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故人南来
    提心吊胆地等了大半天，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到了傍晚时分，何心隐终于回来了。但是，见到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他却没有往日那样的好脸色。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心里郁积着天大的疑团，也没有察觉出来，忙追问今日到底发生了何事。何心隐冷笑一声：“在下正欲请教二位，二位却反问起我来了！”
    听他口气不善，初幼嘉不解地问道：“柱乾兄何出此言？”
    “当初在下三番四次作书于两位，敦请两位莅临南都就任官职，两位千般推辞总也不肯，我道两位无心仕途，也就罢了，哼哼！”何心隐冷笑着说：“却不曾想两位竟另有所图，倒显得是在下小觑天下英豪了！”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更是莫名其妙，初幼嘉也发起了脾气：“你何大人何大老爷可以以此度那些纳贡捐官的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却不可以此度我初幼嘉与张太岳！”
    何心隐也是狂生本色，口齿之上从不肯让人的，当即怒道：“在下虽未曾纳捐，却与那些纳捐之人同列朝班，想必在两位眼中，也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了。却不知两位终日与在下这样的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厮混在一起，可曾觉得有辱两位清名雅望？”
    这分明就是在下逐客令了！初幼嘉气得浑身发抖：“好好好！在下与张太岳两人本也不该腆颜赖在贵处不走，何大老爷既有此意，在下这就告辞！”说着，一拽正皱着眉头在一旁沉思不语的张居正，大声说：“太岳，我们走！”
    何心隐也是动了真怒，见他扬言要走，冷冷地说：“在下祝两位平步青云，鹏程万里！”
    张居正此刻仿佛才回过神来，冲何心隐拱手作揖道：“柱乾兄，在下还有一事不明，想请教柱乾兄……”
    初幼嘉大声嚷着：“你还有什么好跟他说的？当真要等着何大老爷派人将我等赶出去吗？”
    张居正也不理他，问道：“柱乾兄，今日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当真不知？”何心隐冷冷地说：“二位今日上街不是迎驾去了吗？怎么反倒还来问我？！”
    张居正心里其实也很恼怒，但他却想知道真相，便强压着火气说：“我等今日上街闲逛，只见着有亲王仪仗进京，后来便听说发生了兵乱，被逃难的行人裹挟着一起逃了回来，至于究竟来的是哪位亲王，是否真的发生兵乱，其后又是何等情状，都是一概不知，这才要请教柱乾兄，惟乞告知。”
    何心隐看看一旁气得面红耳赤的初幼嘉，又看看眼前一脸凝重的张居正，似乎有点相信了，却还是反问道：“二位当真不知道今日是哪位亲王进京？”
    初幼嘉更加生气了，大声嚷着：“我等天天与你何大老爷厮混在一处，知道什么！”转头又对张居正说：“他分明是在敷衍我们，你还和他废话什么！即刻收拾东西，回荆州！快点！”
    见张居正还是不动，初幼嘉跺跺脚说：“你若是不肯走，那我一个人回去！”说着，转身就要朝居室走。
    “子美兄！”张居正喝道：“已叨扰了三月有余，要走也不急于一时，今日不问个究竟，便是回到荆州，你我也必定会萦怀于心！”
    初幼嘉知道张居正表面谦和，其实内心十分倔强，打定了主意就决不改变，因此他转头冲着何心隐嚷道：“你说，你快说！说完之后我等立时就走！”
    何心隐喃喃地说：“这么说，你们是当真不知道啊……”说着，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羞愧之色，接着便深深地一揖在地：“愚兄孟浪，错怪两位贤弟了，万望两位贤弟恕罪！”
    张居正对他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并不在意，催促着说：“柱乾兄不必多礼，快快告知愚弟则可。”
    何心隐却好象故意要卖关子似的，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反倒冲着长随喊道：“初相公和张相公都还没有用饭吧？快去置办酒菜，把我藏起的那瓶‘三花白’也拿出来，我要好生向两位相公赔罪！”
    这下子，连张居正也忍不住发火了，大叫道：“何心隐！你若是再推三阻四不肯以实情相告，我等即刻与你割袍断义，永不相见！”
    何心隐慌了神，忙说：“其实愚兄一说，你们便晓得了。来南都的那位亲王倒与你们颇有几分渊源……”
    初幼嘉没好气地说：“扯淡！我等凡夫俗子，认识什么天潢贵胄……”正说到这里，他突然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说的是辽王？”
    何心隐点点头：“正是就藩于贵乡荆州的辽王。”
    “他？怎么会是他？”初幼嘉说：“他才只是个郡王，怎能僭越违制用亲王的仪仗？哦，竟比亲王还要排场！”
    “先前来南都的那些藩王，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听说用的都是亲王的仪仗。”张居正咬牙切齿地说：“礼乐崩坏之时，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不能冒出来？”
    初幼嘉忙说：“太岳慎言！”
    张居正梗着脖子说：“怕什么？这又不是在荆州！”
    这下轮到何心隐吃惊了，问道：“太岳，愚兄闻说令祖曾是辽王府的护卫，说起来贤弟也算是他的家臣之后，为何提及此人这般激愤？”
    张居正还未开口，眼圈却已红了。初幼嘉忙说：“此事正是太岳心头之痛，柱乾兄就莫要问了……”
    原来，张居正祖父张镇是就藩辽王府的护卫，但也是死在目前正袭着王爵的第七代辽王朱宪之手，更为可恨的是，无端死在辽王之手，却令包括张居正在内的张家之人说不出什么话来。
    辽王建藩于洪武年间，为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五子朱植，起初受封之时藩国在辽东，故名辽王。其后因北边不靖，迁居湖广荆州，传至今世，已有七代。第七代辽王朱宪年岁与张居正相仿，嘉靖十六年，第六代辽庄王薨陨，朱宪守制服丧，尚未受封袭爵，加之他非正室所出，王府大权掌握在辽庄王王妃毛氏手中。
