校门吃外食,只好读书打发时间。我们图书馆有一间小阅览室,架子上是本校各专业最常用参考书,我无论什么内容按顺序拿来就看,四年下来居然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
    我的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自学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除了日语逮到什么学什么。图书馆语音教室的管理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借磁带,通常是这样的:请问有德语入门吗?什么?借出去了,那法语入门呢?西班牙语也行!这样的四年大学使我日后的应变能力比较强,很容易就能进入新的课题或另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就毕业了,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无事可做,而且没有福利房可分,于是我不得不再找出路。那年月气氛比较沉闷,出国还得要侨眷证明,出国这条路对我是堵死了。
    半年以后,我考了外企服务中心,把档案扔给人才交流中心,就去外企做事了。虽然没有福利房,可工资高出许多,人也风光一些。外企和国企最大的区别是:办公场所干净,人穿得整洁,特别是女职员,冬天也是西装套裙,丝袜加高跟皮鞋。我对白领制服的特殊癖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我在外企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初恋。
    我的女朋友林薇是同一部门的经理助理,那会儿女秘书的名声已经不行了,所以都改称办公室助理。我是春节后去新公司的。上班第一天,人力资源部的人领着我熟悉环境。推开一间办公室,一个短发的女孩儿背对门正忙碌着。白色的长袖衬衫,蓝色的西装背心,蓝色的制服套裙,肉色的长丝袜,黑色的高跟皮鞋,标准的文秘装束。听到声响,女孩儿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我只觉一阵心慌意乱。
    林薇不是城里的,比我小一岁,是大专生,和我的求职经历差不多。她毕业后在大兴的一所小学里教英语,学校条件差,冬天还要生火炉取暖。寒假时她经人介绍在公司里做零时工,后来就留下来了,比我早不了几天。那年月大学还没有扩招,我出身名牌大学,又是市区户口,在女孩子眼里还有一定的价值,很快我和林薇就走到了一起。林薇没有袁静娴漂亮,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很相似,都很温柔好听。搂着一个漂亮的白领丽人,走在春寒料峭的建国门外大街,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我感到非常虚荣。我那时非常单纯,恋爱仅限于牵手和接吻。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林薇住在她姐姐家,我们想做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条件。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春天,又走过了夏天。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然而,我错了。
    我和林薇公开关系不久,就有同事委婉地提醒我,说林薇是一个「不断要求进步」的女孩子。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北京的春天很短,杨花落尽,蝉儿就唱起歌来,告诉大家夏天到了。等蝉儿唱累了,秋风就开始给西山染上一层红色。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后留在了公司,准备直接去火车站,坐夜车去上海出差。临出门忽然想起来,有一份报告忘记交给老板。我回去取了文件,见经理办公室还亮着灯,敲了敲就直接推开了门。我顿时目瞪口呆:老板正搂着我的女朋友上下其手,而林薇衣衫不整,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不知所措,最终我强忍怒火摔门而去。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出了上海。
    在出差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很多。林薇和老板之间关系不一般,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她一个大专生能够留下来,据说就是老板去特别争取来了。他们的关系恐怕大家全都一清二楚,除了我。我并不愤怒林薇和老板如何如何,毕竟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大家都有权力选择。我恼火的是我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我居然被欺骗了那么久。
    (老板正在对林薇上下其手,而她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
    从上海回来,我没有去质问林薇,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在楼道里碰面,仍然点点头打招呼,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结论是: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升职,加薪,出国培训,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所以更加无所顾忌。
    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三十出头,我们都叫她琴姐,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讲起话来和颜悦色,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更要命的是,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还是完成时呢?林薇爱干净,不会躺在地板上,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想象力真是可怕,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
    (那女人叉着腿躺在地板上,是现在完成时。
    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这一年雨雪特别少,整个城市又脏又冷,让人很不舒服。圣诞节快到了,公司里照例开晚会庆祝。按照西方人的惯例,家属们都被邀请了。我见到了我们部琴姐的丈夫,还聊了几句。那是一个本分的居家男人,一轻总公司下属单位搞技术的。我猜想他对妻子的工作性质不甚了解,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对我大谈特谈一家两制的好处:他在国企等福利分房和报销药费,他的妻子在外企挣钱,过两年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实验小学。我嘴上敷衍地恭维着他,心里无限悲凉:可怜的男人,哪里知道自己妻子的工作,竟然还包括宽衣解带,把宝贵的贞操和美妙的肉体,奉献给好色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从那时起,我对所谓的职业白领女人充满怀疑,对西方和西方男人更是刻骨铭心地仇恨。
    过了年,我就开始找别的出路,因为我的老板不断地找我的麻烦。天无绝人之路,留在大学里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国家教委修改了大学生强制服务制度,无论华侨与否,只要退赔培养费,本科一年两千五,就可以办护照出国。于是我开始准备托福和GRE,给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其它狗屁小国的学校写申请信。我的托福和GRE一塌糊涂,我哪里考得过学校里的专职考生!也许是上辈子积德,五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竟然拿到了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全奖。
    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赶紧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一幅欧洲地图,查找这个奥胡斯到底在哪儿,然后辞职,交培养费,加急办护照,其过程就不详述了,基本上和妓女赎身差不多。
    在我离开公司之前,林薇找过我一次。我们在楼下咖啡厅里枯坐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林薇开口说,她并不象我想的那样,那天我看到的,就是她和老板的全部。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没有和老板上过床,如果我不介意,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林薇和老板的关系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在于,我不再信任她。男女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八月底,我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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