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由于有“督军团”的支持，徐树铮劝段祺瑞，对孙洪伊不妨采取严峻的态度。他的说辞是，不管平政院是否合法，总是目前存在，而且是由财政部发经费的一个机关，孙洪伊既为阁员，不该不尊重同为政府机关之一的平政院。现在主张将此问题移付国会解决，尤为开门揖盗，其心可诛。
    段祺瑞本觉得孙洪伊一点不讲交情，已有不满之意，经徐树铮的“小扇子”一扇，那一丝不满之意，很快化为熊熊怒火，但以正在补选副总统，且等灰尘落地再说。
    不道孙洪伊跟徐树铮已结了不解之仇，跟丁世峄密议，决定联冯倒段。因为孙洪伊是天津人，丁世峄籍隶山东黄县，亦与直隶为近，捧出河间府籍的冯国璋出来，足以增加河北人的声势。
    于是在国会中，由韬园系联络反段的益友社，加上黎元洪一系，以及冯国璋本身的力量，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十月三十日的副总统补选会中，冯国璋以高票当选；其次为陆荣廷；“北洋三杰”中声望远过冯国璋的段祺瑞，仅得七票。
    国会秘书处打电话来通知选举结果，徐树铮愣住了，但旋即恢复常态，心里在想：这一下用不着旁人说话，段祺瑞就会驱逐孙洪伊。
    果然，段祺瑞决定摘孙洪伊的纱帽。徐树铮关照，拟就一道“大总统令”，缮写既竣，送府盖用大印。
    徐树铮派人埋伏在公府中，丁世峄亦有人在国务院，所以公文未到，消息先通。这样的结果，原在意中。研究下来，认为既是“责任内阁”，则国务总理保有组阁的全权，关于阁员的任免，大总统是无法干预的。但处置的方式，不妨表示意见。
    由于事先已经仔细考虑好了，所以请求用印的公事一到，丁世峄立刻去见黎元洪，有所陈述。
    “是总理要免总长的职，而由大总统出面，等于代人受过。这个程序，大有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有问题。”黎元洪问，“你看怎么办？总要替人家留点面子才好。”
    “是！别说是民国，哪怕是前清，皇帝要逐大臣，亦须经过一番安排。‘京堂’以上，无‘勒令休致’之理。”
    “不错！示意他辞职，也就是了。”
    于是，丁世峄将公文原封不动退回，同时亲笔写了一张便条：“奉大总统面谕：‘阁员进退以礼。示意孙总长辞职可也。’敬闻台洽。”署了上下衔，封入信封，带交徐树铮。
    这个钉子碰得不算重。徐树铮找了个孙洪伊的好朋友去传话，得到的答复，大出徐树铮的意外。
    “他说：‘免职不免职看大总统的意思，无所谓；辞职绝对不干！’”那人拱拱手说，“又铮兄，效劳不周，效劳不周！”说完走了。
    原来是丁世峄跟孙洪伊串通好的一出把戏。徐树铮摸透了段祺瑞的脾气，只要据实而陈，就会有预期的反应。
    “好！”段祺瑞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他不辞，我辞。”接着吩咐：“套车！”
    这天晚上，黎元洪的一班智囊，奉召到公府晚餐。黎元洪喜欢“吃大菜”，用纯银的餐具，非常讲究。到喝咖啡时，他向坐在右首的哈汉章说：“你家知道了吧，段芝泉摔纱帽了。”
    这哈汉章是雍正朝征苗名将哈元生之后，是有“世职”的“汉军旗”。庚子拳祸以后，清朝为了练新军，选派武官到日本留学，第一批选的是勋臣子弟，哈汉章即在其列。回国后一直在湖北当差，与黎元洪的关系极深，也是黎元洪的首席智囊。段祺瑞为孙洪伊事件，以辞职为要挟，他自然知道，而且也想好了对策。不过事关机密，不便在餐桌上谈，所以顾而言他。
    “大总统好久没有听戏了吧？”
    “两个月了。”
    “城南游艺园新邀了一批角，有个坤伶姓金的，很不错。几时我做个小东，请大总统赏光。”
    “噢，”黎元洪问道，“比鲜灵芝、刘喜奎怎么样？”
    鲜灵芝、刘喜奎都是坤角，一年前在北京最享盛名的两座戏院广德楼、三庆园打对台。那时“筹安”之议正热闹，各省劝进的，找路子想做官的，看热闹的，如青蝇之集，八大胡同与前门外大栅栏，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当时黎元洪住在袁世凯所赠、位于东厂胡同、原为荣禄旧居的华厦，不过监视甚严。黎元洪为表示并无异志，间或微服出游，照例先听戏，后下馆子，听过几回同是黄陂杰出人物的谭鑫培，也曾去捧过鲜灵芝、刘喜奎的场，所以这时提出这两个人，要哈汉章作个比较。
    “论艺，各有所长；论色，要看大总统是怎么个看法。”哈汉章答说，“鲜灵芝、刘喜奎，人间尤物，但总不免风尘气；这姓金的，天然风韵，以气度胜。”
    “好吧！几时到城南游艺园去听听。”
    “这不大合适吧！”另有个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说，“以大总统如今的身份，出现在市井混杂之处，似乎有伤体制。”
    “是的。”哈汉章急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让她出个堂会，甚至不必到公府，就在舍间唱，请大总统光降顾曲。”
    “堂会跟戏院的味道不一样。”黎元洪忽若有所思地说，“想想还是那个时候有意思。”
    “哪个时候？”