    其时张居正虽才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但因十二岁中秀才，又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大加褒扬，已是才名享誉湖广一省的神童，祖父张镇十分得意，经常在众人面前吹嘘孙子的才华如何了得，日后成就如何不可限量。这些话传到了前代辽庄王王妃毛氏耳中，她也对这样的神童很感兴趣，便让张镇将张居正带到王府，亲自考察他的学识才华。张居正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令毛氏大为喜欢，便赐以酒食，还特地让世子朱宪作陪。席间毛氏看着仪态风神飘逸，举止得体大方的张居正，又看看顽劣不堪、厌学好玩的朱宪，感慨地说了一句：“你这样不成器，日后迟早有一天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氏这句话本是激励他求学上进，却让朱宪觉得大伤颜面，他本是庶出，当然不敢与嫡母作对，便将怨气记在了张居正的头上。
    嘉靖二十年，张居正以十六岁幼冲之龄高中湖广乡试头名解元，荆州全城轰动一时。已袭爵受封为辽王的朱宪将其祖父张镇召到王府，赐以美酒表示祝贺。张镇生性好酒，加之又遇到孙子这样天大的喜事，不知不觉就喝多了。这时候，辽王朱宪的险恶用心终于暴露了出来，明明知道已年过六旬的老护卫已经喝醉，再也不胜酒力，却还是命人赐酒。君有赐，臣不敢辞，张镇就硬着头皮继续喝，直至酩酊大醉，当夜便撒手人寰。
    这样的死法实在很不光彩，张居正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一直不好对旁人言及此事，只有同乡好友初幼嘉略知一二，因此，见何心隐问到此事，赶紧出声劝阻。
    何心隐的家乡也是监国益王朱厚烨的藩国所在地，他自然知道那些天潢贵胄平日最是骄纵不法，多行扰民虐民之事，也就不再追问，再三再四地道歉，说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都是荆州人氏，与辽王颇有渊源，自己以为他们两位早该知道辽王进京一事。
    初幼嘉冷笑着说，我等既不是辽王府上的家臣，又非是朝廷命官，莫非辽王离藩抵京还要向我等请示不成。
    何心隐满怀歉意地承认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请两位贤弟见谅。但这也并非无端揣测，因目前拥戴辽王的首要人物，便是与两位贤弟都有师谊的前湖广巡抚顾璘！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闻言大惊：“拥戴？拥戴什么？”
    何心隐撇了撇嘴，不屑地说：“还能有什么？自然是要谋夺益王千岁监国之位，日后靖难功成，他好正位大宝、垂治九重！”
    由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此刻还有一位面南背背，接受天下臣民百姓顶礼膜拜已长达二十四年的正牌天子，南都那些藩王宗室、勋贵重臣至今还不敢公开宣称要谋反，益王朱厚烨也自称“入朝监国”而未公开登基称帝，但因为有明成祖朱棣的榜样，所谓的“靖难”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过，有些事可做而不可说，因此，当何心隐公开将这层窗户纸捅破，还是吓了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一大跳——大明开国百七十年，礼仪教化深入人心，真要矢志改天换日，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到时候，九州裂变，生灵涂炭，大明的江山社稷就岌岌可危了！
    莫非，真的如同那位老者所说的那样，大明的江山就要亡了吗？
    第三十二章心乱如麻
    好不容易压抑住内心的惊恐，初幼嘉结结巴巴地说：“怎会……怎会这样？且不论辽王德才能否膺九州万方之托，以他辽藩之疏，怎能生出窥测天位之心？”
    何心隐冷笑着说：“这又何奇怪的？不正是太岳方才说的那样‘礼乐崩坏之时，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不能冒出来？’吗？说来真是好笑，若以太祖高皇帝血脉之亲疏而论，排一百个也论不到他辽藩，但总有那么一些人，真以为自己是天潢贵胄，自打一落地起，就想问问奉天殿外的那只铜鼎有多重了！”
    “可是……可是顾公乃是圣人门徒、海内人望，他怎会……怎会……”
    “这就更不奇怪了！”何心隐说：“愚兄知道两位贤弟昔日曾受他颇多恩惠，但愚兄还是要说，眼下南都靖难之事还八字没有一撇呢，那些所谓的士林泰斗、清流领袖就一心要谋夺拥立之功了！”
    “不，不会……不会这样……”初幼嘉喃喃地说：“顾公情致高远，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不会为了什么‘从龙之功’而悖背礼教违逆祖制的……”
    “愚兄也不怕两位贤弟着恼，就索性都说与你们吧！”何心隐冷笑着说：“你们的那位情致高远的顾公只怕压根就没把什么礼教什么祖制放在眼里！就以今日之事而论，辽王不经请旨便离开藩邸，已是违背祖宗家法，更僭越动用了亲王甚或太子的仪制，何论礼教何论祖制？更为可恨的是，他们公然带兵入城，欲以武力强行胁迫，监国千岁派出亲卫及南都守备之兵阻拦，他们竟刀兵相向，杀伤诸多军校，若非魏国徐公、诚意刘伯及时赶到，约束部众不与之计较，只恐堂堂南都、太祖陵寝之地，又要遭逢一场兵祸！如斯所为，置圣贤教诲于何地？又置祖宗家法于何地？”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到了最后，竟大声喊了起来：“当此国事多厄、名教剧变之秋，我辈当戮力同心，克己复礼，使礼仪教化、祖宗成法复行于九州万方，他们这个样子兴兵胁迫，成何体统！倘若众人不服，闹将起来，朝廷大军乘虚南下，致使靖难大业功败垂成，这一份罪责，有谁承担得起！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
    张居正心里慨叹一声：辽王不经请旨便离开藩邸、僭越动用了亲王仪制诸事的确是违背了祖宗家法、朝廷规制，但那些起兵靖难的藩王宗室移驾南都，哪个不是如此？在他们的眼里，又何尝有过什么礼教什么祖制？但是，听何心隐的话里，已将原本不屑一顾的那些勋臣改以“魏国徐公、诚意刘伯”这样的尊称，大概是因突如其来的辽王带兵南下之事太过严重，太不得人心。不过，或许对于何心隐这样的江西人氏来说，支持拥戴就藩于江西的益王是理所当然之事，就如同尽管他与辽王有家仇，但若要他从益王、辽王之中选择一人的话，他大概也会更倾向于辽王一点……
