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翻脸后，此人又自立门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也做起香烟等走私生意来，实际上他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但赖昌星既是一方霸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没多久此人被逼出走，独自浪迹海外寻求发展，不过此生中，他是永远也不会放过赖昌星了。
    此人对赖昌星的关系网和走私行径了如指掌，他在举报信寄出前曾通过中间人与赖昌星摊过牌，公了？还是私了？所谓私了，就是“放血”，拿钱堵塞举报人的嘴，息事宁人。
    举报人倒是君子坦荡荡，他自我泄密的用意是想扰一下赖以泄心头之恨。他想象赖知道是他举报，肯定自乱阵脚。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赖肯定要屈服于他，对他开出的价钱照单全付。
    没想到赖根本不买账，他气得咬牙切齿，说就是把钱扔了、烧了也决不给那个王八蛋。当然赖昌星也有理由不买账，他坚信自己多年编织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完全罩得住这封举报信，他决定与举报人抗衡到底。就这么势不两立，彼此扔给对方的都是一副白手套，这封举报信确是举报人的精心力作。举报信是否有目的地散落民间也未可知。举报信随附了六十余页的证据材料，重点举报赖昌星疯狂走私“两油”（植物油、原油）、香烟等商品牟取暴利的事实，声称赖昌星借控制通关渠道继而控制整个厦门岛的走私活动，是个走私霸主。
    举报信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女容是，列举了赖昌星走私关系网内二十余个重要人物，最高职位者为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厅局级干部有杨前线等六人，按地域分，北京三人，福州两人，其余均在厦门本市。涉及的部门单位有：北京两个部，厦门市委、市府、海关、边防、港务等政府部门以及开元、东方、特贸（特区贸易有限公司）等国营公司，其中已有香港居民身份或他国护照的有九人。
    这张关系网引起高层震惊，举报信对网内人物在远华走私案中的作用，逐一作了简介。举报信还声称：二十余人只是网中一小部分网虫，还有不少在网上活动的蜘蛛、苍蝇就不一一列举。
    举报信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还不断爆出“冷门”，说赖昌星纯粹是老大，他独占鳌头雄霸一方，幕后策划，暗地纵，用的是“借船出海”的绝招。举报信还揭露了十余家国营或军办企业，怎样被赖昌星网罗，合作走私，且如何进行利润分成。这十余家公司中，作走私的人员及其作用也被列出。特别提到，厦门开元外贸公司及其总经理陈光辉与远华勾结的走私内幕，声称陈光辉光走私植物油赢利就达三点八亿元人民币，提到陈光辉化名陈进，购买菲律宾护照，置有香港地产三处，总值两百三十余万港币。
    举报信洋洋洒洒数万言，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就足以让人震惊，加上几十页的附证，可谓言之确凿。据说连以打私为职业的海关总署调查局、侦查局有关人员看完此件后，也被震惊得长久无法开口表达某种感受。他们意识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组织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无人比拟，这回算是碰上一个真正的不可轻视的对手了。
    举报者为何选择一九年春节后出击？原因之一是一九九八年打私工作会议之后，打私风暴猛烈而强劲。湛江“九八.九八”大案的侦破，使举报者受到鼓舞。所以举报信称：“今天，党和国家下决心严厉打击走私，惩治腐败，江总书记、朱总理表明了态度，我们才敢站出来揭发。坚信邪不压正，总书记、总理就是我们的靠山。
    当专案组入驻厦门，开始严查远华集团走私、腐败案以后，厦门就有人私下议论，要不是远华集团的副总与赖昌星反目成仇，向中央举报，走私内幕也许永远是个秘密。这种说法只反映了事件偶然性的一面，专案组成员后来与厦门本地普通百姓闲聊时听到他们抱怨：远华走私，这可是公开的秘密。早点查就好了，不至于牵涉那么多人。
    确实，当时厦门岛海上船来船往，陆上车流滚滚；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赖昌星集团以控制“通关”渠道，继而控制驾驭厦门岛上整个地区的走私活动，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典型现象。原因是赖昌星以各种满足人的的手段，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权力配置网络。厦门走私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其影响已辐射全国。
    远华集团重点以金钱为腐蚀剂，不但腐蚀了公务员队伍、国企公职干部阵营，而且也同样腐蚀了公司内部的人员。尤其是远华集团高层负责作走私的骨干成员们，在腐蚀他人的同时，自己的腐化程度日甚。可谓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玩弄女人陷进欲海、竟夜豪赌迷于刺激。而这一切全得金钱铺底。久而久之，集团内部为利益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日趋严重。有的走私骨干背着赖昌星轻车熟路自己搞几票走私，也变得习以为常。一九年春节后，赖昌星就多次与他的密友谈过自己的忧患：“侯小虎（集团副总）这些人心很大，都只会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在外面很张扬。卡拉ok厅里给小姐小费一出手就是两千元。惹出了问题，还得公司出面去摆平。
    赖水强、赖昌图曾愤愤不平地陈述：“远华哪里是姓赖啦？曾氏掌握财务大权，远华的钱都攥在他们手中。还有侯小虎、王双敏、王泰成等海关出来的人，哪个都捞有上亿的钱啊。”赖氏兄弟二人的话，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华集团中的利益倾轧已到了白炽化的程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迟早都要爆发，赖昌星的走私骨干中，离心倾向日益增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认为卖命走私，所得非所值。对赖二心、微词甚多的副总等人也与自己的密友诉说赖的贪心：“做油这生意是我和开元公司的老总介绍给赖胖的，原先讲定五五分成，但赖不讲信用，实际是三七分成。我们也认了，可这三成赖还常拖着不付账。”