    “喏，不就是袁老大没有添兵，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
    “大总统还觉得那时候有意思？”外号“麻哥”的刘成禺说，“大家‘狗头’不曾落地，真是万幸。”
    在座诸人，大都经历过这场惊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出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长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出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道，否则，一定失败。”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我先跟美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美国公使深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出京的计划。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出京。”小幡又说，“我们坐美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美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出面，反而引人注目。”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具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美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露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伦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强得太多了。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交民巷。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出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出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壁，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出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交民巷，会合美、日两国公使，一起出京。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点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钟，情况突变，郭泰祺神色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道：“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瞿干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泄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刘成禺想了一下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头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
    郭泰祺应诺着，转身就走。到了东厂胡同，果然满目缇骑，不由得使人自“东厂”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捉人的“白靴校尉”，行刑开刀的“驾帖”。不过一进了大门，却是平静如常，黎元洪在书房里，好整以暇地在看《三国演义》。
    “副总统！”
    声音很大，让黎元洪微吃一惊，脱口将《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对白说了出来：“何事惊慌？”
    “副总统跟二太太、胡朝栋说了出走的计划没有？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说过，让我们快走，不然，狗头都要落地。”郭泰祺又说，“请发天良，不要说一个字假话。”
    由于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不客气，黎元洪便也板着脸回答：“我可以对天地父母发誓，没有说过出走计划，亦没有提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说意思想离京而已，包你们狗头不会落地。”