    但是，撇开乡土观念不论，也不论益王、辽王到底谁更有能力做一位治国安邦、抚民化外的皇帝，何心隐方才所说的亲疏之论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也就是说，按照“少不越长，疏不间亲”的伦常准则和“立君以亲”的祖宗家法而言，作为太祖二十五子的辽藩，无论如何也无法身与宪宗第五子嫡孙的益藩相提并论——一个是已经出了五服，不过因是太祖嫡传血脉，勉强还被认定是宗亲藩篱的旁系子孙；一个是当今皇上的堂兄弟，即便撇开当今失德乱政，已被天下人决意放弃的嘉靖皇帝，他也还是先帝武宗正德皇帝的堂兄弟，兄终弟及，天经地义，辽藩怎能有越益藩而代之之理！圣人出，黄河清，经过几千年来长期的灌输、施行，又经过大明开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礼仪教化，纲常伦理已成为人们心中凛然不可违犯的“天条”，否则当今皇上也不会因推行有悖于春秋大义、祖宗成法的新政而遭到官场士林的坚决抵制，更不会引发靖难之乱。如此简单的道理，身为士林泰斗、清流领袖的顾公怎么会不知道？他又怎会不顾官场士林，乃至天下苍生的悠悠之口，行此大不韪之事？
    想到这里，张居正又回想起了他与初幼嘉当日面谒顾璘之事：他们虚心求教，再三恳请顾璘赐以明示，顾璘却三缄其口，最终也没有对他们说出个所以然来。即便不说是当他们是黄口小儿，“竖子不足与谋”，不能将拥戴辽王之事透露给他们，但至少也应稍加暗示，免得他们在波诿云诡的动荡时局中走错了路啊！难道是听说他们与何心隐厮混在一起，担心他们走漏了消息？如此行事，难谓“正大光明”四字之评……
    一时间，张居正的心里纷乱如麻，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加之什么情况都不明了，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便收敛了心神，继续听何心隐和初幼嘉的谈话。
    初幼嘉因与顾璘感情很深，此刻还在争辩：“不会的！旁人怎么想，愚弟不敢断言。但顾公绝非如你所说的那样。柱乾兄须知国朝自有规制，非有军功，文臣不得封爵，入阁拜相已是人臣之极。顾公当日既能谢绝益王召其入阁的令旨，足见他非是那等贪恋栈位之人，拥立辽藩于他又有什么好处？”
    这个话问得好，总不成顾璘还有当王莽曹操之心，期待着辽王日后将皇位禅让给他吧！何心隐也不禁语塞，过了一会儿，才气哼哼地说：“愚兄也不晓得他究竟意欲何为。但凭他能周谋多时，不但说服治下湖广一省各军镇影从造逆，还派人千里远行，不惜重金收买西南安、杨、奢三大家土司，借得数万苗、瑶、侗、壮等南蛮异族之兵之举，所图者必大也！”
    初幼嘉梗着脖子还想再说什么，张居正忙阻止他说：“子美兄，事变肘腋，我等什么情势尚不明了，孰是孰非更不甚了了，在此空说无益，还是静观其变，不必再行口舌之争为好。”
    何心隐和初幼嘉想想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停止了争论，其时长随已将酒菜置办齐备，三人移席就坐，何心隐遵从前诺，亲自持壶把盏给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奉酒赔罪。三位年轻人虽则血气方刚，但都是熟读孔孟的大才，也一向崇敬政争不伤朋友之谊的前宋新旧两党领袖王安石、欧阳修那样的名士风范，三杯酒一过，方才的不愉快就全搁开了。
    席间，何心隐将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向两人娓娓道来，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才知道，原来自己今日竟遭遇了一场怎样紧张而又凶险的兵乱……
    辽王移驾进京一事之前全无征兆，概因南直隶锦衣卫哗变之后，以各位勋臣家兵重建的锦衣卫不堪其用，又将监控的重点放在了南都官民百姓身上，对于前湖广巡抚顾璘说服旧部拥戴辽王，集结湖广一省各军镇兵士，以及从与湖广毗邻的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借蛮族土司家兵之事一概不知，以致辽王车驾抵达仪征之后才被侦知。
    南都主事的那些勋贵大臣都知道来者不善，有心调集军队将他们挡在留都之外，可是又因南都原有的军队绝大部分都调到前方，屯兵于徐州准备再举兵北上靖难，余下的不足五万之众，无力抵抗号称有十万大军的辽王部属，只好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南都人心惶惶，再生变乱；一面派出与顾璘有同乡之谊，并称“金陵三杰”之一的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元前往仪征，劝说辽王车驾暂时驻留，容新明朝廷召集文武百官依礼迎驾。
    可是，不晓得是顾璘等人瞧破了新明朝廷的用心，还是与顾璘等人早有勾结，陈元竟被顾璘三言两语轻松说动，跟着辽王车驾就直奔南都而来。不但如此，陈元还凭借自己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喝令受都察院下属职官巡城御史节制的五城兵马司守城军卒打开城门迎接王驾，遂使辽王车驾及麾下数万大军顺利进入南京。
    监国益王闻说辽藩违背祖制，以僭越亲王仪制的仪仗进京，大发雷霆，传令亲随护卫及南京守备军士阻挡，双方对峙于朝阳门内，一言不合，便相互攻杀起来。眼见着局势即将恶化，几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匆匆赶来，好言抚慰辽王部属，又喝令本军儿郎率先放下兵器，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又将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拖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兵祸！
    其后，就在大街上，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在以臣子之礼叩见了辽王之后，代表监国益王及新明朝廷，与代表辽王的前湖广巡抚顾璘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开出了种种优厚的条件，意图说服顾璘带兵离京：许诺发府库钱粮犒赏辽王部属，并准许其在号称“富甲天下”的南直隶治下扬州或浙江治下的苏杭二州等三地，任择一地“就食”，可由辽王自行委任官吏开征赋税，新明朝廷一概不予干涉；对辽王部属也“只宣不调”等等。
    令人气愤不已的是，对于这样优厚、几乎已经侮辱了新明朝廷威严的诸多条件，顾璘一概不理，问他意欲何为也不说。后经随后赶到的朝廷众位大臣们苦苦劝说，他才勉强答应移师出城，但仍要保留两万兵马驻扎北校场的军营之中拱卫辽王车驾，自己却只带着十来个随从住进了东城的官驿之中……
