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二月的弟弟来访，又勾起了陈墨涵的一桩疑问。
    当天中午，陈墨涵没在军部小灶就餐，回到家里，同俞真说起了这件事情，说：“我们原来没想到还会有出山的一天，既然出来了，我们就要为那些在战争年代里死难的人办好事。崔二月的事情好办，还有一件事情不好办。”
    俞真云里雾里，不知丈夫所云，问道：“什么事？”
    陈墨涵说：“关于你干姐妹的事。”
    俞真大叫惭愧，说：“我原来幻想有这一天，我要去洛安州找她，可是忙得晕头转向，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陈墨涵说：“我看这事有点玄乎，我们在明处，她在暗处，以她那样的秉性，该找来的时候她自然会自己找来，她不找来，也许是有什么隐情。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陈墨涵之所以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见到了那个由“某某阿姨”派去的小伙子，他就分析过“她”的处境。建国之后，先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五湖四海全民动员捉拿“四类分子”，根正苗红的人都险象环生朝不保夕，她那个身份，就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潜藏了，露面之日，也就是大祸临头之日。就是如今，虽然已经叫响了“拨乱反正”的口号，但有些政策还不是很明朗，这时候倘若请她浮出水面，仍然不是明智之举。
    俞真说：“这些年来，可真是苦了她了，我多想见到她啊。不是她，哪有我的今天啊。”说着，眼圈就红了。
    陈墨涵说：“你也用不着伤感，她是死是活都很难讲。我们只不过是捕风捉影地猜测，也许根本就是个幻觉。我现在在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到底是谁派人去追杀她？”
    俞真惊问：“那还有什么疑问?当然是刘汉英。”
    陈墨涵说：“的确，这种可能性最大。抗战初期，刘汉英在蒋文肇的授意下，同日军有交易，就是通过川岛长崎。眼看抗战快要结束，刘汉英怕暴露这个丑闻，派她去杀川岛长崎，这是符合逻辑的。但刘汉英又知道她是莫干山的人，莫干山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又要向刘汉英讨还血债，刘汉英先下手为强，派人杀她，也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李文彬也是她除掉的。我们知道的事实是，除掉李文彬，是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帮忙的，她是在杀了李文彬之后被杀的。这里面就有新的疑点了。据造反派说，她的手里有李文彬临死之前留下的一封遗书，李文彬在信里披露了当时凹凸山分区有人向敌伪透露了他的行踪，有杀人灭口的动机。追杀她的人，还不仅仅是刘汉英派去的，还有另外一路。”
    俞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说……”
    陈墨涵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俞真的失措，说：“她的最后一段时间是跟你在一起度过的，你回忆一下，除掉李文彬的过程。”
    俞真镇静下来，开始点点滴滴地回忆，说：“她的手段是化装成一名伪军的军官太太，我是她的佣人。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同李文彬接触的，后来李文彬认出了她，但是李文彬没有说出来，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李文彬之所以没有暴露她，是想报复一个人，李文彬好像还说过逼上梁山之类的话。但是，他没想到，我们那时候对他的报复不感兴趣，还是把他杀了。我们两个人都开了枪。”
    陈墨涵顿时振作起来了，问：“李文彬有没有交给你们什么东西？”
    俞真说：“没有。至少我是没有看到。但有没有交给她，我就不清楚了。”
    陈墨涵击案脱口而出：“俞真，现在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如果她当真还活着的话，那么，上次到凹凸山七二八农场找我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她派去投石问路的。她有话要跟我们讲，而且不是针对刘汉英的，是冲着我们内部人的，这个人也许现在还身居高位。”
    俞真再次震惊：“难道……梁……他真的……？”
    陈墨涵挥了挥手：“嗨，你想到哪里去了！关于当年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下令给高秋江除掉李文彬的事，就是在七二八农场劳动期间梁必达告诉我的。我们那两年说的话车载斗量，没想到还会复职，也没有顾忌了，说的都是真话，他连他后来在丹东跳舞的时候把一个苏联女人的……他咬人的事情都说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梁必达这个人，粗中有细，该智慧的时候智慧，该坦率的时候坦率。智慧的坦率和坦率的智慧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我跟你讲，凭我的判断，在李文彬这个问题上，梁必达是清白的，张普景也是清白的。别的你就不要多问了。没有事的栽赃也栽不上，有事的跑也跑不掉。”
    这以后，俞真几次要去洛安州坐镇寻查，都被陈翠涵制止了。陈墨涵坚持一条，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她既然不出现，就自有不出现的道理。如果她已经不在人间了，找也是徒劳，还是把这个悬念留到离休以后去解比较妥当，那时候无官一身轻，没有顾忌。
    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窦玉泉在离开两年之后首次回到K军，是来参加张普景追悼大会的。
    清晨五时许，天色刚刚见亮，梁必达和K军政委章光辉、参谋长陈墨涵、副政治委员马西平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K军司、政、后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便守候在军部第一招待所小红楼的门前。
    这支队伍里少了个朱预道。
    本来，朱预道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军长，作为张普景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实际的筹备负责人，陈墨涵拟订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是有朱预道的，但是被梁必达圈掉了。
    陈墨涵觉得不合适，说：“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一级的首长逝世了，同级党委和首长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老朱现在还是副军长，还是应该出面。”
    梁必达冷笑着说：“朱预道同志现在学习很忙，这种事情就不要分散他的精力了吧。”
    陈墨涵再三争取，梁必达再三驳斥，别的什么也不说，就一条，说朱预道学习忙，不分散他的精力。
    所谓的学习，就是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军里先办，军里结束了军区办，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毕业”，梁必达自任学习班的班主任，朱预道的检查写了几十份，梁必达说，没有一份是清楚的。
    陈墨涵设身处地地替朱预道想想，也觉得挺可怜，在那种环境里做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全看班主任的好恶了。最后，陈墨涵搬出了当年朱预道“借礼堂”的事情，说：“老朱有错，可是在张普景的问题上，他没使坏啊，不让他参加追悼会，张普景也会有意见。”
    这样一说，梁必达才勉强同意朱预道参加追悼会，但是规定，其它活动概不参加。
    “不给他饭吃，有他在，他尴尬，我们也尴尬，大家无话可说，难堪。”——梁必达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五点半后，梁必达不时看表，不时询问身后的参谋火车是不是准点到达，显得有点浮躁。
    陈墨涵很注意地观察着梁必达的一举一动，他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梁必达有些反常。按说，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同一个军长级别相当，从某种意义上讲，副参谋长只是一个部门副职，是职能机关首长，而军长却是一方封疆大吏，是实权派，梁必达这个人的傲慢是众所周知的，按照“文革”前的惯例，即使是军区副司令员一级到K军来，梁必达也不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惟一破例的一次是被打倒以前，老副政委王兰田到K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