    所以，随着走私暴利的膨胀，赖的集团与为他控制的走私团伙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赖昌星能够将他的走私“事业”推向顶峰，靠了一张金钱织成的关系网，他纵情享用着网内为他收买的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就是关系网内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多次为赖保驾护航，非法干预执法部门的查处。一九九六年，李通过关系责令深圳海关将扣押的赖昌星的一条装载价值一点二亿元的私货船放掉。该船到厦门再通过杨前线的关系办理了假转口手续，空船转口到菲律宾。而走私货物汽车、化工原料、电脑等被留在国内销售。
    姬胜德，部队某情报部负责人，曾将远华公司挂靠为部里企业，为赖走私提供强力后盾，也曾多次出面为赖放私，并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提供重要情报。
    这是两个已落入法网，公诸罪行于报端的重要人物。遥想赖昌星走私“事业”风光之时，曾借用了这两个人物多少权力便利。如此高层权力执掌者竟会被赖昌星玩于掌上，普通老百姓想像力再丰富也会对此事实目瞪口呆。
    赖昌星还有某安全部门颁发的“特通牌”，这张牌照放在车上，不仅过桥过路不要掏钱，而且别人不能进入的地方他都可以昂然进入。
    一九九八年公安部春节联欢晚会上，赖昌星以贵宾身份前排亮相，提高了身价，以正面人物形象昭显于世人面前，是他对人民公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因很简单，赖昌星以数百万元资助了这台晚会。一旦到了名誉地位都可以金钱买到手的地步，你说赖昌星在厦门的走私霸业还能不如日中天。
    赖昌星的走私骨干中有一员干将叫毕榕鹭，当专案人员要他说清楚在远华走私过程中自己的作用时，他摊牌了：“我的身份你们不清楚，有些事我不能随便说的。”“那你有什么情况不能向中央专案组言明的呢？”“那牵涉到国家安全。”原来，他有一张某公安厅安全局人员的证件，他以这个身份要挟办案人员。这是一曲闹剧，却令人深思。
    赖昌星在北京设有联络站，而将联络处副主任的头衔送给某人物的妻子。这是个闲职，发工资总比直接送钱要冠冕堂皇，而且就当事人来说，有个工作岗位，拿起钱来也心安理得。不过商人的投资总是讲究回报的，赖昌星的投资取得的总是高效回报。“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到了北京，赖除了从厦门的渠道掌握事态发展的信息外，也启用了北京的信息网络。所以举报信在北京的走向、引起的反应，赖均一清二楚。
    一九，中央有关领导在中纪委和海关总署的上报材料上批示，下令严查远华走私案。赖昌星居然比专案组负责人早六天知晓批示的内容，他的对应之策便是采取了“走人”（走私骨干外出避风）和再次扫荡式的销毁走私证据的措施，对留下的走私活动参与者还逐个做好安排。
    后来中央专案组在侦办远华走私腐败大案中，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赖昌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侦查措施。其中，“走人”一着棋，几乎可以把查处活动“将死”。一九年夏季，一大批走私骨干分子逃亡境外，达七十余人，后虽通过国际刑警配合，抓捕不少案犯归国，并使用政策措施，迫使部分案犯主动归案。可像赖昌星、曾明育、侯小虎、王泰成一类策划、作走私以及直接行贿者，依旧隐匿踪迹，或浪迹天涯，给专案的查处造成巨大困难。
    赖昌星远交近攻，上下织网，他的关系网不但网罗了厦门党政军各界要员，而且还囊括了福建省乃至北京方面的某些权威人士。他渗透权力高层的方法很多，可谓别出心裁。一是邀请高官到厦门视察，不失时机地与高层领导合影留念，并将这些照片放大，悬挂于办公室醒目处，以抬高自己身价所谓拉大旗做虎皮。
    二是收买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和司机。一九年五月，赖昌星给某高层领导的秘书一包几十万元钱的物品，该秘书开车去一个朋友家，把包放在车上，被小偷敲破车窗玻璃偷走。赖听说此事后，哈哈大笑：“该那小偷发财。”他劝慰那秘书：“我下次再送你一包不就得了。”
    三是将高层人物的亲友及子女安置到他的企业里就业，给予优厚待遇。
    四是通过看似正当的商业交易渠道，和与高层人物有血缘关系或特殊关系的商界“精英”做生意，巨额让利。
    五是利用具有远华特色的常规武器，极大地满足各类人的，进行物质与感情的双重投资。
    赖昌星热衷于“形象工程”，九七年九月八日，八十八层的远华大厦举行奠基典礼，他邀请北京一家名声挺响的歌舞团前来助兴，许多著名歌星、舞星荟萃，演出“阵容”庞大。歌舞团在厦门人民大会堂连续汇演三天，还临时自编自演节目，为远华唱尽赞歌，为出巨资邀他们过来的赖老板歌功颂德。有位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至今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查远华公司，她在北京几次为赖摇旗呐喊：“赖老板，多好的一个人哪，为什么要查他呢？”据说这位歌唱家与赖只数夜欢娱，赖竟给她一千多万元的“感情费”。
    来而不往非礼也。评点二十四史影印本一共印了九百九十九套，每套一百六十七本。据说总书记访美期间送了一套给他的老师以后，这套书价值上涨到六万元以上。而能得到这一套书的决非凡人。赖昌星在北京竟然得到某人物馈赠的这一套影印本。此书于赖何用？赖的文化底蕴也消受不了这套书的文化营养。因此赖昌星又慷慨转赠给了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接培勇接受庭审时，这套书又成了他接受赖昌星贿赂的铁证。
    所谓“借钱”给官员，赖昌星当然不足挂齿。最有价值的当是权力利用的回报。于赖昌星称作回报的东西，在回报人那里应正名为“出售权力”。就这一点来审视远华的作为，怕是有了点青红帮的味道了。
    有些互联网上信息乱传，国外一些通讯社也惟恐中国不乱。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中国政府不敢触及高层人物，查处远华案将会草草收兵；不可能将赖昌星引渡回国；赖昌星一旦回来，可能要引爆中央大员云云。