    第三十三章再见师长
    已是日上三竿，何心隐到衙门应差去了，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还一直枯坐在书房里，因昨日发生的剧变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震撼，尽管心头郁积了太多的疑问，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一人抱着一本书，作势在看，可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谁也没有翻过一页。
    就在这种令人感到无比压抑，而又无比难受的沉寂即将要爆炸的时候，何心隐的家人突然出现在了书房门口：“禀告两位相公，门外来了一人，说是初公子家的仆役，给初公子送来一封家信。”
    眼下虽说尚未到“家书抵万金”的地步，但身在他乡，能有家里的消息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初幼嘉忙扔掉手中的书卷，说：“让他进来。”
    来人进了门，初幼嘉和张居正都是一愣：此人分明是顾璘的贴身长随，怎么说是自家的仆役？
    初幼嘉正要出言询问，张居正忙用眼色阻止了他。顾璘的贴身长随向两人跪下，说：“少爷、张公子安好。小的奉老夫人之命，送信给少爷。”
    初幼嘉疑惑不解地过信，只见内里一纸书笺上是顾璘那龙飞凤舞的一行大字：“速与来人至馆驿一见。”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不敢违命，随口敷衍了何心隐的家人，便跟着顾璘的贴身长随出了门。
    江南的春日，天气已变得相当暖和，迷人的景色不知曾引起多少文人墨客的激情四溢，歌以咏之。其中最出色的，大概要算当年南北朝时的大文豪丘迟，凭着“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寥寥四句十六字之评，不但说服拥兵数万的陈伯之叛归南朝，成为传诵千古的一段佳话。号称六朝金粉胜地的南京，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它一年之中最欢乐迷人的季节，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全城的酒楼茶社也必定是高朋满座，笙歌不绝于耳。可是，由于昨日辽王拥兵进城、两军对垒于闹市通衢一事就象瘟疫一样，迅速在民间流传，新明朝廷也就不再刻意粉饰太平，宣布南都进入紧急戒严的状态。虽然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明令各家商铺酒肆照常开门营业，南都的贫民百姓也照旧在为一天的衣食生计奔忙，但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向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下子冷清了许多，过往行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郁和惶恐的神色，更有一队又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在街道上巡逻，摆出如临大敌的架势，给本就已经人心惶惶的南都，更平添了一派紧张和惊恐。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也顾不得评说这样令人沮丧的景况，低着头，匆匆来到了城东的馆驿。
    为了表示尊重，也因顾璘的来意不善，新明朝廷腾空了整座馆驿供他居住，还派了一队锦衣校尉守在门口，名为护卫，实则监视，见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来访，不但带队军官死死地盯着他们，那些兵士也握紧了刀柄，令两人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但见顾璘的贴身长随视若不见，昂然入内，两人也不好在他这个下人面前表现出丝毫的怯懦，便硬着头皮跟他一起走进馆驿。
    顾璘的贴身长随将他们引至花厅，随即入内通秉，不一刻顾璘便出来了，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朝他深深一揖，然后又行了跪见之礼，待主人热情地将他们搀扶起来之时，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急切的探询神情。
    顾璘却不忙着说话，只做出请他们入内的手势，带着他们穿过了一道月洞门，进了一个花树掩映的月洞门，来到了一间幽静隐蔽的内厅。
    馆驿虽只是供进京官员临时下榻之用，但因有资格住进这里的人品秩都很显赫，因此，这间内厅的面积虽不很大，但布置的十分精致，桌椅几案，古董盆景一应俱全，更用屏风将之隔成一明一暗两间套间，大概外间做为客厅，内间是书房，供主人休息或接待亲密朋友之用。
    果然，顾璘径直将他们带进了内间。这里比外间更狭小，又摆了一张书案，所余空间就无法分宾主安放布置桌椅，只在一张制作精巧的方几旁边摆着三张紫檀木的座椅。
    这显然是促膝谈心的架势，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不由得对视了一眼，顿时紧张起来。
    宾主重新见过礼，顾璘的贴身长随奉上茶来，又迅速地悄然退出。顾璘微笑着说：“老夫的来意，想必你们都已知道了吧！”
    不等两人回答，他便感慨地说：“老夫一向视你二人等若子侄，凡事无有不可令你二人知之者，但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此事太过凶险，老夫既不敢稍有疏忽，更不愿轻易牵连你们，是故当日未曾以实情相告。有辱两位厚望，还请见谅。”说着，竟起身向两人深深做了一揖。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原本对此事颇有不满，但听他这么一说，心中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赶紧侧身避让，一边还礼一边应道：“先生为家国做万世谋，学生安敢心怀怨念。”
    顾璘摆摆手，作势让两人坐下说话，然后说：“国事倥匆，变在俄顷，老夫就开门见山了。对于此事，你二人怎么看？”见两人似乎还有些犹豫，他又说：“老夫也知道如今南都情势危殆，锦衣卫那帮番子暗探对官绅士子侦控甚严，本不欲牵连你们，但事关社稷苍生，万万不敢自专决断，这才派人将你二人请来商议。你们但有所想，尽可道来，不必顾虑什么。”