    “那好！”郭泰祺松了一口气。
    黎元洪却气上来了，“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他冷笑着又说，“你们如果害怕，最好能变只白鹤，飞回武昌黄鹤楼好了。”
    “白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副总统。我们也舍不得你啊！”郭泰祺笑着走了。
    回到南横街的“机关”，与谋诸人都已到齐，郭泰祺将黎元洪的话，照样转述了一遍。大家都知道，黎元洪唯一的长处就是憨厚，他包大家“狗头不会落地”，就一定不要紧了。不过，还有件事必得马上去办。
    “副总统改了主意，要通知人家才是。”
    汪彭年所说的“人家”，是指井上与小幡。于是仍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
    听完陈述，小幡脸色铁青，“好了！你们请吧！”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
    汪彭年、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只有连连道歉。回到南横街，刘钟秀也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情势何以突变的缘故。
    原来黎元洪的“二太太”黎本危，本是汉口的黑牌红妓。黎元洪的太太长斋念佛，诸事不问，黎本危操纵内外，招权纳贿，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点。
    黎本危有个手帕交，嫁的是湖北外交交涉员胡朝栋。帝制议起，黎元洪从武昌带进京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帝制，就是怕“狗头落地”的那班人；一派赞成帝制，以善拟痛哭流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胡朝栋尤其热衷，走杨士琦的门路，得以巴结袁克定。反对帝制的人，都知道他是袁克定的奸细，所以敬鬼神而远之，防他防得像贼那样。
    谁知百密一疏，疏忽了胡朝栋的妻子，就住在黎家，是黎本危的“清客”。袁克定通过这一重关系，以两万元的珍珠买通了黎本危，窥探黎元洪的意向。东厂胡同的监视，一度放松，就因为辗转从黎本危口中得知，黎元洪并无异志的缘故。
    不道黎元洪在出走的计划将实行的前两天，告诉黎本危说：“我要走了。”
    黎本危立即问说：“到哪里？”
    黎元洪摇头不答，经不住爱姬一再迫问，才答了句：“将来派人来接你。”
    黎本危一半假，一半真——怕黎元洪一走，袁克定放不过她，下令逮捕，受牢狱之灾，因而号啕大哭，要黎元洪带她一起走，不然宁愿此刻就死在他面前。
    黎元洪的英雄气，本就不壮，这一来更觉气短，无可奈何地说一声：“好了，好了，我不走就是。”
    黎本危还怕他口是心非，暗中关照胡朝栋到杨士琦那里去告警，结果来了个东厂胡同逐部戒严。此日回溯当时的情形，黎元洪还自诩定力。
    “也亏得我主意拿得定，不然项城一去世，我怎么就顺顺利利地补了他的位子呢？”
    但是，这个位子有段祺瑞与徐树铮在，就像曹操、华歆之与汉献帝，不会坐得稳当。因此这天晚上由餐厅到书房，与人密谈时，哈汉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如果‘歪鼻子’要辞，大总统就准他辞好了。怕什么？”
    谁是“歪鼻子”？黎元洪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来，这是袁世凯那班少不更事的幼子为段祺瑞所题的外号，接着使劲摇头：“那会出事！”
    “风波是会有的，不过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莫非他还敢举兵造反？”
    “我是怕没有人能接替他。”
    “大总统是说谁来组阁？有人、有人！”
    哈汉章认为不妨与研究系合作，让汤化龙来组阁，梁启超当然要罗致在内。另一方面，由韬园系联络冯国璋，梁启超疏通西南，局势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难得缠，难得缠！”黎元洪打着湖北腔说，坚决拒绝。
    乘机去段是哈汉章的上策，既不见用，只好再陈中策，请徐世昌来京调停。
    “这个办法比较妥当。”黎元洪问道，“你看，派谁去请他？”
    徐世昌自从洹上送葬以后，“归隐”于河南辉县，筑了一所别墅，名为“水竹邨”。不管他是不是做作，但表面看来，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不愿再沾惹九陌红尘的模样。因此不是交情深厚，有特殊渊源的人，恐怕还请不动他。
    斟酌再三，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莫如“北洋三杰”之首，而赋性比较恬淡的王士珍。商量既定，由黎元洪下了帖子，请王士珍赴宴，以西餐相饷。