    这些话不能不说确实敏感。但试想，赖昌星不到案又怎能弄清真实内幕？很多微妙关系如何破译？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人证、物证，要铁证如山。而仅凭一些现象就能够作为证据查处某些高官？有些难解的谜团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彻底解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层对重大腐败案件绝不姑息，总书记已将反腐败的成败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认识。等中央领导多次听取远华专案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哪怕走私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尽全力抓捕归案；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该重判的重判，必须用重典的就用重典，坚决严惩不贷。公安部就有一个负责远华走私案海外逃犯抓捕组。
    在厦门，检举赖昌星走私，谁人受理？九八年八月中旬，也是“一群申张正义的人”，将举报材料寄给了厦门原海关关长杨前线。举报信很快被交到了赖昌星手中。那是九八年打私工作会议以后，赖昌星迫于反走私高压打击态势，见了举报信言之确凿，遂采取第一次大规模的毁证行动。
    九九年初夏，赖昌星从北京的信息网络很快得知中央要组织打私专案组入驻厦门后，他扬言：中央来人办案也需要当地配合，没什么了不起的，来一批我搞定他一批。谁不贪财恋色，我就不信中央专案组的人是金刚不坏之身！
    赖昌星已是沙场老将，他的走私活动也曾遇到过不少风浪，但依靠那张钱铸的网，却总是逢凶化吉。所以，面对中央专案组的到来，他不但从北京、沈阳聘请法律顾问、律师为他和专案组较量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北京某些已为他所用的记者、主持人写信申诉远华被诬陷、诬告的“冤情”，动用各种力量与专案组对抗，甚至放出风声，要把中央专案组的主要头头“灭掉”。
    只是，后来当福建省原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赖昌星的“哥儿们”，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把中央专案组要动用国家机器抓捕他的绝密情报通报于他时，赖昌星才清醒。凭他的势力要与国家机器所代表的正义力量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只好仓惶出逃。
    赖昌星想与中央专案组对抗，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有恃无恐，他自信在他盘踞的厦门岛上，那张网的力量定会罩住一切，先看市委、市府。现已被“双规”或被采取法律措施的就有两个副书记刘丰和张宗绪，三个副市长赵克明、蓝甫、苏水利。五人组合俨然一套领导班子了，赖昌星还怕什么？
    省公安厅有庄如顺，还有厦门市里公安、检察系统的兄弟相助。杨前线的某亲戚犯事，还是他赖昌星出面摆平的。
    省里某副省长也已被“双规”。他主政厦门时，正是赖昌星霸业如日中天之际。再说，厦门市各权力机构的头头脑脑，赖昌星与他们并非泛泛之交。杨前线是海关关长，可他赖昌星也被海关许多人认可为“地下关党组成员”。为什么？因为在海关，赖昌星要把他看中的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没有办不成的。厦门海关的蔡海鹏，竟是赖昌星向杨前线举荐后被提升到情报处长的位置上的。蔡到底成了谁的情报处长？厦门海关的缉私艇、缉私小分队何时行动，赖均了如指掌。当然，赖的海上走私船、陆上汽车运载走私货物，均能避其锋芒，从未有过“遭遇战”。其他部门像银行、税务、商检、港务、码头、外运、外代等，均有为远华效劳的人员。在中央专案组要来之前，赖均派人通知这些部门销毁与走私有关的证据材料。
    省外，他也有一帮用得着的人物，在紧要关头为他效生死之劳。九九年，赖昌星从深圳口岸出逃，秋季从珠海口岸入境，后又从深圳出逃，来来往往，竟然查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
    在广东海关，多年来一直有人向赖昌星通风报信，成为赖的走私高参。赖送给他一辆车，专跑“情报”。九九年，赖昌星准备进一批货柜的走私货，打算在南方通关。他请教某干部通关之道，该干部为效犬马之劳，专程飞到厦门，向赖口授如何逃避广东海关的监控，后来当然是顺利过关。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从举报信发出到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九九年，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三十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
    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九九年四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五百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九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但要确证植物油走私闯关成立，还得排除一个可能性，即厦门关计算机与总署计算机联网传输过程中因发生阻碍而丢失了原来的申报内容。可到厦门海关去查证，在当时无异于“入虎窃虎子”，而且容易打草惊蛇，可专案组当时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尽在赖昌星的掌握之中。
    为暗查得以顺利进行，章国胜故布疑阵，特意把厦门海关当时分管调查工作的接培勇副关长召至总署，向接交代任务：内地某海关有一案件的货物是从厦门口岸进境，该海关已扣留走私货物。现在总署与该关联合派员到厦门关调查该批货物进口申报情况。因案情重大，希望接培勇全面协调，防止扯皮、推诿，给案件查证工作造成障碍。章要求接不要向调查人员了解案件取证的任何情况，也不必向关党组通气。待案件明朗后，章自己会向杨前线关长解释说明。杨前线、赖昌星很快知道总署已派来调查人员。赖疑窦丛生，暗中派员监视调查人员的一举一动。