    顾璘话语之中的信任让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十分感动，更让他们感到了这位昔日的朝廷大员、良师益友对他们两位青年士子的倚重，张居正不再犹豫，沉吟着说：“学生也知欲成大功于乱世者，只问成败利钝而已，不必顾虑太多。但‘亲疏伦序’乃是祖宗家法，不容改易。先生拥立辽藩，恐为物议所非……”
    张居正提出的这个疑问，也正是初幼嘉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但是，在他的心里，顾璘一直被看作道德和学问的崇高象征，一言一行都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虔诚尊重，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更不用说是当面提出指责了。冷不防地听到张居正一开口就直接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之处，而且话语也说的很直白，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太岳！”用不满的眼色打断了他的话。
    顾璘却笑道：“子美，你二人都是经国济世之大才，老夫有辱你二人持弟子之礼相待，已实属不该，本应一视同仁才是，但你可知道老夫平日为何总要高看太岳一眼？便是他这种慷慨任事，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说着，他冲张居正点点头：“太岳，此处只有我等师弟三人，你尽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张居正也知道，自己虽一直以师礼待顾璘，其实并未正式位列门墙，而初幼嘉不但拜了顾璘为师，更比寻常弟子多了一层通家之谊的亲密关系，但确实如顾璘方才所言，他平日总是高看自己一眼，经常在生活上、学业上给予关照、指点不说，还不遗余力地向别人推奖揄扬，才使得自己以幼冲之龄便名满湖广。因此，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对顾璘怀着一种特别的亲近和依恋，此刻又听他这样不加掩饰地褒扬自己，更油然生出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之情。于是，不顾初幼嘉一再提醒、告诫的眼色，又说：“请先生恕学生恣肆放言。依学生愚见，益藩得至近至亲之利，南都官场乃至江南士林之中拥戴他的人为数众多，且眼下他又已被南都诸位勋贵重臣抢先迎立，居为奇货，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先生拥‘辽’之议虽独辟蹊径，怎奈先机已失，只怕难以奏效，更恐未必能堵塞拥‘益’者之哓哓众口……”
    说到这里，他见顾璘沉下了脸，用一种深邃而又耐人寻味的眼神看着自己，心里不禁也忐忑不安起来，赶紧打住了话头，垂首躬身说道：“学生管窥之见，有辱先生清听……”
    顾璘闻言哑然失笑：“太岳，你以为老夫在怪你吗？老夫一向自负有识人之明，当日曾断言你日后必不在老夫之下，如今看来，竟是井蛙之言，小觑了天下英豪！”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张居正，缓缓地说：“你日后之成就，断不在东阳李公之下，岂是老夫这等凡夫庸才所能企及的！”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顾璘少年出仕，宦海沉浮几十年，久任封疆大吏，在朝中还做过官居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这份成就已非常人所能企及，却自认为是“凡夫庸才”，更断言张居正日后成就不在前朝名臣，曾于正德元年至正德七年任内阁首辅的李东阳之下，这是怎样令人惊诧而又惶恐的一份期许和厚望！
    张居正慌忙起身跪地，说：“先生之言，学生闻之不胜悚然……”
    顾璘伸手将他扶起，道：“知大势者，张太岳也！寥寥数语便已勘破个中要旨，怎不能当得老夫今日之评？你不必惶恐，且安坐叙话。”
    待张居正坐定之后，顾璘叹了口气，说：“诚如太岳所言，弃‘亲’立‘疏’之举，与国朝规制、祖宗家法不符，老夫当日为此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哼！南都起兵靖难之后，那些勋贵重臣推出益藩为监国，也可谓是煞费苦心了。综观国朝天潢贵胄，除非请出远在北京的庄敬太子或诸位皇子，否则若以亲疏而论，断无人能与之较一日之短长，更遑论只能远溯到太祖血脉的辽藩。老夫当日与湖广通省诸位同僚商议此事，也知道若无一统众议之良策，此事万难功成，徒然滋生纷扰而已……”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都知道，既然打出了靖难的旗号对抗朝廷，那么就该不折不扣地恪守祖宗家法，在“立君”之事上尤其不能授人以柄！但顾璘既然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定已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一统众议之良策”。因此，他们也不插话，安静地等着顾璘为他们揭晓谜底。
    第三十四章立亲立贤
    果然，略微停顿了一下，顾璘侧过身子，伸出右手的中指，在几案上写了一个“亲”字，接着又写了一个“贤”字，然后抬起头，对正凝神看着自己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说：“益藩虽在藩篱宗亲之中得至近至亲之利，但他毕竟不是太子，当今皇上受命于天已历二十四年，那些勋贵重臣也断无胆量伪造正德先帝遗诏。如此说来，他所持之者，不过是一个‘亲’字，我辈可揭出一个‘贤’字来破他！”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喃喃地说：“‘贤’字？”
    “是！”顾璘说：“克成靖难之大业，乃至再造中兴之宏图，首重立贤君清平治世。若益藩尚称贤明，我辈士子自然该当奉之为九州万民之主，但他若是不贤不明，甚或昏庸无能，莫非还要非立他不可吗？”
