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战争！
鲍林对辞职一事采取了不声不响的态度，他对谁也没有提起杜布里奇对他施压的情况。他对学校里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他决定从行政事务中抽身，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政治活动。他不想让公众知道，他最终是被迫辞职不干的。
社布里奇让恩斯特·斯威夫特接替了鲍林的职务。这是一位相貌严肃、温文尔雅、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化学家。他虽不大有名，但资格较老，曾对诺伊斯很崇拜，在鲍林手下时则一直是忍气吞声。按照斯威夫特的看法，鲍林牌生物化学和医疗化学“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货色，系里原先的学科重点都受到忽视。因此，他要以恢复学科的平衡为己任。为此，很快就成立了化学系系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早是在30年代根据诺伊斯的提议创立的，每一个化学分支学科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就包括长期受到鲍林冷落的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此外，对实验场地也重新进行了安排，特别注意缩小鲍林这个摊子占用场地的面积。鲍林本人也从他的大型办公室搬到了较小的职工楼，他的工资则从系主任的18000美元降到普通教授的15000美元。
这是迎面打来的一记耳光。钱倒不那么重要——鲍林写书的稿酬在不断上升，已经超过他的工资了——但鲍林认为，这样做的方式实在让人丢脸。在他看来，杜布里奇并没有像他在公开场合标榜的那样要坚持言论自由，他在压力面前卑躬屈膝了。鲍林认为自己是因为政治观点而受到惩罚的。由此造成了这样的局面：鲍林和杜布里奇彼此之间已没有多大关系，两个人只是在一些社交场合还有那么一点接触。不过，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并没有公开流露出不满和被人抛弃的情绪。表面上，他装出了一副自我克制的样子，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也即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仍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仍然坚信小时候在俄勒冈学到的一条准则：整天怨天尤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辞职这件事一刻也没有影响到鲍林争取和平的活动。他像往常一样，到处作演讲，每周两三次，可能是在中学里或本地的谈话节目中，也可以是在犹太人聚居区或本地反核团体的集会上。他仍在向医疗界和心理学界的各方面人士谈论自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精神病冶疗的想法，尽管到那时为止，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取得值得称道的成果。鲍林的名声已经够响了，他每天都要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有些写信人请求鲍林帮助停止核试验。中学生请求他题辞，指导他们如何面对人生。也有些人征求他治病的建议，如何对付佝偻病、癫痫、抽烟、龋齿等。有人专门征集名人的签名，要求鲍林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电视节目《埃勒莉皇后》的剧组曾致函鲍林，询问能不能将他的一些分子模型搬到灾屏上。一位心事重重的母亲来信说，因为存在着放射性尘埃和核灾难的危胁，她害怕生育更多的孩子。鲍林回信说，他非常乐观，将不再有战争。出版商来函请他写一部自传，鲍林说，只要找到时间，他一定写。也有一些信件他没有回复。有一封长信的字迹很潦草，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信纸，在一些关键词句下还画了红线。另有一封奇怪的来信，天花乱坠地吹嘘已经找到了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并且还有一些使人长生不老的祖传秘方。有一个家伙竟然异想天开，声称有办法培育一种母牛，从这种母牛身上挤出的牛奶含有更多的不饱和脂肪。另外还有一个人称发明了一种所谓的“联合科学”，能把宗教原子物理以及人类行为的研究综合在一门学科中。
鲍林不断地收到邀请信，要他去龙波克、圣约瑟、波特兰以及当地的小学里作报告。他还收到了访问巴西、古巴、一些非洲国家和保加利亚的官方邀请。看来，各种各样的和平组织、学术团体和医疗机构都希望他成为它们的名誉会员。
鲍林忙得不可开交了。一般情况下，他只能婉言拒绝，抱歉自己抽不出时间。他不再参加任何社团，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团体。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也无法说服他参加。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充当各方面反对核试验人士的主要发言人，在50年代后期是很有声势的。鲍林曾经对这个组织的一次集会讲过话，但是，他对招募会员的人员说，他宁愿作为一名“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独立人士”开展自己的活动。
有时，荣誉是强加到他头上的。6月下旬，鲍林收到一封信，说他和国家科学院院长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最早享有这一殊荣的两个美国人。鲍林心里很清楚，在苏联，很少有比“院士”头衔更高的荣誉了。他对新闻记者说，他“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则提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简单而又天真地忽视这一荣誉的政治含义，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尽管特勒有很大的影响，原子能委员会遵循着一条强硬的路线，一贯反对禁试的谈判，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改变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温和派顾问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注意到了公众在放射性尘埃问题上接连不断的抗议。由于鲍林公开发起的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活动的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总结回顾了过去十八个月里的政绩，希望自己在离开政坛以前能做一点实事来推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进行禁试的谈判。1958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关专家的会议，在技术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谈判双方都需要保证，条约一旦生效，要是某一个国家有欺诈行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专家们在紧张地谈判，另一方面，核试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过，到了8月下半月，鲍林听到了好消息：日内瓦专家会议已认定，要识别一次非法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核试验，在技术上是可以办到的。现在，通向禁试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试验，因而能正式宣布，它们准备停止核试验一年，条件是苏联人也这样做。
在此之前六个月，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任何想法都被认为是共产党颠复活动的证据。如今，这已成为政府官方的政策。