    要摸清油船有无入境申报，货物进口有无报关，关键之处在于：查阅船舶申报资料、船载舱单以及海关数据库内货物报关资料。前两项的纸页资料在船管科，后三项的电子数据在技术处。调查人员的调查目标锁定在已被中国外代和“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的资料确证载油入境、靠泊厦门口岸的红、蓝宝石等五艘船舶上。离京时，章局特地交代傅、李，不准带一页纸，更不准带笔记本进厦门。船名靠脑子记。查获资料不要求复印，也不许记录。因此，他们的基本工具就是人脑。
    通过调查断定，“红宝石”轮船在预申报库中出现，完全是走私分子在外代环节留下的一处疏忽过失，或者是“红宝石”电传给外代的预申报资料那天，当班人员恰巧不是被走私分子所收买的人员，他忠实地按正常程序将“红宝石”预申报的电传内容输入了计算机，而数据一经生成就不能更改或是删除，且又通过联网传输进到了海关的电子数据库，走私分子这一疏漏却没有被调查人员疏忽过去。猎人的眼睛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猎物的踪迹。
    再调舱单和货物报关进口数据库的数据，时间段相同，又是上千个屏面翻过，但没有“红宝石”及其他四条船的资料。傅、李两人心中已肯定，“红宝石”所载进口植物油并未向海关报关。这一船植物油闯关走私的结论已成立，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摆在专案组领导面前，结论是：厦门地区确定存在植物油走私的事实，专案组初战方案暗查取证成功，专案组将暗查结果上报，高层领导吃了颗定心丸，指示：按突破方案继续出击，一定要尽快将厦门走私黑幕撕开。
    赖昌星自从知晓专案批示内容以后，已从多方面实施了挽救颓势的措施：其一，赖携五千钱款进京多方打点，企图摆平事件。然而努力并未取得任何结果。在中央下了决心以后，北京方面在李纪周被“两规”的情势下，无人敢轻举妄动，哪怕发表关于查处的反对意见也被认为是越了“雷池”，查处厦门案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了。现在的努力是要让查处搁浅，造成查不下去的局面才是上策。到那时才可出来说话；其二，赖组织关系网内的律师，有关媒体的栏目主持人，有关创作人员，为其鸣冤叫屈，也未见成效。为此赖昌星继续在全面销毁走私证据方面狠下功夫。他自己办公室的电脑硬盘被拆下，扔到了白鹭洲湖中。侯小虎系赖昌星走私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他到口岸各环节找人谈话，晓以利害，布置再检查一遍，一定要做到不留下有关走私的任何证据；并且赖昌星将掌握走私核心机密的人员作了排队，让这些人随时准备离境出去。
    专案组已经做好逮捕准备，云集福州的同时，章局已受命布置调查局从各地海关抽调办过大案的好手共十八人待命。一旦专案组下令动手，十八人即可当天赶到厦门，执行作战方案。
    然而会议刚结束，专案组领导便接到厦门侦查人员报来的消息，赖昌星等走私骨干分子已开始相继外逃，看来是有人通风报信，向赖通报专案组行动计划的有北京和福建两地的渠道，由于通风报信者采取了防范措施，无法落实到具体人头上。
    随后专案组负责人统一了意见，既然侦查小组已侦查到赖昌星还在走私，而且从多方面获知的信息可以判断，赖昌星只要气候稍有变化定会卷土重来，因为赖布置“撤退”时，对多个核心人物讲过：“出去避一下风，做好三四个月的准备，待专案组查不下去了，我还要通过法律渠道，要专案组还我个清白。”
    因此，决定将专案组撤回北京，以缓兵之计，引蛇出洞，然后再杀回马枪，致其死命。
    专案前线总指挥向大家布置撤退时说，侦查组要利用一切手段，先全力查破此次通风报信的内奸到底是谁，专案组撤退也不必向省市领导打招呼，因为现时敌我情况不明，就说接到北京的电话，让他们全体返回。
    第二天，专案组大部分人员上机场回北京，章局却带着傅处飞往上海。福建省纪委一位负责同志听说后，心里很是纳闷。专案组全部撤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时专案组中的侦查人员由于一直未露面，他们留在厦门继续侦查，并未撤走；并且他们正在为完成领导要求查清谁是内奸的任务，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布控。
    赖昌星在香港很快知悉专案组人员撤走的消息，同时也了解到章局等人飞往上海的消息。留守厦门的远华集团的其他核心人员，在赖水强的主持下，还在继续进行他们未来得及完成的“业务”：香烟赶快出仓，汽车赶快发运，一些国外订单无法撤销的还得继续执行。
    赖昌星逃亡后，协助赖水强工作的有办公室主任、赖昌星老婆曾明娜的秘书、曾明娜的弟弟等人。赖昌星比留守厦门的远华成员们更早知道专案组撤离的消息，当电话告知赖水强，赖水强将“喜讯”转告大家时，无不欢欣雀跃。这一“喜讯”再一次让这些留守功臣感到远华集团的根基深厚而且难以撼动。然而赖昌星在电话中也告诫大家：“切莫轻举妄动，应抓紧时机完成大哥给大家下达的任务。”
    不几天，专案组撤离厦门的消息传遍厦门岛，走私分子弹冠相庆时，各种流言也不胫而走：专案组此次来厦门干扰了国家的对台政策；厦门地处台湾海峡前沿，中央不允许把厦门的经济形势搞乱；查处厦门远华所谓走私问题，只会打击外商、尤其是台商在厦门特区投资的积极性；国家高层领导把专案组领导大骂了一通；章国胜等人溜到上海去了。
    刘处将侦查到的这些消息及时地报告专案组领导，领导听后明确指示：让他们去自我欺骗吧，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赖昌星可是高兴得太忘形了，他哪里知道，他跟厦门的通话全部被技侦手段截获，并被录了音。
    但是，专案组撤回北京是事实。
    为这件事，赖昌星也有理由高兴一下，他带了一帮人几次到澳门葡京赌场逍遥，借以放松一直绷紧的神经。赖昌星和他的那个已反目成仇的副总在葡京大酒店都颇有点“名望”，因为他们两人已不知扔进去几个亿或是传说中的十几个亿人民币了。所以，葡京大酒店的总裁很欢迎赖昌星的到来。赖在那里的输钱记录是可列入前几名而上红榜的，而相比之下，他的赢钱记录却黯然失色。
    随后赖昌星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厦门处理公司事务，就在赖昌星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司紧急事务的时候，专案组已发现其行踪。赖昌星到了厦门后便如鱼得水，侦查人员无法形影不离地跟踪，因其行动之时，除保镖外还有大群人员随从，所以难以掌握其确切行踪。专案组领导立即报告中央高层领导，呈请公安部指挥中心部署抓捕赖昌星。
