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贤接过父亲的“血本”时，沉甸甸的，不是金砖却饱含着父亲的希冀。无论怎样，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操纵自己的命运了，他不是后生不是掌柜，如今可是一名“自雇自”的老板了！
    可是，在广州要做金融买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金融界情况十分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又有大小军阀从中兴风作浪，蛊惑市场。尤其是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战火烽烟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每一次军事冲突，在广州都会直接牵引着金融指数的波动。
    30年代初的广州市十三行金融业十分活跃。这里钱庄林立，店铺门面装修堂皇，炒买炒卖黄金外币的人群摩肩接踵，吸引了无数投资者和冒险家。何贤的眼睛瞄准的是十三行、西荣巷一带的“黄金宝地”，其实就是黄金外币炒买炒卖的自由市场，然而，这在旧时代却是合法的经营。炒家全凭一个“信”字，也就无须具备多大的资本。何贤心知肚明，所谓炒，不过买空卖空，和赌博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便在这里挂起个“鸿记”招牌，一个无字银号，却得以施展身手，开办“炒市”活动了。
    十三行作为洋货行，始建于17世纪末，尽管其惟一拥有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业特权的历史期早已过去，且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一带的房屋几乎被烧尽成灰，但由于它曾经拥有过昔日的辉煌，客商们已获悉这个劫后复苏、仍是商业繁盛的地方，便又出现了清代番禺大诗人屈大均描述的“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
    到20世纪20年代，十三行仍是广州银号集中地，而银号的老板们组织的银业公会就设在西荣巷。初入行的“鸿记”老板何贤，并没有什么铺位，他仅靠双腿奔走于浆栏路内的西荣巷银业公会和茶楼酒肆之间，观察行情，充当银业经纪角色。当时银业公会内，设有银业公布所和交易所，是广州最大的金融贸易市场，是个买空卖空的大赌场。公会给每个银号派发两张入场证，因场内每日上下午开市两次，所以，有入场证方可进场交易。
    每日晨起开市前，西荣巷附近各间茶楼已是人头攒动，相互低声议价，或高声讨论，人们先进行着紧张的“热身”活动。而进到银业公会内交易时，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双方都不用讲太多话，而以伸指为暗号。
    早上，何贤在茶楼上或钱庄那里接受炒家的委托，做黄金小买卖。只要按炒家的吩咐，一经买入，马上就写个纸条送给甲某或乙某，如若放了(即卖出了)，也同样以纸条为凭。傍晚收市，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何贤就跟炒家一一交代清楚，从不拖拉。
    聪明机敏的何贤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或“睇好”，或“睇淡”，或入或放，决不盲从，且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为炒家充当高参，出谋策划，结果大获其利。因此何贤得到许多炒家的赏识和信赖，他很快就在这金融圈里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
    何贤有三条“秘诀”：一是深入了解金融行情，观察时局变幻；二是善于动脑子，区分真假行情，分析金融价格涨落的可能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三是勤跑腿儿，勤于联络同行，在各个茶楼的“炒友”中来往穿梭，尽快把信息告知炒家们，并为他们出谋献策，使尽全身解数，颇有肝胆相照的坦诚。
    做黄金买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谓遍及广州了，这些朋友，有些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何贤结交了最为知己的两位朋友，他们就是何善衡与马子登。他们三人都年纪轻轻，爱好相同，且都从事同一职业，可谓志同道合。何贤叫“鸿记”，何善衡叫“双记”，马子登就叫“科记”。其实所谓“记”，不过都是独自一个“光杆儿司令”而已。后来，何善衡提议：“我们不如大家拍档，搞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银行。
    1929年，三位年轻人将各自的本钱凑到一块，集资一万元，在广州的上九路开办了一间汇隆银号，以此为阵地，在金融界中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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