    王士珍字聘卿，北洋军人都称他“聘老”，黎元洪是后辈，亦照此称呼。“聘老，”他说，“芝泉跟我闹脾气，我很为难。我想请聘老劝劝他，把辞职书收了回去。”
    “大总统明鉴，”王士珍很客气地说，“不是我敢驳回，芝泉的脾气，大总统是知道的，只怕越劝越僵，反为不美。”
    “这就难了！以你跟芝泉的交情，尚且如此，更有谁的话是他能够听的呢？”
    “除非徐相国。”
    “那就只好恳请徐相国出山来调停了。不过聘老，恐怕非劳你的驾不行。”黎元洪又说，“为了北洋团体，请聘老务必辛苦一趟。”
    提到“团体”，王士珍义不容辞，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黎元洪特备一份花色繁多的重礼，由交通部特饬平汉路局备妥一列花车，载着王士珍南下，由河南新乡转道辉县去请“东海相国”，进京调处府院之争。
    这是袁世凯死后，徐世昌的声望升至北方第一位的鲜明象征。他很了解，如果长此归隐，对于调处一事，不妨听其自然，双方肯让步，固然很好，若是各走极端，无从化解，亦不妨浩然还山。但若还有用世之志，那么此生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才能无损威望。
    这样就必须慎之又慎。先跟王士珍促膝深谈了好几次，又跟京津的亲信旧部，电信往还，了解黎、段双方都觉得下不了台，很希望有人转圜的意愿，认为确有把握，方于十一月十六日，专车进京。
    到京那天，前门车站冠盖云集，盛况空前。段祺瑞率领阁员，列队欢迎。黎元洪因为体制所关，不便亲临，特派秘书长丁世峄携带“黎元洪”的大红名片作代表。花车一停，首先上车，先道劳，后致谢，面邀徐世昌在西苑下榻。
    这时段祺瑞亦已上了花车，有丁世峄在，不便多说什么。及至下车，记者一拥而上，徐世昌事先已备好了书面谈话，由随从分发，声明进京宗旨：不受职，亦不受任何政治名义，专任调停。调停就绪，即还乡里。
    “菊老，”段祺瑞说道，“公馆备好了，请上车吧！”
    “芝泉，”徐世昌答说，“我算是黎代总统的客人，礼貌上不能不听他安排。反正住在哪里都一样，你就不必费心了。”
    段祺瑞当然也知道，做客的道理应该如此，不过不能不尽自己的礼。如今听徐世昌这么说，也就无所谓地让丁世峄将贵宾接至总统府。
    “菊老，菊老，”黎元洪在居仁堂外，降阶相迎，一见面便说，“怎么迟到今天才光临，盼望久了。”
    “实在是有些琐务分不开身。”徐世昌驻足四顾，似乎要找出这里与袁世凯在日有何异样似的。
    总统府的高级官员，以及黎元洪的亲信，早就在站班了，徐世昌少不得略作周旋。然后拥入大客厅，略道旅途情形，随即转入正题。
    “菊老，”黎元洪说，“我要请你评评理。芝泉对孙部长有意见，要换掉他，我亦是同意的。不过，何必弄得大家面子不好看？免职也好，辞职也好，总归是一回事。”
    “我听说孙部长表示辞职不干，除非免职。有这话吗？”
    “那是孙部长听说芝泉一定要免他的职，负气的话。”
    “原都是意气用事。岂不闻相忍为国？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如此不顾大局，试问于心安否？”
    这几句教训，语气中将黎元洪也包括在内，但义正词严，不能不连声称是。
    其时应邀赴宴的宾客已陆续到达，每人上前寒暄个两三句，便去了个把钟头。窗外暮色已垂，大厅中灯火璀璨，侍从鹄立，宴会可以开始了。
    黎元洪平时喜欢以西餐宴客，这天更要用西餐，因为主人居中而坐，不失身份。这天是盛大欢宴，特地调了外交部的厨子来主持，外交部的厨子又邀了六国饭店的厨子来帮忙，算是黎元洪正位以来，第一次的盛会。
    入席以后，黎元洪的右首是徐世昌，左首是段祺瑞。上了冷盘与汤，黎元洪向徐世昌说道：“是不是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徐世昌点点头。全场的视线立刻集中，正在喝汤的也放下了银匙，厅中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了。
    “这一次我承黎大总统相邀，到京来调停府院纠纷。大凡纠纷之起，一定不能归咎于某一方，我希望黎大总统跟段总理，先能虚衷自问，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等他的声音停了下来，大家便都去看紧挨着坐的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人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黎大总统左右非人，段总理自信太过。循此不改，必致病国。”徐世昌左顾问道，“两位以为我的话，是不是太率直了？”
    “请菊老来，正是要听菊老的老实话。”黎元洪表示受教。
    “芝泉，你呢？”
    “菊老是好话。”段祺瑞答说。
    “如今府院之争，起于双方的幕僚长。又铮年轻，勇于任事，可惜不中绳墨，要替我切切实实改！”
    “是！”徐树铮站起身来，皮鞋跟碰得极响。