    专案组负责人电话通知吕副局长火速赶到公安部指挥中心，并以贾春旺部长的名义，通知厦门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实施抓捕赖昌星。吕局和刘处赶到公安部指挥中心，通过公安专线通知了厦门市公安局。但是厦门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指挥中心的指令后，便向福建省公安厅负责人进行请示。晚上行动时，两百警员分成五个组，扑向赖昌星可能落脚的五个点。
    赖昌星落脚境内土地未超过三十六小时，又急急如丧家之犬，在有关人员掩护之下逃离厦门。当时由他的妻弟曾明育驾“佳美”车送到厦漳高速公路漳州出口处，赖换车和一广东人同行，直奔广深高速公路，在龙岗出口下了高速，然后再由深圳边防内线人物护送过关。照样并无过境记录可查。
    出动两百多位警员，抓捕却以“扑空”告终，中国公安为此蒙羞。共和国为此付出政治上、经济上的沉重代价！
    然而，此次告密者暴露无遗。
    侦查小组通过侦查手段捕获到了告密信息，告密者之一是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原公安局长庄如顺。另一个通风报信者，便是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
    专案组领导闻讯无比愤怒，他们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立即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派员赴广东，准备由广东省公安厅联络香港警方，开启两地合作办案渠道，在香港抓捕赖昌星。
    杨前线不知从何渠道得此信息，告知已逃到香港的赖昌星：“你要从速飞离香港，不然就要成为砧上鱼肉。”他还为赖出主意：“现在北京各部委都在搞‘三讲’。你可以搞一份材料恶心那个专案组负责人一下，让中纪委也组织人查他，使他自顾不暇，看他还有没有心思搞专案。”
    杨前线、庄如顺、赖昌星八十年代初期便已结交相识。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晋江、石狮籍的华侨纷纷回乡探亲访友，带回的折叠伞、电子手表、录音机甚至尼龙布等物品都具有吸引力。此后，此类货物由渔民走私形成规模，石狮走私市场红火。
    那时，赖昌星才走出晋江烧厝，做些小买卖进行原始积累。他曾因贩卖过黄色挂历，被泉州市公安局拘留过。后来在石狮闹市区开了家小饭馆，当起小老板。庄如顺其时从省公安厅下到石狮派出所挂职。杨前线任海关调查处处长，经常带人驻在石狮打击走私，庄如顺予以配合。杨、庄常在赖的饭馆用餐，赖也向杨提供一些走私情报。杨、庄吃饭要付款，常被赖拒收。赖的说法爽人心肺：“你们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经得起常年累月在外花费？把我当兄弟，饿了就往我店里跑。”杨、庄很为他的豪气感动，往来之间成为莫逆知己。
    待到赖昌星以港商身份进到厦门发展时，杨、庄、赖三人间的关系更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赖昌星的钱，杨、庄两人的权，成为三人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股本。赖借权力掩护，大搞走私、攫取暴利，几年间便暴发起来，而且依仗杨的庇护，垄断厦门走私市场，掌握通关渠道收取水费。赖又依靠庄的官场势力，用钱财穿针引线，很快织就一张上至公安部李纪周、下至厦门市公安局可用人员的关系网，并扩张至官场上凡需借路的各个层面。而杨、庄则借赖的经济力量在官场上拓宽官路。钱、权合力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此，赖即杨、庄。当罩网撒向赖昌星时，杨、庄岂能坐视不理？
    中央领导曾给专案组负责人做过指示：要尽快捅破走私铁幕。如果一个月内尚未拿到足以证实厦门走私腐败大案存在的铁证，那么此案极有可能胎死腹中。
    专案组领导清楚地意识到：专案调查一旦陷入僵局，赖昌星北京“网”内人物必然会出来说话了。如果出现此种局面，那么，反走私斗争就要遭受重创，其不良影响，将不仅仅是关系到国内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否复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命运安危的大局了。
    接着专案组决定由厦门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以涉嫌重大走私的案由，对厦门远华公司、开元外贸集团、东方发展外贸公司立案侦查，按程序办妥一切法律手续。
    章国胜、吕滨下午前往厦门海关，向关党组通报专案组的工作。章在全关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劝导大家积极配合调查组工作。但事后证明，那些涉案较深的人员对专案组的劝导采取两面手法，一面是将本来面目掩盖，尽量不暴露，表面上不与专案组对抗；但另一面则是设法为自己的命运考虑对应措施，或与走私分子继续保持信息往来，或是千方百计掩饰罪行。专案组抵厦前夕，东渡办主任周振庭“失踪”，借口前往外地看病，但其后再也联系不上。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中，业务一线的处室干部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大多被纪委的内查组采取“两规”或监视居住措施。由此可见，专案组在当时敌我阵线不明的状态下工作，其难度有多大。
    当天晚上，章国胜带人会见厦门市委书记，通报专案组工作，希望市委支持、配合工作。市委书记表示，市里成立一个六人小组专门配合专案组工作，由市纪委书记任组长，并通报专案组：福建省委也派了监察厅的副厅长来厦门协助专案组工作，最后专案组和市委商定：涉嫌走私的由缉私警察控制，涉嫌受贿或参与走私的公职人员，由市纪委控制。为此厦门海关派缉私警察、市纪委派纪委干部各五人参加专案组的调查工作。
    跟着查处远华走私大案一开战，海关的精兵强将便凭着他们丰富的查私经验，触到走私大案的最敏感处。
    厦门开元外贸集团公司，是一家注册资金一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独资企业，下设十六个全资及投资子公司、两个海外公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光辉，及他的铁杆追随者，策划并纵走私，完全蜕化变质，成为罪恶元凶。为此他一边疯狂实施走私，一边穷凶极恶攫取国有资产变为私有；同时随时准备退却之路，企图逃避阳光下的原形毕露。
