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转而反对商羯罗的不二论。提倡“殊胜不二论”，认为个人的，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条件相对于根据，指制约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诸，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批判》、《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的一些言行大都见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参见“伦理，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
    “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
    “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
    “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