    说到这里，顾璘有意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让两位青年士子仔细品味自己话里的深意，然后才缓缓地说：“你二人来南都已有一段时日了，就依你等所见所闻，监国益王的所作所为，可称得上一个‘贤’字吗？”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仅以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来南都这几个月的所见所闻，就听说了监国益王朱厚烨的诸多劣迹，关于他在藩邸之时不学无术、不孝敬父王母妃、虐待王府属官等等的传言颇多，即便都不足为信，但他被拥立为监国之后，也有很多失德乱政的所作所为，比如他绕过礼部有司，指派内监强抢民女充掖宫闱，以至于淫死童女一事已令人发指；更不用说还在江南诸府加征所谓的“靖饷”，敲骨吸髓以盘剥百姓。如此荒淫无道之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绝对与一个有道贤君沾不上边。
    但是，就以这个理由来“舍亲立疏”未免也难以服众——旁的不说，顾璘所拥立的辽王朱宪是什么玩意儿，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心知肚明，此人平庸怯懦，才资平平，更贪婪好货，荒淫酒色，比之益王也不见得能好到那里去！
    而且，辽王朱宪还有一个难以让人苟同的毛病：他与从前的嘉靖皇帝一样，崇信道教，迷恋方术，曾被敕封为“清微忠教真人”。以前如此，还可以为他辩解是为了逢迎君父而上行下效，但嘉靖皇帝已于前年幡然醒悟，斥退了进献方术的杂毛老道，并停止了一切修道斋祀活动，他却还是我行我素，终日跟一帮淄衣羽冠之流混迹一处，不是建醮作法，就是立鼎炼丹，将荆州一府搞得乌烟瘴气，令那些受教于孔孟、独尊儒术的官绅士子提及此事便痛心疾首。
    因此，若是吹毛求疵起来，辽王与益王也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又何尝是一个贤明之人？甚或可以说，将普天之下数以万计的藩王宗亲拉到一起遴选，只怕也很难找到一个既贤且明之人，可将靖难大业和大明中兴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不过，既然拥戴谁来主持南都大局，关系着靖难大业乃至大明中兴的前途命运，那么退而求其次，或者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不失为一个法子……
    可是，虽说益王有这样那样的失德乱政之处，但毕竟占了至亲之利，而“少不越长，疏不间亲”是伦常准则，是祖宗成法，在道义上已占尽上风，区区“不贤”的理由，只怕很难得到南都那些官员士子的赞同——要知道，他们既然能因为新政违背了固有的祖制便对抗朝廷，可见都是坚守祖宗家法、墨守成规的卫道士，在立君立储这样的大事上，肯定也会要求不折不扣地按祖宗家法办事，让他们接受“立君以亲”的主张，何其之难……
    再者，益王此刻已被拥立为监国，执掌南都大政，君臣名份已呼之欲出，要想改变这种既成事实，又何其之难！莫非真要凭借着顾璘带来的湖广各军镇府兵和所借到的南蛮异族土司家兵，在太祖陵寝之地闹出一场全武行，将刚刚平静下来的南都再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吗？真要那样的话，南都的百姓要再一次惨遭兵乱是自不待言之事，而且，江南的文武官员、士子儒生势必会因立“益”和立“辽”而分裂，陷入激烈的争执之中，无论立谁，都会使另一方心怀惊惧，难以自安，别说是和衷共济，戮力同心克成靖难大业，能否守住江南半壁江山都很难说……
    见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尚在犹豫，顾璘又说：“老夫本一病废之人，只配待罪山林，南都无论立哪位藩王主持大局，是‘亲而庸’之益藩，抑或‘疏而贤’之辽藩，都非是我所能干预之事。但你们也知道，当今那位皇上违逆祖制悖行新政，将全天下的读书人全都得罪了。时人因其龙兴之地在湖广安陆，多有楚狂人之讥。这固然是他凌辱士人、诋毁孔孟圣贤之道所该有的报应，却实乃湖广一省之大不幸。老夫虽非楚人，但曾抚楚多年，闻之也不胜愤慨之至。是故除了愿毁家襄助靖难大业之外，更惟愿我楚地能出一位膺天命、循祖制、抚士人、安黎庶的真命天子，以匡正人心，矫正视听，更为我楚地百万民众谋一份福利。子美、太岳，你二人为湖广一省青年士子中一时翘楚之人物，当为家乡百姓尽一份绵薄之力才是。”
    官绅士子最重乡土观念，造福桑梓，继而家乡百姓自发地为自己树起一两座功德牌坊，是每一位达官贵人都觉得颜面有光的事情；加之顾璘这话并非是空头许诺，若是辽王真有即位大宝的那么一天，按照惯例，作为“龙兴之地”的荆州乃至湖广通省，无论是减免几年的赋税，还是豁免积欠的钱粮，总能或多或少得到一点“圣恩”。因此，初幼嘉轻而易举就被顾璘的话打动了，当即起身表态道：“学生愿惟先生马首是瞻！”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来，瞥了瞥张居正，似乎在奇怪他为何不赶紧表态。
    但是，当他看见张居正那深锁着的眉头，以及紧抿着着的嘴唇之时，他才蓦然想起自己的这位好友与辽王之间曾有过的那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纠葛，忙歉意地一笑，却低声催促道：“太岳，先生所言皆是正论，我等……”
    “哦，”张居正似乎刚才偶然走了神，听到他的声音才回过神来，见到顾璘正用探究的目光凝视着自己，忙说：“学生与子美兄一样，惟先生之命是听！只是社稷遭此大变，亟待早定大计，以安人心，振士气，然后方能整军北上，克成靖难大业。不知先生计将安出？”
    顾璘一番苦心全是为了拉拢两位士子，见张居正也表态支持自己，终于放下心来，拈着胡须笑道：“呵呵，太岳是辽王藩邸旧臣之后，定不会叫老夫失望。既然如此，老夫便请你二人为辽王殿下……哦，为家国社稷做一件事……”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忙起身应道：“恳请先生明示，学生定当遵行。”
    顾璘说：“若然你二人赞同老夫此说，就请在此公启上具名。”说着，他从几案上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了两张字纸，分别递给了张居正和初幼嘉。
    两人拿到手的，都是一份《致南都诸先生公启》。这份公启由顾璘领衔、湖广众多官员联名签署，罗列着监国益王朱厚烨的十大劣迹，包括他在藩邸之时不学无术，打跑了老益王为他重金礼聘的多位老师；不孝敬父王母妃，曾偷拿过老益王好几件宝物；虐待王府属官，随意克扣属官俸禄等等，自然也少不了他好色荒淫，强抢民女的丑事。其中还有很有份量的一条罪状，说的是他并不是老益王正室嫡出，而是侧妃所生，当年他为了能顺利承袭王爵，曾罗织罪名，构陷同胞兄弟，还曾以重金贿赂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严嵩——由于严嵩目前为朝廷内阁大臣，秉持国政，逢迎当今妄行凌虐士子的新政断然少不了他的一份罪过，这件事就成了益王首鼠两端、阴谋勾结朝廷的铁证。
