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太子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次子，元成宗铁穆耳的侄子，母兴圣太后弘吉剌·答己。
    由于他的名字太长了，我们以下就称他为元仁宗吧。
    元仁宗自幼熟读儒籍，倾心释典，曾命王约等将《大学衍义》节而译之为蒙文，赐臣下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摘译为蒙文，令蒙古、色目人诵习。
    他早年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
    这说明自幼就受到了儒家经典的熏陶，培养了他仁政的思想。
    之后，他和他的哥哥海山得到了铁穆耳的信任，拥有了一定的权力。铁穆耳死后，他们兄弟进行夺权，尤其是元仁宗，比他哥先进大都，稳定了局面。
    他在这个时候，知道把位置让给哥哥，让哥哥海山当上了皇帝。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元仁宗的智慧。
    一个人，在利益的面前，懂得取舍，那是需要很大的智慧的。
    他哥哥当皇帝，一则言正名顺，二则哥哥的势力比他大。
    在这种形势下，他要是利益熏心，昏了头，自己去当皇帝，那就很没智慧了！
    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正月，海山崩，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汗号普颜笃汗，是为元仁宗。
    之后，他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
    首先，他诛武宗幸臣三宝奴、脱虎脱，乐实等人，取消尚书省；其次，罢建元中都，停用至大银钞，同时进用汉族文臣，减裁冗员，整顿朝政，改变成武两宗的衰败之势。
    他这样一改革，使得元朝又焕发了生机。
    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元仁宗将王约特命为集贤大学士并将他的“兴科举”建议“著为令甲”。
    第二年十月，元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
    十一月十八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全国举行乡试，一共录取三百人。
    第二年二月，三百名乡试合格者在京城大都举行会试取中选者一百人；三月七日，一百名会试中选者在京城大都皇宫举行殿试，最终录取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为进士。
    此次科举仿唐宋旧制，尊崇朱熹之学，史称“延祐复科”。
    蒙元灭金、宋后，科举废弃，“延祐复科”距离宋亡36年，距离金亡更达81年，汉族士人至此，方重获正常的晋身途径。
    元仁宗的这个做法，使得民族矛盾有所缓和。
    另外，元仁宗很想让元朝的经济发展起来，可惜，阻力重重，导致他的许多经济上的改革无法实行。
    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元仁宗命令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进行田产登记，清查田亩，以增加国家税收。但是，当延祐元年十月，正式实行时，官吏们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力，很多富民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很多贫苦农民和有田富民则被官吏乱加亩数，广大农民深受其害，最终导致江西赣州蔡五九起义。
    这次起义，两个月中就被平定。
    但是元仁宗迫于形势，不得不停止田产登记，并减免所查出的漏隐田亩租税，使得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元仁宗虽然仁义，但对接班人的问题上，还是违背了承诺，改兄弟相袭，叔侄相继为父子相承。
    元武宗海山即位后，以弟弟元仁宗有定策功，于是，母弟为储，相约兄弟相袭，叔侄相继。
    但元仁宗即位后，考虑到了儒家思想，也为了接班人上的稳定，决定改变继承制，再加上太后答己、权臣铁木迭儿等亦劝元仁宗传位己子。
    于是，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十一月，海山的长子和世瓎被封为周王，次年三月被徙居云南。途中元武宗旧臣谋奉之以叛，事不成，周王走避金山。
    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十二月，元仁宗立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打破了叔侄相传的誓约。
    如果国家由元仁宗这样统治下去，走向繁荣，自然是自然之事，可惜，元仁宗短命，很早就死了。
    他号称仁宗，可见他为人很仁义，孔子说“仁者寿”，元仁宗却没有长寿，真是惜哉！
    这自然不是孔子的说法错误，而是凡事都有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元仁宗的短命，只是偶然因素的出现。想要长命，还是孔子说的，仁者寿，为人仁义的人，大都会长寿。
    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正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崩于大都光天宫，年三十五，还葬起辇谷。同年三月，继位的元英宗为其父上谥号圣文钦孝皇帝，庙号仁宗。
    元仁宗的统治，做了许多有利国家发展的事，首先是恢复科举
    他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有利，因为那时候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使得民族得到融合。
    其次，完善了法律，颁布了《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
    《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第三是限制贵族权力。
    如果完全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
    忽必烈的时候，就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不过，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
    元仁宗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
    元仁宗决定迎战这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