    “佛言呢？也不可以存成见，以为又铮霸道，凡事有理无理，都采取对抗的态度。佛言，不知道你肯不肯听我的劝？”
    徐树铮表现了那样恭顺的态度，丁世峄当然不能落后，从座位站起，哈着腰说：“谨受教！”
    接下来，便批评北洋军人，一个个有褒有贬，曹锟、段芝贵、靳云鹏之流，自然只有唯唯称是。
    这顿饭吃得大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饭罢客散，段祺瑞已得到通知，请他留下来，徐世昌预备当天晚上进行调停工作。
    在小客厅中，只有徐、黎、段三人密谈。府院之争的焦点在孙洪伊。徐世昌提出一个顾到双方面子的折中办法，将孙洪伊调闲，改任农会总长，徐树铮让出秘书长，专任陆军总长。
    黎元洪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段祺瑞觉得有些委屈，不过他是听了徐树铮的话来的：“不管菊老说什么，都答应下来，不能扫他的面子。有话事后再说。菊老还能膀子往外弯吗？”因此，段祺瑞表示，尊重徐世昌的决定。
    这在表面上算是圆满解决了。偌大一场纠纷，不想三言五语，便已化解，黎元洪觉得面子很足，十分高兴。但徐世昌心里有数，等到跟段祺瑞单独见了面，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说。此时认为解决，言之甚早。
    因此，他预留余地，问黎元洪说：“事缓则圆，今天虽已有了结论，考虑尚欠周详，咱们各人搁在心里，暂不宣布，如果发现什么窒碍，还来得及改正。如果考虑下来，觉得很妥当，仍照原议，也让大家知道，咱们是慎重将事，并非草草了事，岂不是更好？”
    “菊老说得是！”黎元洪说，“不过也不宜拖得太久，是不是要定一个限期？”
    “以二十四小时为限好了。明天晚上九点钟，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后天正式发布命令。”
    “芝泉，”黎元洪的神态很亲切了，“你看如何？就照菊老的意思办吧！”
    “是。就这么办。”段祺瑞转脸说道，“菊老今天累了，请早点休息，明天中午，北洋同人想公请菊老吃顿饭，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可以。”
    “那么明天上午十一点派车来接。”
    “早一点好了。”徐世昌说，“明天上午我想去看看几个老朋友。”
    “那，明天一早，我就派人过来侍候。”段祺瑞回脸来又说，“明天中午，不知道大总统能不能赏光？”
    “谢谢啰！你们北洋团体的恳亲会，夹我一个外人算什么？”
    宴会设在段祺瑞的私邸，一共只有一桌人，主客以外，都是北洋要角，但关起门来密谈的，只有段祺瑞、王士珍与徐世昌三人。
    “姓孙的居心险恶，华甫已受了他的蛊惑。本来同是北洋，大家都是项城跟菊老熏陶出来的，将来谁来主持局面，都是一样的。不过，姓孙的另有阴谋，极力替华甫在拉拢西南方面。这就太对不起死者了。”
    华甫是冯国璋的号。徐世昌本来因为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所表现的态度，有自外于北洋的模样，颇表不满；如今听他跟西南方面有关系，益觉可恶。尤其是段祺瑞那句“太对不起死者”，颇能打动徐世昌，袁世凯就是因为西南跟他作对，方始送了老命。冯国璋现在居然与敌为友，这简直是叛逆的行径！
    不过，这件事出入很大，他不能不慎重，便即问道：“华甫跟西南勾结，有没有证据呢？”
    “选举副总统的结果，就是证据。华甫的票最多，其次是陆干卿，未来的安排是，冯正陆副，趋势很清楚的。”
    “谁来安排？”
    “还不是姓孙的。”段祺瑞又说，“北洋团体迟早毁在此人手里。”
    “可恶！”徐世昌沉吟了一会儿说，“去此人本来不难，不过我的处境比较为难。”
    “菊老有什么为难，尽管说，大伙儿来想办法。”王士珍说，“北洋团体，决不能因为项城去世而散掉。”
    这意味着只要徐世昌是为了北洋，大家愿为他分忧分劳，也就是隐隐奉之为北洋领袖之意。这在徐世昌，当然是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同时也觉得应该负起驱除“北洋之敌”的责任来。转念及此，原来尚在考虑的一个念头，立即变成决定要达成的目标了。
    话仍旧要归结到处境上，“我是应邀来做调人的，未便过于左右袒。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他，我可以请黄陂下免职令，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表示，外头才不会说闲话。”
    “这是又铮的问题。”王士珍问，“芝泉是怎么个意思，请当着菊老说一句。”
    “好办！我让他辞职好了。”
    徐世昌点点头。“我也赞成又铮辞职。”他说，“好些是非是他惹出来的。”
    “不过又铮虽然辞职，继任人选，还是得好好研究。如果再起摩擦，请菊老来做二次调停，就没有意思了。”
    “当然。只要黄陂不掣肘，我绝没有跟他为难的意思。又铮走了，谁来接他，我毫无意见，菊老跟聘卿如果有人，不妨提出来。”
