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
    “是的，是哈萨克马匪！他们熟悉地形，来无影去无踪，时常打我们的伏击，对我们的威胁最大！这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购粮分队频频被他们袭击，到现在已经损失两千多人了！”张寿增沮丧道。
    刘庆斌心中清楚，让张寿增管理民政他是一把好手，可若让他指挥打仗就勉为其难了。
    攻击雄鹰军的俄军是沙俄阿斯特拉罕省的军队，共五个团，六千余人。其中，两个是步兵团，三个是哥萨克骑兵团。因为是省军，相对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人数处于劣势，再加上俄军主要是以阵地进攻为主。所以对雄鹰军的威胁并不大。
    真正让张寿增头疼的是阿列克匪帮。
    阿列克原本是托海莫勒部落的普通牧民，早年在哈萨克和罗斯托夫间贩运牲畜。
    五年前，阿列克因不满沙俄的苛捐杂税，带领40余名同部落牧民在阿斯特拉罕做了马匪。此后阿列克在该地昼伏夜出，四处抢掠。阿斯特拉罕省派遣一队骑兵前来讨伐，却被阿列克击败，阿列克名声大噪，一些不堪受欺压的牧民开始自觉投奔他。
    到这年深秋，他的手下增加到200人，他们到处杀人越货，行踪诡秘，当地驻军追捕多次，不得要领。
    第二年，哈拉斯部落牧民杀死追捕的警察，携枪械投奔阿列克，此后，阿列克的势力大增。他给予自己的部下在草原上有抢劫、杀人的权利。靠这样既打阿斯特拉罕省军，又抢劫牧民的手段日益壮大起来。
    前年春天，阿斯特拉罕省集中了几乎全省的部队，对阿列克大举进行军事进剿，双方激战竟日，损失都很惨重。严冬刚过，阿列克部迅速恢复了战斗力，阿列克部即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去年3月，阿列克率部队数千之众攻打阿斯特拉罕省首府阿斯特拉罕市，阿斯特拉罕市驻有俄军三个团。阿列克部 3000余众向阿斯特拉罕市猛扑。省军3个团损失惨重。阿斯特拉罕市商民纷纷逃往罗斯托夫避难。
    张寿增他们来到阿克套时。阿列克匪帮已经达到了5000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阿列克匪帮与阿斯特拉罕省的军队不是死敌吗？怎么会共同进攻你们呢？”刘庆斌奇怪道。
    “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若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如此狼狈！”张寿增无奈道。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他们之间已经相互勾结起来了！”刘庆斌思忖道。
    ……
    3月10日。刘庆斌赶到阿克套雄鹰军驻地。
    当刘庆斌进入营地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情景震憾了：无数雄鹰军排成两路前来迎接他。他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破烂的军装已分不清原来的颜色。满脸的胡须像久居深山的野人，深陷的眼眶犹如地狱的饿殍。其中还有一些搀着的，扶着的，拄着拐棍的。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风餐露宿，行进了上万公里路程，来到了异国他乡。他们到处被围追堵截四处流窜，已经陷入濒临穷途末路。但是，他们没有溃散或者被消灭，他们还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刘庆斌眼睛湿润了，他心中万分自责，自己应该早些来，自己应该多关心一些他们。
    与此同时，刘庆斌也在心中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向俄国人和那群土匪复仇。
    ……
    到达了阿克套，刘庆斌还没来得及和刘道真、刘八他们细谈，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封刚刚收到电报上。电报是袁世凯发来的，他遇到了天大的难题。
    原来，日军攻下青岛后，民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公使，提出撤兵要求。日本方面不但不予置理，反增添大军，进占潍县，沿铁路进逼济南，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沿线各矿山，所有路矿办事之中国员工悉数被驱，全体改用日本人办理。并假此大发雷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驻华公使当面向袁世凯递交秘密条件的文书，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
    袁世凯把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可是，日置益坚持请袁世凯先亲阅一下。
    待日使辞出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袁世凯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三天，详议对策。大家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结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民国政府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袁世凯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最后决定让孙宝琦、曹汝霖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谈判。谁知，谈到现在日本人都不做丝毫的让步。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给刘庆斌发电报求援。
    在后世，袁世凯因与日签定了“二十一条”而备受诟责，甚至被视同“卖国”，但这一评价显然是不客观的。民国初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多个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之下，不仅国力虚弱，边疆危机等外交难题迭起，作为中国新统治者的袁世凯，既背负着晚清旧外交的沉重包袱，又承担着开创民国新外交的历史责任，要求袁世凯在重大对外交涉中都能取得保全国家权益的重大成果也是勉为其难的。
    刘庆斌深深能够理解袁世凯的困境，他静下心来给袁世凯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