这一惊人的转变使鲍林兴奋不已。此时正值鲍林的新书《不再有战争！》开始上书架发售之际，鲍林旋风般地周游于全国各地，进行促销的活动，希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种轰动的效应。但是，也许美国政策的变化降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尽管它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评论界也不乏褒词和赞语，钦佩他勇于坚持禁试的立场，称赞书中的“论述简洁有力”，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令人失望。鲍林最后自己掏腰包买了几百本，分发给他认为在禁试问题上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还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国参议院议员各送了一本，甚至还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办公台上留下了几本。
鲍林成了艾森豪威尔改革的倡导者，不过，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达英国，一方面是出席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是要亲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战争！》一书在英国出版。他还要向“核裁军运动”发表演说，这是以罗素为首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移民局官员强迫鲍林缩短访问英国的时间，使他无法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群众集会。鲍林和罗素设法将这一事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各报将其作为冷战歇斯底里的一个例子作了广泛的报道。结果产生了预期的影响：英国政府只好让步，允许鲍林回到集会上讲话。经过这一番吵闹，鲍林出现在集会上，引来了一片欢呼喝彩声。正如一家报纸报道的那样，移民局弄巧成拙，帮助鲍林成了“在英国反氢弹积极分子面前讲话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时，鲍林对自己将要发表的讲话完美无缺地打好了腹稿，这将是一篇标准有力的反对核试验的政治演说，估计历时一小时左右。开头总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上”，他要对在场听众说，“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喜欢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矿产，分子——特别是人。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关于这一个世界，科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简单地列举自己颇感兴趣的几项新发现，谈谈血红蛋白的结构，说明中微子的特性有点像小小的推进器，等等。在此之后，他还要从科学怎样使社会进步，一直谈到医学、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不过，他希望说明，科学上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已经将这个世界完全置于空前的危险中。他接下去就要进入中心的议题，论述1945年的原子弹和1954年的铀弹“这两次重大的突变”使战争成了人们不敢想象的事。他还打算向听众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说明放射性尘埃和全面核战争灾难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然后再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激起听众的愤怒，让他们了解美国正在花费多少金钱来毁灭这个世界。同时，他还要告诉听众关于核武器研制和扩散的最新消息。“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毁灭性武器呢？”他会这样问。“这些武器非用不可吗？这个世界上各个大国的领导人是否想要牺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愿合情合理地进行彼此之间的谈判，运用人类的理性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强权政治的旧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上。”
他坚持认为，新的科学进步要求在政治上采用新的做法。“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具有科学的精神，”他会这样说，“处理国际事务，就是努力寻求正确、公正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决不是让一个国家压倒另一个国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损害他国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义，相信人道主义……是让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候了，是让世界各国用国际法来规范自己行为的时候了。”最后，如果听众是美国人的话，他还会挥舞这样的旗帜：“我是美国人，”他将这样来结束自己的演说，“出生在俄勒冈，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多年了。我为自己伟大的祖国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带一个头，在处理世界事务的进程中，让道德占有优先的地位。”
这篇基调性政治演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每到一处，无论是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还是法国，他都受到了许多反对核武器的团体和群众热烈的欢迎。他的形象与美国伦那副典型的漫画式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佬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华盛顿那样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里粗气、丑陋无比的美国游客；鲍林则是身材魁梧、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谁也不能使他闭上嘴，无论美国政府怎样对待他，他决不害怕把真理讲出来。
与英国移民局发生的纠葛，标志着鲍林一生在公共场合最后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随着美国官方政策向禁试方向倾斜，只有极右派的新闻媒体仍要攻击积极反对核武器的人士了。鲍林仍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跟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仍在搜集和整理有关他活动的档案。但是，联邦调查局经过12年调查，能够说出对鲍林最不利的结论是：“多年来，鲍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唯我独尊构不成叛国罪，因此，鲍林的名字也就从这个机构的安全薄上删去了。
日内瓦禁试谈判原定于195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举行——这个日子也是希望各国暂停核试验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准备期内，有关各方都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些也许是在一段时间里最后的试验了。美国将自己进行的这一系列试验称之为“截止式行动”。单单在10月份的前三个星期里，苏联人就爆炸了14颗核装置，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由此导致洛杉矶的放射性含量的读数比正常数字升了120倍，这是在核试验地区以外记录到的最高值。在万圣节来到之前，三个核大国在1958年一共进行了63次核试验——这个数字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试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个月时间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核对了所有的证据，得到的结论证实了鲍林发现的结果：核试验每年大概会造成42万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数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遗传性恶化的……效果”