    陈光辉，九六年通过非法途径购买了一本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签发的护照，化名陈进，而且以私人名义，与厦门工商银行设在香港的一家公司合资成立香港百全国际有限公司；又以百全公司的名义在厦门注册厦门云顶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元公司的大量资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进这两个陈光辉自己的公司里。陈光辉用这两家私人公司的钱款在香港购置地产三处，总值两千三百余万港币，业主均为陈进。
    当厦门走私罪恶无处藏身之时，陈光辉逃走了，而留在开元公司，追随陈光辉参与走私也捞到不少好处的那些同事们，则贪巨利而身陷漩涡。恐惧从开始参与第一笔走私活动时起，便一直控制了他们的心灵。为此他们在参与犯罪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预留着各自的后路。
    这批追随者，包括两个副总、保税部的两任经理、财务部、海外部的经理、总经理的助理等十余人，在随后的几天里，都被采取措施，或“两规”，或留置，或拘留，一一落入法网，攻坚战开始，开元公司这一与远华集团联手走私的大鱼落入法网。
    赖昌星走私规模越干越大，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借力发力。对此，举报信的作者算是看透了赖的狼狈伎俩：“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成也做不大”，“这些活动（走私）的第一线公司永远都是类似开元、嵩海等国企，或保税区内企业”，“他招揽这些大企业，利用国企的大量资金，疯狂进行走私，从中牟利”。而许多国企喜欢与狼共舞，乃是因为其“当家人”也蜕化变质为狼的同类，陈光辉如此，陈燕新也如此。
    赖昌星走私集团利用保税手册搞假转口，走私进口了二十五万余吨原油以后，发现此种手法程序复杂、繁琐。环节一多，容易授人以柄。于是他们开创第二种作业方法，简言之叫“报船不报货”，要点是“截留关封，瞒天过海”。
    关封，是海关内部各监督环节之间对进出境货物、运输工具实施有效监管的联系凭证。厦门海关当时的船管部门和货管部门之间的作业程序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船务代理递交关封的形式实现的。赖昌星走私集团利用当时海关与船务代理公司之间计算机没有联网、海关对船舶监管与货物监管相分离的缺陷，采取只申报船舶进口，不申报货物进口的方法走私成品油六十八船次共计一百八十八万吨。
    按厦门海关正常的监管程序，船舶载货运抵厦门港，船舶代理单位向口岸联检部门港监、边防、卫检、海关四个部门申报进境；海关船管部门将船舶的载货清单做成关封，交给船舶代理单位送联检中心；由海关人员输入计算机，作为海关对货物进行监管、接受申报、征税、统计的依据。货物办结报关纳税手续后，船舶代理公司持《船舶离港申报单》到海关、卫检、边防盖章，由港监凭以上部门的盖章办理船舶离港证。
    九六至九八年，运载赖昌星走私集团成品油的油船到达厦门港后，船舶向口岸联检部门申报进境。邱允强、佘明仁以东方公司的名义办理报检手续和商检的重量、空舱鉴定。与此同时，侯小虎、王泰成在船舶代理单位具体办理船舶进境联检申报过程中，分别买通厦门船务代理公司张北辰和厦门外轮代理公司郑振泰，由张北辰、郑振泰将本应由船舶代理单位送交联检中心输入计算机的装有进口货物载货清单的关封截留，交给侯小虎或王泰成。海关货管部门没有收到关封，不了解成品油到港的情况，致使进口的成品油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侯小虎和王泰成还买通厦门港监局通航监督处处长陈友达、船舶监督处处长张端斌为走私油轮快速安排海上作业锚地及办理过驳证和危险品申报手续。侯小虎通知邱允强油轮过驳或停靠博坦油库卸油的时间。邱允强、许贻谋、佘明仁安排驳船前往外轮过驳。油轮卸空之后，船代公司登载船舶卸空的记录，并到港监、动植检、卫检、商检申报空船出境。侯小虎、王泰成持船代公司取回船舶出境联系单交由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方宽容加盖海关3号验讫章后送回船代公司办理船舶离港签证。
    至此，“报船不报货”，“截留关封，瞒天过海”的过程顺利实现。报船不报货，截留关封，瞒天过海的手法使用得很成功，但是赖昌星走私集团的“高手”们还想追求更“简捷”和更“完美”。
    赖昌星猖狂走私之所以成功，正是与国企的蜕化变质的当家人，如陈燕新、陈光辉、赵裕昌、曹星海等一类人物结成了反社会的联盟，如何摧毁这种联盟的存在呢？让政治家、法律专家深刻研究的课题或许太多、太大了。
    为了把赖昌星走私集团的走私要犯彻底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查私组领导上报海关总署同意，香烟组派出调查取证小组到境外调查。这又是赖昌星走私集团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们无力堵塞的大“漏洞”。
    富天船务所租用装载空箱假出口的船舶，向口岸各单位递交的申报资料中有不少航次注明“指运港”为“马尼拉”、“新加坡”，“消费国别”是“菲律宾”、“新加坡”。但搜集到的船舶航行资料却记载着许多航次的中转地或终点站是香港。
    赴香港调查小组带着大量待查的资料到境外查阅那些船舶的航次在香港装卸货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境外取证小组，赴韩国釜山港、马山港调查“苏昌”、“青华”轮装载上船的到底是什么商品。在韩国关税署以及釜山海关和马山海关的配合支持下，直接调出了“苏昌”、“青华”轮五个航次装载香烟上船的证据。马山海关的关员还证实：从韩国保税仓库中提出商品装船靠泊马山港无需向海关申报，这是韩国海关法规定做法。但他们在码头见到的去中国厦门港的船舶装载的都是香烟。
    境外证据的意义，是与国内历经艰辛所获取的书证、证人证言互相印证，证实了国内证据的真实可靠性。
    赖昌星犯罪集团为使其大量走私的香烟合法入境，注册了厦门远华进出口公司，远华走私集团由曾明娜负责资金调度，曾明育负责在境外组织香烟货源，并联系需要将香烟走私入境的货主，吴荣辉负责船务运输，利用所租用的船舶从韩国马山、釜山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巴生港向境内运输香烟。在装运走私香烟的船舶到达厦门港海天码头之后，邵嘉喜指使陈天德到码头具体办理进口集装箱的交接手续，将进口集装箱直接运到海鑫堆场。