    “如今目标既是孙伯兰这一系，那么黄陂这方面的人宜乎拉拢。”徐世昌紧接着又说，“我听说张乾若虽然不安于位，大体上还能顾到双方的立场。芝泉，你索性卖个交情给黄陂，跟他要张乾若。”
    “菊老这一着很高，我完全同意。”段祺瑞说，“现在要研究进行的步骤了。”
    当下决定，分头进行，一方面由徐世昌跟黎元洪去谈孙、徐并去的办法，一方面由段祺瑞征得张国淦的同意后，再向黎元洪正式提出。
    于是这天晚上，到了所谓“二十四小时限期”的九点钟，黎元洪来访徐世昌，探询考虑结果，徐世昌表示，孙洪伊调农商，徐树铮由秘书长调任原由段祺瑞自兼的陆军总长，两人仍在内阁。阁议中，秘书长无发言权，徐树铮多少还有点顾忌；如果一调陆长，虽然职掌跟农商部绝少关联，但阁员在阁议中，对任何问题皆可发言，那一来冲突反倒更厉害了。
    “我承大总统不弃，让我来做调人，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是道理。一时苟安，留下后患，这种事，我是决不做的。”
    “不错，不错！菊老顾虑得很周到。想来长治久安之策，一定也是胸有成竹了。”
    “徐又铮好事，我已经劝芝泉，不必留他在内阁。可是徐去孙留，又怎么说呢？”
    “原是劝孙伯兰辞职，再劝他一劝。”
    “如果他坚持原来的立场呢？免职可，辞职则不可！大总统又如之奈何？”
    “那就免他的职。请芝泉送‘府稿’来，我画‘行’就是。”
    “好！就这么说。”
    接着谈起谁来接替徐树铮。徐世昌料想张国淦绝无不愿之理，也就将内定的人选公开了。黎元洪对这一点非常满意，认为徐世昌确是助他在设法谋长治久安，因而唯命是从，在第二天就发布了将孙洪伊免职，及准徐树铮辞职的命令。
    这个变化，震撼了北京的政治圈。为徐世昌始料所不及的是，为他凭空增添了几许声望，因为大家认为这一处置是“各打手心二十板”，正是“东海相国”能使黎、段俯首听命的明证。
    在韬园派，尤其是孙洪伊，对徐世昌自然恨之入骨。但徐世昌是在野之身，对他无可如何，报复的对象，唯有施之于权力所及的内阁。孙洪伊集合了本系的力量，拉拢亲冯国璋或反段祺瑞的派系，结成一条专门杯葛内阁的阵线，以致出缺的内务总长，始终补不上人。内阁请求行使同意权，提一个否决一个。到最后，不得不以教育总长范源濂暂代。
    这些纠纷，与徐世昌无关，他的调停任务已经终了，为实践自己的诺言，向居停告辞，遄返辉县。但北洋不放他；黎元洪更不放他，怕北洋还会捣乱，便可就近将他搬出来作挡箭牌。
    商恳再三，出京还是要出京，不过移住天津。在他动身离京的第二天，“小朝廷”的内务大臣世续也到了天津。
    “大哥，”世续开门见山地问说，“请皇上复位这件大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这又何消问得？”
    “是的。我也知道大哥一片赤忱，都在皇上身上。不过，事机急迫，再不着手，就要落在人家后面了。”
    徐世昌心里清楚，这“人家”就是指张勋，当即问道：“怎么？绍轩那方面有什么消息？”
    “绍轩派万公雨来跟我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了，要我赶快预备，机会一到，立刻动手。”世续紧接着又说，“张绍轩到底是武人，资望也不够，由他来发动，号召得动或不动，大成疑问。”
    “噢，”徐世昌很沉着地问，“他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证据呢？”
    “据万公雨说，日本参谋本部次官田中义一在徐州，跟张绍轩见过面，当面表示过的。”
    “这看来倒不假。”徐世昌说，“能不能找万公来谈一谈？”
    于是世续随即挂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派他“内务府”的司官，到北京饭店找到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公雨，立即陪着到天津来。
    据万绳栻说，日本完全赞同复辟，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日本立刻就会承认。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但徐世昌听来，是有漏洞的。
    最明显的一点是，日本军部支持中国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做政治活动，通常是用军火或金钱，不会涉及承认问题，因为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是外务省的事。
    等万绳栻辞去以后，徐世昌将他的疑问率直为世续细道，世续立刻便有明白的回答，他说：“大哥说得不错，外交承认，不干军人的事。不过，田中义一说，只要军部表示承认哪一方面，他们的外务省自然会跟着军部走。”
    “那就是了。”徐世昌依然从容不迫，“不过，事情是要越稳当越好，不能操之过急，项城的前车可鉴。请你回去跟王爷说，这件事，我马上就会进行。不过如何进行，一时还说不上来，我得找人商量。反正一个字：‘稳’。总是朝稳当的路子上去走。”