日内瓦谈判开始时，媒体报道称，1958年进行的各种核试验生成的放射性烟云正在向各方飘散。这使公众感到焦急和不安，鲍林也乘机在火上浇油。他知道，谈判在以前曾经破裂过，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科恩仍在拼命鼓动有关方面恢复核试验。鲍林还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公众不断向有关方面施压，才能保证谈判不出轨。他发表演说的时间表仍然是排得满满的，他照样经常地与接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小范围内的争论，这些研究人员对他提供的核试验影响健康的数据表示有怀疑。那一年秋天，鲍林与那些认为他的估计数据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动机的人经常有书面的交锋；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每一次都会引用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发表出来的资料，例如，联合国公布的报告，还有原子能委员会自身发表的数字。这类争论的最终结果总相同：在缺乏更精确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数字和别人的数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战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和事实是正确的。“我可以高兴地说，自从我这本书面世以来，发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没有推翻我在书中得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他在1959年1月这样写道。
日内瓦谈判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间，鲍林在全世界各地游说，向和平团体、教会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讲话。前一年秋天疯狂地进行的核试验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尘埃，此时，这些尘埃仍然飘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鲍林的讲话就更有份量了。报刊几乎每天都要用这样一些标题把这个问题带进千家万户：“喷气客机飞越美国上空，机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镀层”；“明尼苏达州小麦锶90含量超标”；“牛奶和儿童骨骼中锶90含量急剧上升”；“纽约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时，原子能委员会正在采取新的行动，鼓励人们构筑防弹设施，只因未及时发表新闻公告，就被人指摘为自相矛盾。评论界质问：同一个机构，一方面在加紧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监测核武器对健康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治上的压力也不断加大，有人要求撤销原子能委员会有关公众健康方面的职责，鲍林则提议将这种职责转交给美国公共卫生署。
反对核武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集会，有二千四百多人闻讯前往当地的一个礼堂，在那里，他们屏息静听鲍林传达一条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国积聚了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足以杀死世界上每一个人二十多次；构筑防弹的设施，建立全民防御的体制，这类高谈阔论“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话”；原子能委员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机构；“我们孩子骨骼中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鲍林心里想，辞去系主任之职也许并不是坏事。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了。为了反对核试验，为了和平的事业，他想要怎样干就怎样干。事情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在4月份写道：“我对发生变化后自己所处的境况感到很高兴。”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乐观了。“从一年前开始，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如今，我的感觉丝毫都未变，但这些建议已经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纳
鲍林见到过不少总统和总理，也见到过许多哲人和国王，但他还需要见见在他看来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为有力的捍卫者：施韦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实现自己这一个愿望。
施韦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责任心极强。他出生在法国，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过巴赫，考证过耶稣的历史，撰写了关于康德和基督门徒保罗的几部专着，取得过神学、音乐、哲学和医学一共是四门课程的博士学位——他离开了欧洲，放弃了一切荣誉，只身去法属赤道几内亚丛林中一所原始医院，为救治当地百姓而默默无闻地工作。整整35年里，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那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传奇经历才受到新闻媒体的注意，一夜之间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韦策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帮助苦难大众的“白人奇才”，自愿放弃学术功名而投身于基督教服务的圣贤。施韦策在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被人们普遍称颂为在世最伟大的欧洲人。他赞同的思想必定有无与伦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说，他在鲍林要求结束核试验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其价值抵得上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签名。
自从鲍林在1957年征求施韦策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以来，两人就核试验和呼吁禁试等问题一直保持著书信的往来。施韦策曾邀请鲍林去非洲访问。爱因斯坦的逝世使鲍林失去了一位能够在道德问题上提供建议和指导的长者；还有谁比圣贤更适合充当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鲍林夫妇从德国乘飞机抵达朗巴瑞纳，这是位于非洲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他俩转乘一辆吉普车到达附近一条河流的岸边，在那里登上一条独木舟。两名船工一面划桨，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飘流了最后几英里，最终来到了施韦策的医院。
鲍林夫妇一下子为医院的原始景象惊呆了：沿着泥泞不堪的小道，零乱地排列着一间间茅舍。煮饭的油烟，猪秽的哄闹，鹦鹉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异国他乡的情调。他们看到了经过驯养的巨嘴鸟和猿猴，一个很大的菜园，不远处，四周全是郁郁葱葱的丛林，从那里不断传来呱呱的鸟鸣，给人以沉闷的感觉。“这里的风景非常美，但实在太乱了，”爱娃在日记中写道。