    运载走私香烟的集装箱运达海鑫堆场后，由侯小虎、侯占武负责走私货物的通关。在海关查验进口集装箱的货物前，由侯小虎、侯占武勾结所收买的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海鑫监管点的关员、厦门海关同安办事处关员，事先确定海关要抽查的集装箱箱号，之后将海关要查验的进口重箱的封签剪掉，搬出走私入境的香烟，装入已准备好的空集装箱内，并将事先已准备好的、与伪报品名相符的货物装入海关要查验的集装箱内，并封上侯占武提供的封签后，接受海关查验。
    走私进口高级轿车，从中国海关打击走私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订货、运输、上岸、上牌照、上路通过关卡等所有走私环节全都充满着腐败的气息。所以在所有的走私商品中，能引起老百姓痛恨的当是走私汽车。
    查处远华集团走私汽车案，专案组中的查私、审理、侦捕组的海关关员和缉私警察同样不可幸免地遭遇了重重挫折。尽管一波三折，但这次行动有八部委协同作战，有党中央作坚强后盾，最后还是一举查实赖昌星集团走私汽车的犯罪事实。
    远华汽车走私案的关节点被一一拿下，其他环节的取证，由于专案组在厦门的节节胜利而势如破竹。办案人员大有“庖丁解牛”之感觉。但是这里面的工作量相当巨大。因为涉案人员太多，定罪的证据要求方面又很严格，譬如书证材料还要和证人证言一一对应，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
    远华集团更多的是利用已打通在厦门有关部门的关系之便，为其他大量的汽车走私分子代理进口走私汽车，按不同档次汽车收取不同标准的“水费”。在赖水强交出的收取“水费”的“明细单”上列名清楚的车主就有二十余人，多到上百辆，少到几辆。遗憾的是这些“车主”大部分在逃。
    香港杏怡公司的陈振德组织车源，由香港远华的吴荣辉安排船务。赖昌星为笼络住陈振德，特地把一“肥差”交给陈振德办理，即装车入柜。一般一个集装箱装入三辆。装柜必须备有汽车固定架和起吊等设备，因为汽车不得碰损，得异常小心。汽车装进柜内后，还须用绳捆绑固定。赖昌星给陈振德的代价是每辆车的装柜费为三千港币。所以办案人员讯问赖昌图和向章阿妹了解时问道：船到新加坡，集装箱有无可能调换？他们一致回答：决无可能。为证实这一点，两人不约而同地介绍了陈振德如何装柜的这一细节。
    这一细节很重要。不然，专案组从香港取回的集装箱号码就存在漏洞：假若到新加坡一换柜，香港提供的集装箱号还能作为证据吗？而且有了香港装柜的证人证言，也可辅证：为什么从厦门海关提取的伪报品名进口的集装箱号和从香港调回的集装箱号码能够一一对应起来。
    赖昌图交待中还有一个细节：每个货主的车装柜前在车内挡风玻璃上都写上货主的姓名，而负责接收陈振德公司制作的装货单和每柜明细单的章阿妹也证实：每个柜里哪些车主，购买的什么车和数量都一一列明，便于车到厦门按明细单收取“水费”和发货。这些绝对不能弄混。他们印证，在新加坡决无调柜，或重新装车的可能性。
    船抵新加坡后，由远华集团在新加坡的代理公司的经办人许某报关提货进入仓储。香港的吴荣辉通过香港的美丰船务公司租用中山门等船，并买通船上人员到新加坡接运上岸进入仓储的货柜，驶向厦门港。
    运输货柜的船抵达厦门锚地，侯小虎或吴荣辉将假单证交给厦门鹭达船务公司的曾某，由曾递交给海关等联检部门和外代等代理部门，办理靠泊卸货手续，一般都是整船疏运至海鑫堆场。
    同时由侯小虎安排东方发展公司的报关员吴某向海关东渡办事处办理转关至同安的手续。海关的查验人员当然已被收买。
    收取“水费”是在发车前完成的。“水费”收齐后，由远华的财务主管庄建群，通过“地下钱庄”渠道换汇在香港直接打到曾明娜的账户上去。
    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远华集团纵的汽车大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专案组逮捕了赖水强，赖水强交待了他参与远华公司走私汽车，从中牟取可观利润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随着赖水强被逮捕，后面陆续逮捕了与远华案有关人员。
    经过分析，赖昌星的应该是在香港，在港期间，赖昌星列席参加了香港晋江同乡会组织的活动，他眼界大开，深受刺激，本是同根生，相差何其远。人家一个个港商，西装革履，一口地道的粤语，派头十足。而他呢？却是个大陆仔，虽说不至于囊中羞涩，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农民企业家。再说正扩大改革开放，有关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倘若能戴上一项“港商”的桂冠，别说身价立马看涨，仅凭这一个“港澳同胞”的身份，无论是回大陆注册公司，投资办厂，还是与人做生意，也优越和方便得多。
    赖昌星的豪言壮语是，不想当老板、赚大钱的晋江男人算不得好猛男，一个新的设想，新的计划，新的发展谋略在赖昌星的脑子里酝酿着。他要想办法去香港，取得香港身份，向境外发展。可有些事想起来容易作起来难，公安部每年下达给各地区出国定居的指标非常有限，晋江又是个典型的侨乡，申请赴港定居的民众大有人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赖昌星根本不具备办理单程赴港手续的条件。按规定申请赴港定居必须是夫妻关系或者父子、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只能申请探亲，赖昌星怎能善罢甘休，他削尖脑袋四处寻找关系，想通过其他途径跨出国门，走向香港这个被号称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之港。赖昌星的豪言壮语是，不想当老板、赚大钱的晋江男人算不得好猛男，一个新的设想，新的计划，新的发展谋略在赖昌星的脑子里酝酿着。他要想办法去香港，取得香港身份，向境外发展。可有些事想起来容易作起来难，公安部每年下达给各地区出国定居的指标非常有限，晋江又是个典型的侨乡，申请赴港定居的民众大有人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赖昌星根本不具备办理单程赴港手续的条件。按规定申请赴港定居必须是夫妻关系或者父子、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只能申请探亲，赖昌星怎能善罢甘休，他削尖脑袋四处寻找关系，想通过其他途径跨出国门，走向香港这个被号称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之港，居必须是夫妻关系或者父子、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只能申请探亲，赖昌星怎能善罢甘休，他削尖脑袋四处寻找关系，想通过其他途径跨出国门，走向香港这个被号称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之港，居必须是夫妻关系或者父子、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只能申请探亲，赖昌星怎能善罢甘休，他削尖脑袋四处寻找关系，想通过其他途径跨出国门，走向香港这个被号称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之港。