    “是，是！”世续连连点头，“只要稳当，有利无害，陈师傅一定也赞成的。”
    陈师傅是指陈宝琛，他字伯潜，别号弢庵。徐世昌便问：“这件事陈弢庵知道不知道？”
    “还不知道。”
    “暂时先别跟他提。”
    “我明白。”世续又问，“据张绍轩说，徐州会议，十三省督军都签了名，赞成复辟。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听见这话。不过，”徐世昌略微沉吟了一下，喊着世续的别号，低声说道，“伯轩，我跟你老实说吧，绍轩人缘也不见得怎么好。北洋一系的人，未见得个个听他的。”
    “督军团”中，自以北洋为重镇，北洋军人不听张勋的话，听谁的呢？言外之意，非常明白，徐世昌是暗示唯有他才是北洋的领袖。
    “是啊！”世续心里雪亮，“像这一次黎、段之争，若非大哥进京，谁也调停不下来。”
    徐世昌矜持地微笑着，送走世续，随即派人打听，知道田中义一已由徐州到了北京，即将正在天津闲住的曹汝霖约了来，把世续来访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拜托他一件事，请他进京去看田中义一，当面问一问，他是不是跟张勋说过那些话。
    “润田，”他说，“张绍轩言大而夸，我实在不大相信。不过，日本方面的态度，确是很要紧。我想请你费心，跟田中好好谈一谈。不光是他对张绍轩的态度，还要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曹汝霖点点头，默喻于心，所谓“这件事”是指复辟，这与对张勋是否支持，应该是两回事。徐世昌认为必须基本上日本赞成复辟，方有可为。至于对张勋的态度，亦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对张勋个人的支持，不论他干什么，都愿意加以援助；一方面是因为张勋搞复辟始予以支持，这当然也是不同的。
    于是曹汝霖悄悄进京，一下车便到日本公使馆，告诉专门负责接待中国重要访客的书记官山本，他想要见面的，不是公使，而是田中参谋次官。
    “田中次官，恰好出去了。”山本问说，“曹先生要不要看公使？”
    曹汝霖因为不明了田中与张勋的谈话，是否已告诉了他们的公使林权助，见了面不便贸然探问；而林权助问起来意，亦很难回答，因而起身说道：“不必麻烦林公使了，我先回舍间。等田中次官回馆，请他给我一个电话。”
    说完，留下一张名片，扬长而去。哪知刚要上汽车，山本追了出来，说林权助请曹汝霖暂且留步，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
    于是曹汝霖去而复回，在公使办公室刚刚坐定，林权助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曹先生是不是为了田中次官与徐州张将军的事而来的？”
    既然林权助已经猜到，也就不必再瞒。曹汝霖答一声：“正是！我是受徐老先生的委托，想来了解此事的究竟。”
    “田中次官现在赴约去了。我以公使资格代表他答复，请你转告徐老先生，日本决不赞成张将军复辟。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跟张将军会晤，支持他复辟的谣言。田中次官怕引起误会，今天已派小村通译官，专程到徐州，向张将军说明，澄清谣言。曹先生不妨就拿我这番话，回复徐老先生。”
    林权助说这些话时，神态非常严肃。曹汝霖是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察言观色，看出了底蕴。田中跟张勋之间，必有文章。但林权助站在日本政府立场，怕田中与张勋私人间的协议会引起外交纠纷，特别是怕英国提出质问，所以派小村通译官到徐州去解释“误会”。
    当下不再多说，告辞而归。由于这不是很紧急的事，曹汝霖决定在北京陪陪白发双亲，多住几天，再回天津去向徐世昌复命。不道有天傍晚，段祺瑞的副官打电话给曹汝霖，说“总理请曹‘总长’过来谈谈”。
    “你怎么把张绍轩给得罪了！此人不可理喻，润田兄，请你不可大意。”
    看段祺瑞是相当诚恳的警告，曹汝霖大为诧异。“我跟张绍轩河水不犯井水，”他说，“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干什么？”
    “你没有在林权助那里说他什么？”
    “没有啊！我是东海派我去问田中——”曹汝霖将日本使馆之行的经过，据实告诉了段祺瑞。
    “原来张绍轩误会了！”
    段祺瑞说，他接到的报告是：张勋在接见了小村通译官以后，对人表示：“田中明明赞成复辟，曹润田竟到林权助那里去捣鬼，想破坏我的大计。这小子可恶极了，我非揍他不可！”
    “这不是冤哉枉也的事！”曹汝霖说，“总理既然已经了解真相，请替我解释。”
    “张绍轩的事很难办，尤其是复辟这件事，我更不便有所表示。反正是菊老托你的，他应该替你化解。至于张绍轩动武，我想还不至于，有我在这里，他也不敢放肆。就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中，给你来个难堪，那倒不可不防。”