他俩与施韦策及其下属人员寒暄了几句以后，就去其中的一间茅舍招待所里安顿下来了。看来，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这种招待所住宿。鲍林夫妇停留的时间比大多数客人都要长。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中，他们由施韦策手下英俊年轻的医务主任弗朗克·卡奇普尔作向导。在医院四周兜了一圈，并且参观了当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们与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并与新闻记者、作家、摄影师、国家元首、电影明星以及乘舟前来探幽猎奇的富豪大款们聊天。施韦策把大多数来访者看作为占用他时间的累赘；他往往装着不懂英语以避免无谓的闲谈。
但是，鲍林夫妇可不一样。“在来到朗巴瑞纳的所有客人中，鲍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尔说。“对于我们这家非洲丛林医院的嘈杂、肮脏和混乱，他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韦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们开始与他和其他员工一起进餐了——爱娃注意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黑人和白人是分开用餐的——吃过饭以后，他们又待在～起听施韦策用法语讲解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一个星期后，鲍林应邀作一次饭后的演讲，题目是镰状细胞贫血症。这种病在当地很流行，但医院员工对这方面的知识却非常缺乏。鲍林用漂亮的德语讲了45分钟，给员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韦策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讲课快要结束时才醒来，正好有一点时间布道，他朗读了使徒保罗的信件。
后来，施韦策开始邀请鲍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谈，每晚一小时左右。他们用德语谈论了核试验。消除放射性尘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对健康的影响、世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施韦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鲍林说，“我还记得，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鲍林夫妇就感到不那么愉快了。爱娃始终没有受到邀请进入施韦策住所，她只能在饭桌上有机会与他搭讪几句。“在这一点上，他比爱因斯坦要守旧得多，”鲍林评论道。施韦策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员与他是平等的，”鲍林说。“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也没有设法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来，他们才比较清楚，施韦策的医疗态度是怎样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应的。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感到很失望。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贤，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数几个欧洲员工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课题。如果说，鲍林想要找到一位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父亲式人物的话，那么施韦策显然不够格。
他和爱娃又从非洲直接赴广岛，去参加第五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会上，鲍林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我们的选择：在原子弹下死亡，还是要世界法律”。鲍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断提高的威望，倡议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概括介绍大会关心的问题，以易于公众的了解。
但是，他这种牌号的科学和平主义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响应。广岛呼吁书第一稿是由鲍林起草的，在大会上宣读时，听众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认为它口气太软了。接着就发生了长时间七嘴八舌的争论。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进一些更加尖锐的词句，也有一些人赞成鲍林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激进派代表曾一度走出会场以表示不满。鲍林根本未料到会出现这么闹闹吵吵的场面，不过，他还是帮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这反映在最后拟定的呼吁书中——其中包括：点名谴责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日本装置核弹头，等等——呼书得到一致的通过。‘哦们都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鲍林在随后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
正如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鲍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学研究的事。在这之前的两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两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论述了碳14和锶90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另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介绍了长寿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击特勒关于放射性尘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结论。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结、书评，还有为左派刊物撰写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说明核试验的危害性。
随着华盛顿当局态度的改变，主流报刊终于开始刊登赞成禁试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它由两部分组成，标题为“放射性尘埃：无形的杀手”。这是第一次由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正式肯定鲍林和其他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所持的主张，尽管此文仍然认为鲍林的数字大悲观，并且引述了一些评论家的话称，鲍林对危害的估计比有关的证据来得高。不过，一系列报道得到了共同的结论：放射性尘埃具有危险性，应当停止核试验。鲍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断地向通俗报刊编辑寄去的信件，还有一些较长的文章，见诸于文字，发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报刊上。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试运动持续进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爱娃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他向和平团体发表了数十次演说。此时，除了他的讲话外，人们也可以经常听到爱娃的声音了。她开始单独发表自己的演说，起先是因为鲍林演说的日程实在排不过来，只好由她去代劳，后来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请，主要是一些妇女团体要她去讲话。