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想，也许她和他的交往是为了完成硕士毕业论文而做的一个实验吧，亦或许是她的一个社会调查而已——那时，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是婚姻，但是华轩对于婚姻没有任何见解，只是洗耳恭听她的奇异怪论。她还没有成书的一个理论是，人不应该结婚也最好不要孩子，只要一个喜欢的工作和一个性和谐的异性就可以了，因为按一个人的有效生命60岁计算，前20年在上学在奋斗，如果太注重家庭和繁衍后代的意义，中间20年就要在忙碌和争吵中浪费了，也就直接降低了后20年的生活质量。
    华轩当时总结为“人生苦短论”。此言一出，结果他们就地及时行乐了一回。
    在吕长芹的出租屋里，厚积薄发，两人疯狂地做爱，仿佛要把过去多年的损失夺回来。不能说，研究生的理论没有对华轩产生影响。吕长芹的主动与那个研究生有本质不同，也许那个研究生是出于本能和校园生活的清苦，需要将她从书本上获得那些意淫式的文本搁到现实中，找到一种印证、体验或发泄，而在吕长芹的主动里，是在表达一种歉意和补偿，是在以一种殉道者的心态，求得男人的一种认可。
    婚姻很快提上日程。
    生孩子，筹钱暗揭房子，生活漫漫变得索然寡味。
    由于大学时的尴尬恋爱史，他们都不愿意见过去的同学，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少，正如他们做爱的次数。
    在一个激动人心、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成就感的夏天，他们东拼西凑借了钱，终于把房子简单装修了。搬进去的时候，只有床和饭桌，还有一包包皱巴巴的旧衣服，连窗帘都没有钱购置。
    一对新人，两套旧行头。
    当晚，他们这样自嘲着手牵着手从浴室里出来，关了所有的灯，在发烫的蔑席上干了一件大汗淋漓的事情，以示乔迁之喜。
    有一个周末，吕长芹从厨房发出一阵惊叫，她光着身子抱着一堆衣服站在华轩面前说，对面楼上有人在拿着望远镜看她换衣服，现在哪儿都不能换衣服了。是的，四周都是阳台，他们甚至只好晚上把灯关了再换衣服。
    直到两个月后，支付了装修工的工资后，他们才装上了窗帘，开始了室内天体运动。
    如果不是公司派吕长芹到深圳培训学习，也许他们会象许多人一样拼命工作，把暗揭房象蜗牛的家一样供着，然后满足于扎根一座城市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