    公启的最后公开宣称，有此“十不可立”之罪状，足见益藩品行顽劣、行为乖张、放荡不羁、淫酗暴虐，实在不堪寄之以家国社稷、百官万民之望，号召南都官员士子重新审议推举他监国的主张，并说“自古邦国危亡之际，惟有立一贤君，中兴方能有望。而不察时势，拘泥于亲疏伦序，殊失谋国之宏旨。盖家法之于社稷，犹如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等乃社稷重臣、国朝根基，岂可不知之也！是故璘等惟请诸公上以国事为忧，下则苍生在念。祈请倡言会议，定力主持，从速决策，以定国本，并安人心！”
    这份公启上的言辞是那样的犀利，几乎可以比拟为新明朝廷炮制出的宣扬起兵靖难、讨伐无道昏君的檄文，若是散布出去，不亚于在南都平地响起一记惊雷。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显然是给吓住了，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了顾璘，却见顾璘悠闲地端起茶碗，轻轻地吹动着水面上的浮叶，小口小口地呷饮着，两人立刻对自己的怯懦产生了羞愧之情，赶紧收回视线，再次埋下头去，认真地看着手中的公启。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几十年宦海浮沉的往事正在顾璘的心中逐一浮现而起，以至于表面上神情自若，悠闲品茶的他，内心之中却生出何等的一场波澜！
    第三十五章事出有因
    与他所看重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一样，顾璘少小就颇具才名，被誉为“金陵三俊”之一。而且，他既工于诗文，又好提携后进学子，在江南一直享有“儒林领袖”、“文坛祭酒”的赫赫盛名，在士林清流中的人望一时无两。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当学习圣贤之书日久，自认为道德学问已经可以修身齐家之后，都会想着要以平生所学治国平天下了。这一点，顾璘也概莫能外，甚至可以说，因他有远胜常人的大才，加之科场得意，少年登第，这种兼济天下的功名事业心就远比一般人为重。他于弘治九年刚刚二十一岁之时便荣登金榜，高中进士，后攀附时任内阁首辅的李梦阳，一路扶摇直上，直至就任正三品的湖广巡抚，成为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升任六部九卿甚至入阁拜相都指日可待。可惜，一直官运亨通的他却在嘉靖初年开始的那场“大礼仪之争”中一时糊涂，拘泥于传统的礼教观念而站错了队，从此便原地踏步，一直被压在湖广巡抚任上不得升迁。到了嘉靖十八年，身为“议礼派”的夏言出任内阁首辅，当年礼仪之争的旧帐又被翻出，他被调任南京刑部尚书，官秩升到了正二品，实权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过不多时，夏言又以他在南京翰林院任职期间曾主持江西乡试，被人指控与举子内外勾结，纳贿舞弊为由，干脆将他南京刑部尚书的闲职也一并革去，一个跟头跌到了老家应天府上元县，成了一位管领山水林泉的乡村野老。
    论说官场之中的关系错综复杂，敌我恩怨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局，一个赋闲多年、行将入土的官场倒霉蛋，或许会因为死对头的突然垮台而咸鱼翻身，重列朝堂，指点江山。但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倒台，朝野上下起用顾璘的呼声日益高涨，可是接任内阁首辅的虽然是“尊礼”、“议礼”两边不沾的官场琉璃蛋翟銮，但朝政大权却落到了与夏言同为“议礼派”且同为江西籍的严嵩手上，出于与夏言同样的原因，他对顾璘的压制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前年一场宫变之后，严嵩骤然失宠，夏言却“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次出任内阁首辅把持朝政。也就是说，致仕回乡这几年里，无论朝局如何动荡、无论首辅怎样更迭，顾璘始终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经过了这么几年的蹉跌，他渐渐地明白了一点：只要朝政还把持在江西人的手里，他便只能安分守己地管领山林，兼济天下、经国济世的夙愿再也休提了！
    尽管顾璘自己也知道，除非发生一场足以改变整个朝廷格局的大乱子，一举将夏言、严嵩那些可恶的“江西佬”全部掀翻落马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否则自己今生恐怕再也没有出头的希望。可是，他却不甘心这样终老林泉，一直还怀着一丝微茫的希望，在苦苦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不满新政的藩王宗室、勋贵重臣趁着鞑靼寇犯国门之际，打着“清君侧，正朝纲”的旗号在江南起兵靖难了。虽然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之时，他被这骤然生出的家国剧变骇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继而又在心里把那些不顾国家安危、不顾君臣大义，在南都倡乱谋逆的藩王宗亲、勋贵大臣们骂了个遍。但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却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苦苦等待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派出去打探风声的仆役很快带回来了让他激动不已的好消息：江南变乱一起，湖广的那些官员士子也不安分了，布政使牛君儒和按察使雷泽清两人纠结出身魏国公门下的都指挥使梁芳庭，率兵包围了巡抚衙门，威逼胁迫现任湖广巡抚叶醉翁率众举事。叶醉翁是夏言的门生，不肯附逆却又无力弹压，被逼无奈之下，只得仰药自尽以全名节。牛君儒欣欣然地自行接任了巡抚，雷泽清也顺势升迁了布政使，湖广一省军政大权落到了两人的手中。他们随即便以巡抚衙门的名义行文各州县，宣布通省响应南都的号召，起兵靖难；并派出了迎驾使者，带着湖广各衙门官员联名签署的劝进表前往常德，准备拥戴就藩于常德的荣王——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朱佑枢的嗣子朱厚熘为主。