例如，其中就有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这是亚当斯在1915年创办的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到了1959年，爱娃演说的次数几乎与她丈夫演说的次数不相上下了，单单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期间，她就发表了三十多次讲话。她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几位公开论述政治问题的妇女之一，而且她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亚当斯（JaneAddams，1860—1935），美国女社会改良家，和平主义者，曾参与制定第一个青少年法庭法和妇女时工作制等，1915年担任海牙国际妇女大会主席，与另一位美国人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两个人的日程有时候是由一些作为发起者的团体负责安排的，其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曾为两个人的一系列讲话巧妙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但是，有时却非常紧张，有好几次，两人发现彼此的日程有冲突，爱娃要到一个地方去讲演，而鲍林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赶场子。两个人有时就只能在汽车旅馆里、火车上或者赴约途中的汽车后座上见见面。有一次，他们飞到了纽约，鲍林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主题性发言。他们又驱车前往好莱坞，出席电影《海滩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来又到格罗曼的中国戏院参加一次在强烈的弧光灯下召开的午夜记者招待会。会上，鲍林和英国家赫胥黎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称为“杰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讨论了有关裁军的问题。
赫肯黎（AldousHuxley，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之孙，写有诗歌、、剧本、文艺评论等。所写被称为“概念”，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1937年移居美国，以后的作品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悬崖
1959年秋天，日内瓦禁试谈判已开始破裂。罪魁祸首是特勒——至少在鲍林和另外一些观察家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似乎在万事顺利的时候，马上就要签订一项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了，这位氢弹之父公开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情况：核试验可以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进行而不被人发现。根据一位名叫阿尔伯特·拉特的学者提出的理论，可以用适当大小的洞穴来隐瞒不同能级的爆炸，如用地震仪来测定这种方式的核试验，其难度则要提高三百倍。媒体将这种理论称为“大洞论”。由于特勒的支持，大洞论受到高度的重视。后来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上行得通，尽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来隐瞒地下核试验，费用极昂贵，因而是不大现实的——特勒又将它大吹特吹了一番，进一步谈判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核查有没有违反禁止核试验条约，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而特勒又火上浇油，强调大洞论为苏联人提供了回避核查和检测的一条新途径。要将一整套地震仪安装成万无一失的系统，所需的花费将是一个天文数。在委派西方核查员人数和允许在他们国土上建立地震观测站的数目问题上，苏联人已经死磨硬缠了很久，现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禁试谈判一旦脱离了轨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国人和美国人正在起劲地争论时，生效了一年的暂停试验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尽管各方都同意将禁试期再延长两个月，谈判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但这额外的时间解决不了大问题。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自愿地暂停试验期已经结束了。
对鲍林来说，这是令人懊丧的新年。1月中旬将重开日内瓦谈判，但其基础已发生动摇；特勒的大洞论已经使全面禁试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核查地下核试验有困难，1960年的议题将转向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仍可算作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地下试验释放的放射性尘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点也没有——但终究还允许继续核试验。对于鲍林和其他主张禁试的人来说，原本可望马上达到全面禁试的目的，但在最终关头泡了汤，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年末，鲍林个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理查德·李普曼离开了人间。最近几年里——鲍林将他雇为助研员，让他负责精神病项目的研究，也算是帮了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年轻人一个忙——两个人关系愈来愈密切，政治上休戚与共，科研上也齐心协力。1959年，李普曼成了劳尔德·杰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后鲍林最后的朋友。他在圣诞节突然亡故，时年仅47岁，这对鲍林是一重大损失。当然，他像往常一样，没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试谈判发生逆转，友人英年早逝，鲍林在这双重打击下，感到很伤心，思想上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苦闷状态。1960年1月，他和爱娃两个人退避到他们的大苏尔牧场。这一次度假，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他冥思苦想，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时则单身踯躅于通向海滨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鲍林对爱娃说，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检查一下四周的篱笆。爱娃目望着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边上。中午时分他还没有回来吃中饭，爱娃开始担心起来了，但仍估摸着他大概忘记时间了。到了傍晚6点钟，仍不见人影，爱娃的心收得更紧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却听不到鲍林回答她的呼喊；她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滑下了山坡，受了伤，也许跌人了大海。屋子里又没有电话，只好心急慌忙地开车赶到当地护林员办公处——这是能与外界取得联系最近的地方——向他们报告了丈夫失踪的事。
不到一个小时，一小群人在山坡上一字儿排开，开始了搜寻。他们用手电照明，抄近路赶到陡峭的山崖上。一直到半夜，仍不见鲍林的踪影，只好暂停这次事关重大的搜索。第二天黎明，更大规模的搜寻又开始了，并且召来了直升机。有几名记者听说正在搜寻成为争议中心的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也从旧金山赶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找到鲍林的踪迹，护林员谈论着要到崖底岩石间搜寻。被一位性急的记者无意中听到了，他马上打电话谎称已在悬崖下看到了鲍林的身体，估计已死亡。这一消息至少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台里广播了出去；有人听到了这一条消息，马上告诉了琳达和克莱林，说他们的父亲已在事故中丧生。