    “这倒没有关系。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机会，微而又微。”曹汝霖预备告辞了，“多承总理关照，谢谢，谢谢！”
    “小事，小事！润田兄，我留你便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你好好讨教。”
    偌大饭厅中，只得宾主二人。段祺瑞自奉颇为俭约，而且念经吃素，款客是一个火腿炖肥鸡的一品锅。宾主二人，荤素各适，边饮边谈，很快地谈到了段祺瑞的“重要问题”。
    “润田兄，你看参战问题，有什么意见？”
    所谓“参战问题”，是指中国参加欧战。段祺瑞对此事非常热心，因为欧战发生已经三年，德国的败象毕露，及时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将来可以参加和会，分享胜利果实。但反对的亦很多，黎元洪即不赞成，主张严守中立。外交总长伍廷芳，则是折中派，主张对德绝交，不主张参战。国会议员，对此事亦是意见分歧，而且还夹杂着意气，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为了研究参战的利害得失，段祺瑞还特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专司其事，由在袁世凯快垮台时辞职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会长，曹汝霖亦是委员之一。在这个委员会中，大都是赞成参战的，而且还做成了一份“议决书”，提供政府参考。
    因此，曹汝霖答说：“我的意见，都说在议决书里面了。我以为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协约国胜利了，中国仍旧得不到好处。”
    “阁员大部分不主张参战，是受了黄陂跟国会的影响。我奇怪的是伍秩庸是老外交家，经验丰富，何以他亦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不主张参战？”
    “伍秩庸恐怕是受了美国的影响。”曹汝霖答说，“美国在传统上，不先挑战的，但美国实际上倾全力援助英国，我看迟早亦会参战。”
    “又铮亦不主张加入，他以为德国兵强械利，绝不会败，中国应该慎重观望。”
    好大喜功、喜出奇计的徐树铮居然亦不主张参战，这却是颇出曹汝霖意外的。不过，曹汝霖认为徐树铮的看法并不正确，当即为段祺瑞作了一番交战双方国力的分析。
    他说，现代战争不是单靠兵力，还要配合国力。德国国力可敌英国，但美国一加入，德国的力量就差得太远了。而况英国的海军，不可轻视，德国如不能渡过英伦海峡，英国守住本土，长期坚持，有美国的不断援助，虽有消耗，得以补充，这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接着，曹汝霖不脱亲日派的本色，以日本加入协约国为论证的基础，说日本对于国际情势，颇有研究，若非看出德国必将战败，不会贸然参战。
    “日本在协约国胜了以后，在和会的发言权，自然更大。可是，”段祺瑞问说，“总不能在和会中侵犯中国的利益吧？”
    “总理指的是哪方面？”
    “譬如青岛的问题。”
    “提起青岛，中国更应该参战。胶州湾租借可以在德国战败后收回。否则，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是件很麻烦的事。”
    “对！”段祺瑞神情矍然，但很快地又转为忧虑，“南北分立，对德问题意见不一，内部尚且不团结，何能一致对外。”
    “我的看法不然。参战以后，民气一振，或者反可借此团结一致，亦未可知。”曹汝霖又说，“像美国，平时尽管党争甚烈，但遇到国际上重大事件，政府作了决定，反对党是一定支持的。”
    “人家是美国；我们是有三个人在一起，就要分成两派的中国。”段祺瑞苦笑着说。
    “总理不要气馁！”曹汝霖依旧替他打气，“外交政策是政府的事，应该由总理负责进行，大总统不应该干涉。至于国会方面，像这样的事，不牵涉到个人的权势进退，总比较好解决。”
    段祺瑞深深点头，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的见解很高明，不过参战军尚未练成，以何参战？大成问题。”
    “这也没有大关系，用物资支援，亦是一样的。况且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不是正式派遣，总是华工，好当工兵运用，就是参战的资本。”
    “你说得对！吾意已决。”段祺瑞的语气非常坚定，“润田，一旦参战，不能不先筹必要的费用。这方面，将来还要请你多费心。”
    “总理的意思是，”曹汝霖很谨慎地试探，“要向日本借款？”
    “是的。我想请你现在就作一试探。”
    “现在还不是时候。”曹汝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对日外交，似乎以谈复辟为主，我劝总理静以观变。”
    “说得不错。我现在全力进行对德宣战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