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逮住了机会。因为北京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权力人物是赖昌星的心腹朋友，通过他的指点迷津且鼎力相助，九一年二月，赖昌星将自己的户口从福建晋江迁移到陕西某县城。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作为内陆地区的陕西某县相对闭塞，与境外沾亲带故的关系屈指可数，出国指标用都用不完。赖昌星选择从那里申请出境，走的是条偏道、捷径，加上有权威人物“督办”，再撒些钞票“润滑”一下，很快陕西方面为他办妥单程赴港定居的所有手续。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逮住了机会。因为北京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权力人物是赖昌星的心腹朋友，通过他的指点迷津且鼎力相助，九一年二月，赖昌星将自己的户口从福建晋江迁移到陕西某县城。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作为内陆地区的陕西某县相对闭塞，与境外沾亲带故的关系屈指可数，出国指标用都用不完。赖昌星选择从那里申请出境，走的是条偏道、捷径，加上有权威人物“督办”，再撒些钞票“润滑”一下，很快陕西方面为他办妥单程赴港定居的所有手续。
    两个月后，赖昌星从陕西某县转迁至香港定居。赖昌星一步跳过去，转眼间成为一个地道的香港公民。
    赖昌星当然不会只满足于此。况且内地不断扩大开放，发展机遇很多，谙熟生意之道的他怎能不跃跃欲试，成就一番事业呢？九一年六曰，赖昌星与人合伙在香港注册成立一家“香港美好企业有限公司”，美好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放，同时兼营船务、股票证券、金融外汇等其他业务。公司的经营触角极为广泛，只要来钱，什么单子都接，什么业务都做，几乎是个“大杂烩”。成绩倒也可喜可贺，仅进出口贸易一项，九二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就多达四五千万元港币。这里头玩了一些“猫腻”，但玩得相对谨慎，想探探路，一年后，由于各种原因，赖、朱、施三人之间发生磨擦、争吵，最后彻底闹翻，分道扬镳。
    九三年六月，赖昌星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名为“远华国际有限公司”。因为有了前车可鉴，这回他不再与人合作，“远华”纯属赖自己的独立公司。
    九四年年初，赖昌星以港商的身份杀个回马枪，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据说上百万美元，赖昌星连同“远华”一起正式登陆厦门。
    彩旗飘扬，花篮簇拥，宾客如流……远华电子公司开业庆典的场面异常热闹、火爆。赖昌星为自己和远华的初次“亮相”费尽心机，不惜血本。各界头头脑脑，各路“英雄豪杰”云集五星级大酒店，一千多人参加的特别庆典活动，除了赞歌颂词，除了酒足饭饱，散会时每人还分发一袋贵重礼品，如此豪举在当时的厦门也算是凤毛麟角。“远华”攻关一炮打响，赖昌星第一次公开亮相，那副财大气粗的阔绰派头给厦门各界要员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九六年，赖昌星又组织成立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规模的扩大，也就是赖昌星走私活动开始上规模上水平。远华从单一的“电子厂”，开始向集团公司的模式发展。这就意味着远华赖氏家族的走私活动开始向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进军。事实证明，远华走私集团从九六年开始，走私进口的商品已从原先“电脑芯片”迅速扩张至植物油、石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通讯器材等敏感商品。赖昌星疯狂走私滚动式的发展、漫延，在极短时间内很快成为厦门乃至全国的一代走私枭雄。
    赖昌星利用庞大的关系网左右逢源，策划走私，坐收渔利。仅三四年时间，“远华”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型企业，集团共有全资公司七个、控股公司五个、参股公司一个。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旅游服务、酒店娱乐、国际储运、高科技工业、金融和以码头为主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经营触角从厦门、香港延伸至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地。
    赖氏四大金刚是指赖家四兄弟：大哥赖水强、二哥赖昌标、赖昌星本人及小弟赖昌图。四大金刚中，除大哥外，三人均为董事会核心人物。赖昌星没将赖水强纳入董事成员，一是他认为大哥年纪较大，思想可能保守些，有些事不想让他搀和太多。二是自己老婆曾明娜精明过人，他不得不平衡关系，尽可能使赖氏与曾氏之间的权力范围接近。远华集团董事长为赖昌星，董事会四大核心人物也均是赖氏家族成员，他们分别是：赖昌星其妻曾明娜、其兄赖昌标、其弟赖昌图、其妻弟曾明育，曾明娜执掌集团的财政大权，在赖昌星移居香港时她携女带子去香港助丈夫经营业务和管理账目。
    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查办远华，赖昌星心烦意乱而又心存侥幸，眼看大势不可扭转，仓皇外逃。曾明娜自然跟着亡命天涯。畏罪潜逃时，她带走了远华集团许多核心的机密文件和多本国内国外锁定密码的银行账户，这给专案组的侦破工作带来诸多困难。由于一些账户未能冻结，致使远华集团资产的统计和封存大大“缩减”，国家的巨额损失难以全部追回。
    专案组经过艰苦卓绝的追查，十天之内撕开大口子，查获远华集团走私数额达一百一十亿元大案。专案组的侦查势如破竹，赖昌星集团落花流水，一场等待了很久的世纪大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