鲍林在黑暗中听到了搜寻者发出的声音，并且大声地向他们叫喊，但风声将他的喊声吹向了大海的一边。他试图向他们移动，但在挪动身体时，周围有更多松动的碎石抖落下山坡，消失在悬崖下。他只能停下来不动了。用登山者的话来讲，他被“捆”住了，紧夹在陡峭的山崖上，离开海浪线300英尺。他感到，卡在这个位置上，向任何方向移动都是很不安全的。
他是沿着一条鹿走的小径穿越海滨小山的。沿着这一条鹿道前行，突然就无路可走了，小径消失在一块悬空的岩石下。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脚下的岩石和砾粒开始松动起来。他赶紧站到了一块也已经松动的蓝页岩断面上。这是一种油腻粘滑的石头——登山者称其为“油滑石”——它突然开始向岩崖边滑动，着实是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鲍林想起了20年代在德国时学到的一种登山的技巧，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使劲将手杖插进岩屑堆。岩石终于停止滑动了。
缓过了一口气之后，他试图爬下这块蓝页岩。然而，只要身体动一动，就会有一些碎石子向山坡下飞去。于是，他只得缓缓地向岩石上一小块平面挪动，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每一次挪动都有带动整块岩石再次滑坡的危险。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后来他说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得了“恐惧症”——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镇静下来。然后，他琢磨了一下所处的形势：这是非常陡峭的岩坡，他猜想大约是80度，要是不希望岩石再滑动，就只能委身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动。身子下方是有三十层楼那样深的崖底，周围除了那些松动的岩石外，就是茫茫的大海。
他决定不再移动了。
他在心里想，还要等多长时间，爱娃才会召来搜寻的人呢？夜晚已经降临。他用手杖小心地挖出了一个小坑，大约有8英寸深，大小容得了他躺下的身体。他在靠海的一边将手杖扎进乱石中，以防睡着时身体滚下去。自从吃过早饭以后，什么东西都未下过肚。天气又渐渐转冷，外衣只是一件薄薄的茄克衫；他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幅地图，摊开后围在身上挡挡寒。他开始等待起来。天黑以后几个小时，搜集人员曾在他上方经过，他非常高兴；心里想，不久他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躺在暖和柔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觉。想不到，他处在悬空岩石的下方，这些护林员既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也没有听到他的呼唤，他们就离他而去了。
鲍林又开始恐惧起来。他知道，自己最好别睡着。说实在话，睡眠中身体要是动一动，那就危险了。于是，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他开始作头脑体操，用他所记得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从1开始把数字一个个数下去。他还“就化学键问题的有关知识作了一次短暂的讲座”。为了使身体暖和一点，他伸了伸四肢，先是动一条手臂，然后动另一条手臂，接着动一条腿，再动另一条腿。他还背诵了元素周期表。他倾听着下方巨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感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担惊受怕过。
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了他。此时，他心绪紧张，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丝毫没有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对他来说，几乎已形成习惯：不去多想，将令人心烦的事和不愉快的经历深深地埋在心底，绝对不让人看到一个弱者的迹象——他奋力挺起身子抓住了营救人员的手，让他们将自己拉到崖顶上。接着，他凭自己的力气坚持着走出了小山，一路上还和护林员开起了玩笑。“身体完好，精神焕发，”记者们这样描写他。他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中饭，并向大家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又恢复了常态，甚至还断定，自己的精神很好，可以马上开车回到帕萨迪纳，根据课程表的安排，第二天就给学生上课。至于爱娃，她也算是捱过了这段提心吊胆煎熬难忍的一幕——“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过我，”她说——她对搜寻的人千谢万谢，然后推开记者，通过无线电告诉孩子们，莱纳斯已平安无事。随后，她为鲍林准备了汽车。她想，她的丈夫不愧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星期一上午，鲍林来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地点，这时离开被营救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他失踪的消息曾透过新闻报道传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组成员人人都非常担心。此时，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欢迎鲍林博士归来”的条幅。有一位秘书还亲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个玩具男子悬在崖边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个游泳的美女。当鲍林来到时，响起了一阵短时间的欢呼致意声。鲍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谁都没有搭理，退自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这一小群聚集起来欢迎他归来的人顿时感到很愕然。一会儿以后，办公室门下送出一张小纸条；鲍林要求取消他当天的课和所有的约请。
谁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鲍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样，就在不远处。大家把他叫来后，向他说明了情况。卡姆轻轻地叩了一下鲍林办公室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与鲍林谈了一会儿。有些情况很不妙。鲍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围的情况，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姆决定带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鲍林一言不发。爱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声不吭。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对大家说，悬崖事件给他带来的惊吓使他处于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几天，一切都会正常的。
