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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一本中国人的书 造就了...
    外篇一本中国人的书造就了日本的崛起
    提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人们大多不会觉得陌生,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著名改革,让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从此走上了富强的道路。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这场改变日本历史和命运的改革运动,却与一位中国思想家和他的一部著作有着很大的关系。
    《海国图志》:中国认知海外第一书
    1840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封闭的大门。这场战争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反思,他们认为是清政府对世界局势的无知造成了惨败的恶果。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的幕僚,也是当时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
    在鸦片战争中,魏源是主战派,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他曾到宁波亲自审问英国战俘,并根据战俘所述,写出《英吉利小记》一书。魏源将这本书广泛散发,希望国人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英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悲愤至极,也使他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更重要的是,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打开了他的眼界,让他跳出了儒学经世的小圈子。1841年6月,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见面,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让他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魏源编书的举动得到了当时开明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知西洋之强,察西洋之症,此为济国强国之举”,于是纷纷出手相助。有的人将复制的有关资料送给他,有的人将被俘英军所画的英国地图寄给他……为使内容更为真实,魏源还亲自向曾到过海外的人请教各国的情况。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本《海国图志》的撰述。1843年,《海国图志》正式出版,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魏源在书中写道,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100卷本。《海国图志》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魏源的一些亲身经历。《海国图志》全书分六个部分,每一部分侧重各有不同。如《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篇,向人们提供了近百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世界各国史地》篇中,魏源通过征引《地球图说》、《外国史略》和《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可以说,《海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日本官员偶获《海国图志》
    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由于《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销路,于是,一些商人便打起了到日本扩大市场的主意。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这三本书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此书令他们大开眼界,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很快,这些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此后的几年里,《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日本。由于《海国图志》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干脆在国内翻印了《海国图志》,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热潮。此后,《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时飙升了3倍之多。
    《海国图志》完善了日本维新派的思想体系
    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日本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国家滑去。
    国难当头,日本的有识之士苦苦探寻着解救国家的良方。《海国图志》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导下,佐久间象山在思想上实现了从排斥西方人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主张从全球的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方略。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他们在吸收归纳《海国图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
    日本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海国图志》的核心内容是“制夷”,“制夷”的核心思想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唯有“师夷之长技”才能抵制其殖民扩张。要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不仅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开展对等的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1868年1月,日本的维新派势力在“王政复古”口号下,发动了对德川幕府的战争,由于装备了大量西洋新式武器,维新军队虽然人数远远少于幕府军队,但依靠武器优势连战连捷,最终包围了德川幕府的老巢江户。1868年4月,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被迫向兵临城下的维新派军队投降,德川幕府对日本长达200多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1868年7月,日本新政府宣布将江户改称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此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维新,推进变革,日本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肆意欺辱,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先生在回顾这段明治维新的历史时,曾这样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海国图志》)所刺激”,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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