    可惜的是，那位平日里贪财好货、荒淫无度的“宝王爷”大事上却不糊涂，一面虚与委蛇应付来使，提出让湖广省为其准备引幡、戟氅、金瓜、节钺等一应仪仗，还明确表示非太子仪制不行，并索要一万两银子的上路钱，把准备“俯允所请”的戏做足了；一面却遣散了家人，自己带着护卫微服潜行，悄然遁去，等到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湖广官员终于明白过来之时，他大概已经跑到了北京。
    荣王的逃匿令湖广官员措手不及，仓促间也无法再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藩王出来主持大局，而南都已经拥立了就藩江西的益王朱厚烨就任监国。这下好了，湖广一省官员担着天大的干系，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起兵靖难，非但没有从龙之功，反而势必会因为选错了主子而引起监国益王和南都诸位勋贵大臣们的不满和猜忌，真是偷鸡不成反折了一把米！
    就在牛君儒和雷泽清等人惶恐不安之时，顾璘的亲信门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到了省府武昌。凭借着丰富的为政经验和老辣不凡的眼光，凭借着在湖广官场士林经营多年打下的根基，顾璘很快成了那帮人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和透彻的分析使他们接受了拥立辽王的主张，并经过周密的谋划，定下了拥兵进京、争夺大位的计划。
    在武昌、上元秘使往来不绝的同时，新明朝廷钦使的厚底官靴声也在顾璘的门庭响起。因顾璘在官场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又与把持朝政的“权奸”夏言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激烈地抨击新政，自然成为了新明朝廷着力拉拢的对象，监国益王特下令旨，准许其“冠戴跸见，听候调用”。钦使言辞之中还隐约地暗示，他此次蒙召进京不但可以官复原职，回任南京刑部尚书；新明朝廷正准备效法北京政权，设立内阁执掌中枢，日后少不了他的一席之地。
    闲居五年之久，并没有消磨掉顾璘的才略和胆识，更有可能是因为一直冷眼旁观着朝局动向，使他看得更清楚：时下江南已与朝廷决裂，南京的官员手中有了一定的实权，已不再是往日的那种被人讥讽为“莳花尚书”、“养鸟御史”的养老闲职，但新明朝廷的大权始终还是把握在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那帮勋臣贵裔的手中，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士子只能附人骥尾，听命于那帮不学无术，靠着远祖的恩荫袭爵封官的粗鲁武人，即便能位列台阁、入赞中枢，说话能有多大份量？又能干成什么事？！他一生营营役役，机心用尽，虽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但何尝不是为了一申报国之志，用平生所学经国济世，治政安民？这样的结果怎能让他接受？
    更何况，监国益王朱厚烨曾就藩于江西，身边聚集了一大堆可恶的“江西佬”！甚至连益王本人，一口官话之中还带着浓郁的江西腔，让他想起来就觉得十分恶心，又怎能心甘情愿地侍奉这样的君主！
    因此，面对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的诱惑，顾璘却一点也没有动心，婉言谢绝了新明朝廷的招揽，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议定的大计，要凭借着自己在官场士林崇高威望，以移山心力改天换日、扭转乾坤！而这其中，眼下正坐在他对面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位在士林中很有影响力的青年士子，正是关键的一环！他自信地认为，这两位曾受过自己颇多恩惠的青年士子一定会顺从地接受自己的主张，遵照自己的吩咐行事。果然，他们尽管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慷慨地表示愿意惟自己之命是从，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在这份《致南都诸先生公启》签名。
    可是，令顾璘略感失望的是，尽管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显得十分认真，一份短短的公启，两人翻来覆去看了十遍八遍，但看着看着，方才慷慨激昂的两位青年士子却都沉默了下来，脸上似乎写满了疑惑之色。
    顾璘所谓的“一统众议之良策”，其实就是文武并举的双重攻势，一方面拥兵入城，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以震慑留都主事的那帮勋贵和大臣；另一方面通过罗织罪名，在官员士林中制造不利于益王的舆论氛围，利用朝野清议的力量来搞臭，继而搞跨对手。为了刻意突出益王的昏庸无德，在这份公启所列的“十不可立”罪状之中，除了两三桩可以坐实的罪名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这种手段即便算不上卑劣，但也不符合清正君子的处身之道——这对于他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他所干的原本就是将身家性命全押上去的买卖，成则万世之功，一旦失败，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当他打定主意要放手搏上一搏的时候，早就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为成大功，别说是让益王受一点委屈，背上一个恶名，就算是更伤天害理的勾当，也得要硬着头皮去干。但是，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却还都是不谙世事、刚烈好名的青年士子，未必能抛开这层顾虑，豁出名声跟自己一起干，这才是最让他担心的地方！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顾璘强装出来的镇静也一点一点的消失，他开始担心他们会以此为由，拒绝自己的主张，心里不禁紧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