那几天是鲍林一生中最为奇特的日子。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听凭爱娃照料自己。琳达带着他刚生下不久的小外孙来看望外公，鲍林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绪上这么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挂在悬崖上的那一夜炸开了他一直封闭得紧紧的内心世界。多少年来，他所经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伤害和屈辱，从他父亲去世到被迫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职务的种种经历，对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击，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气吞声，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强压怒火，不让自己的情感受到伤害，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受到了伤害。在加州理工学院，在华盛顿，在新闻媒体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伤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对谁都没有显露自己的这种感情，也许只有爱娃是唯一的例外。这一切，虽然他都全部咽进了肚子，但毕竟未消失。许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经被他严实地隐藏在心口，现在，经过吊挂在悬崖边的骇人经历，满腔苦水就一下子倾吐出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鲍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这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手段。情绪一旦得以宣泄，心清也就舒畅了——事实上，他也没有把这一切怎么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经过40年训练和实践，他已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想让自己跌人情感冲动的陷阱。因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很快就摆脱了情绪波动的状态，恢复了往日的平衡。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式。
这一经历反而起到了治疗的作用，给了他一个非常需要休息的机会，释放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开始与人谈话，下床走动，报纸，对《化学键的本质》作一些修改的工作，并且写了几封信。看来，他不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开始考虑作几次已经答应下来的重要报告。
2月13日，他在公众场合露了面，这也是他悬崖遇险以来的第一次。他在好莱坞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谈论了放射性尘埃和国际性协议的问题。那一天早些时候，法国在撒哈拉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了参加原子俱乐部的第四个国家，也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暂停核试验以来向大气层散发放射性尘埃的第一个国家。由于这是西方挑起的行为，苏联人立即宣布他们不再遵守不进行核试验的保证。
为了对付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鲍林再次以全副精力从事宣传和演说的活动。在整个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种种团体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讲话。这类团体包括：自由论坛与和平组织，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国际”分社，中学生组织和教会团体，等等。尽管法国进行了试验，苏联人发表了威胁性声明，日内瓦会谈在几个月时间里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艾森豪威尔看来已下定决心在他卸任以前签署一个文件，因此，在5月份东西方首脑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时，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后几个障碍。
然而到5月初，会议又不欢而散。属于最高机密的美国U－2型飞机在俄国上空被击落，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可是奇耻大辱，因为他以前曾发誓不再举行这一类飞行。这也扼杀了在巴黎高峰会议上最后签订禁试协议的任何机会。原子能委员会的麦科恩和特勒乘国际谈判破裂之机，施加了新的一轮压力，要求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公众舆论的钟摆又开始摆动，这次倾向于对苏联人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甚至主张拖延签订部分禁试的条约。
对鲍林来说，U-2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禁试谈判中充当了顽固坚持对抗的一方，这个国家似乎总想找茬将事情搞糟。这就无异于阴谋策划让冷战的阴风继续刮下去。此时，鲍林演讲的中心内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军界工业集团如何支配美国政策的情况。这一集团的头目是特勒，还有鲍林所称的“为数很少但颇具影响的一小撮人”，他们聚集在特勒的周围。“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者、实业界大亨、氢弹科学家和政客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求一种继续进行冷战的办法，目的是要把本国的意志强加在世界各国的头上。”他还说，这个由军国主义者和实业界大亨组成的集团“就是我们的敌人”。
5月中旬，鲍林和爱娃驱车前往伯克利，准备在那里发表更多的演说。他们从电台中听到消息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审判团预定在旧金山开庭，在市政厅外面引来不少人举行强烈的抗议，其中多数人是学生。他们还听到了记者描述现场的情况，说警察使用消防龙头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抗议活动演变成一次小规模骚乱；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高声尖叫的学生，许多人被揪着头发拖到囚车上。当夜电视台就播送了这一场面，美国公众普遍感到很震惊。
鲍林感到非常激动。在他看来，任何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动都是好事。但是，这一次抗议有美国大学生参加，意义就更重大，因为在整个50年代，这个群体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够活跃的。旧金山骚乱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反政府学生运动的开始，这也是在新左派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二天，鲍林按预定计划去联合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为了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他和爱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万名抗议者组成的纠察队。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厅外，高呼口号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抗议政府粗暴对待学生的行径。鲍林对记者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应当解散。他又补充说：“最近几年里，美国学生在集会抗议、游行示威或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是相当迟钝的，我认为，现在美国学生开始觉醒起来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
