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为民除害，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中国当代历史最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用共产党人的话说，叫“拨乱反正”。1977年夏天，何贤回到广州，又约了岳溪乡的干部，到广州人民大厦跟他见面，并一如既往地捐钱捐物，帮助家乡恢复生产。何贤也想跟县里领导联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摆脱昔日的阴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你有情来我有义，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番禺县领导也很想与何贤重新建立联系，特别是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和“三胞”(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政策之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接触何贤，并通过他与番禺籍的港澳同胞建立起骨肉亲情的联系……
    1978年12月底，何贤因事回到广州。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和市政协、市侨办、市外经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何贤。
    番禺县统战部长卢开获此讯后，连忙拨电话给广州市委统战部，希望同有关部门联络，安排番禺两位领导参加此次宴会，给番禺提供一个接触何贤的契机，得到省市领导的批准同意。于是，番禺县委副书记李志恩和统战部长卢开，出席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三元盛会”。席间，两位干部向何贤汇报了家乡落实政策的情况，他在番禺的亲属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现在都予以平反。
    卢开又告诉何贤，何氏家族的祖屋“文革”时给人占了，现在已收回，准备修理之后就交还给他。
    临了，县委副书记还代表县委向何贤致以深深的歉意：“何贤先生，过去你对家乡建设出了大力，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希望何贤先生谅解。”
    何贤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平静地说：“这些我能理解。中央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尚且挨批挨斗，我这个资本家自然难免喽！”他顿了顿又说：“批我骂我倒也罢了，只是连接待过我的同志也遭批斗就极不应该，极无道理的了。”
    十年浩劫，最深重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扭曲了人心与良知吧。千疮百孔的心灵遭际，能够得以迅速地复原么？他们原以为何贤会有许多怨气，甚至从此不理睬家乡的事……没想到他心胸这般开阔，完全不计前嫌，念的却只是他人的不幸与不公！
    此次会面后又一个月，也就是1979年春节前夕，何贤又回到了花城。花市的摊子摆满了大街小巷，春意盎然的景象，预示了一个好兆头。统战部长卢开，打听到何贤此次住在华侨大厦，就偕同副部长陈浩一起去拜访他。
    他们见了面，就向何贤汇报了继续落实华侨政策的情况，并且叙述了团结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计划，希望何贤能够带头并帮助做好几位港澳知名人士的工作。
    何贤听此一番话，坦然相告说：“这个工作是要做，只有消除坏影响，才能让人重新建立信心。我本人是没问题的，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多些，容易理解。人家则不同，成见太深了，慢慢来吧，多做工作。”
    何贤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信封，问卢开道：“你们搞统战工作，有没有车子用呀？”
    卢开答道：“县里的车子较少，用车还有些困难。”
    何贤听罢，即刻写了“捐赠两台15座客车、两台9座豪华型小车”的字条递给卢开，并说：“送几台车给你们，有时港澳同胞回来也好有部车子接送。”
    卢开、陈浩等万般感激，感激的不只是几部汽车，更重要的是何贤赞成他们做好港澳同胞的工作，并且用实际行动“雪中送炭”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何贤对番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霍英东引回到番禺来。霍英东在80年代以前，跟番禺可以说基本没任何联系。霍英东没有祖乡，他原是水上人家出身，但他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番禺人。论家财，霍英东比何贤多得多，何贤仗义疏财，比不得暴富之家，所以论出资，霍英东在番禺拿钱助建的数额自然比何贤多。现在番禺的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都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何贤，我们不会认识霍英东，也不会把霍英东引到番禺来。”
    在广东，何贤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面向港澳同胞的第一个“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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