6月，鲍林在东海岸进行和平演说的巡回活动。期间，他在华盛顿对爱娃非常喜爱的一个妇女团体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个团体的全名为争取和平和自由妇女国际联盟。会后，他被崇拜他的与会群众团团围住，她们感谢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奋的演说，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并把一些资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报，即将举行活动的通告，还有一首专门为他写的诗歌。鲍林对大家表示感谢，然后将大多数材料塞进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馆房间脱下外衣时，他才将这些材料从袋里倒了出来。然后，开始这堆乱糟糟的资料。突然，他停了下来，就在这些会后塞给他的材料中，有一张是传票，命令他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一次执行会议上出庭。他不得不两次查看具体的日期。他必须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后天的上午到场。
用这种方式给人送传票，确实是出人意料的事。不过，来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这一类干扰，已经不是罕见的事了。鲍林先前领教过这个小组委员会。它是在1951年由参议院发起成立的，为的是配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那时，后者已经以反共著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先后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担任主席，在50年代曾经上演了一幕幕轰动全国的听证会丑剧，矛头直指外事局、青年组织和电视行业中共产党的影响。这个小组委员会曾在1956年将鲍林列为赞成共产党纲领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在1957年威胁要传唤他到小组委员会回答几个问题，说清楚有没有共产党人在背后支持他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最近，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托马斯·托德又威胁说，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不将内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举行一次听证会来弄清是否这个组织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情况；用鲍林的话来说，这一组织的领导人诺曼·库辛斯已经“屈服于”托德的淫威，开始对其成员实行一种本质上是忠诚审查的措施。这一决定导致了这一组织的领导层发生了分裂，使这个全国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和平组织陷于瘫痪的状态。据鲍林的估计，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完全是一丘之貉，这也是政府腐败的又一个实例。
然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传票呢？最为明显的根子是托德。托德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参议员，来自康涅狄格州第一批民主党人中的一个。看来，他想方设法要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争得一种独特的地位，无论如何要人们记得他原先是一名传统的自由党保守派人士，现在已不同寻常地一身而二任，而且他还来自于一个北方的州。他积极参与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大声疾呼反对苏联人，支持研制特勒所说的“干净的炸弹”。他很快就成了民主党中拼命叫嚷要继续试验以保持美国强大的人。当他被提名为担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代理主席一职时，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个机构，对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反核团体进行调查和攻击。鲍林自然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
托德的做法还受到小组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本杰明·孟德尔的鼓励。孟德尔以前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高手，从1951年起就对鲍林作过跟踪的调查，鲍林成了他得意的目标之一。他在1957年曾受小组委员会的指使传讯过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出于政治的考虑，这一做法并没有成功，但他仍在搜集鲍林反对核武器活动的材料。在鲍林于1958年公开他发起的世界科学家请愿书的内容后，孟德尔曾给小组委员会首席顾问朱尔斯·索怀恩写一封便笺，其中提到：“您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一文件中有一条消息，其大意是，莱纳斯·鲍林运用共产党惯用的方式越过美国政府行事，关于这方面详细的情况传讯鲍林，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在孟德尔给托德审阅鲍林的档案时，这位新任参议员很快就断定，鲍林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曾征集过铁幕背后的签名来为他1958年请愿书壮声势。虽然这次请愿活动已过去两年，但鲍林谴责美国军国主义的言论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复核试验，就一定要表明鲍林这类人物的活动是共产党“和平攻势”的组成部分。托德对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攻击已经收到了成效，审查鲍林必将成为对这类和平团体的又一个打击，也许还有助于在选举年里增强民主党坚决反共的声望，托德批准了传讯鲍林的行动。
他并没有料到他会得到怎样的结局。
鲍林在看到这张传票后，马上就打电话给威林。第二天，威林就来到华盛顿。在鲍林居住的旅馆房间里，两个人商量了好几个小时。从传票所用的语言来看——要求鲍林出证，“就共产党人参加或者支持的禁试宣传活动，以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阵线的活动，提供你所了解的情况”——两人一致认为，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一定会利用有关鲍林的全部档案，特别是麦卡锡在以前用过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制定一种对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体会问些什么，确实是一件难事。鲍林和威林以前都经历过这一类事情，两人都知道，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个人进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损害这个人的名誉，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证据。托德使用的是钓鱼上钩的策略。如果不想成为他的战利品，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过来将他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他们认识到暂时只能使用鲍林在护照问题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战术：通过新闻媒介开展一次强有力的宣传攻势。
在预定出庭的前一天，鲍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对每位赶来的记者们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传讯，明显的用意是要切断公众了解核试验信息的渠道，实质上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这是鲍林公开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开出的第一炮。
鲍林和威林到达听证会现场时，得知听证会将延期一天举行，理由是参议院正在开全会。他们还得到通知说，第一次听证将以行政会议的形式进行，并且不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这是在公开举行听证会以前，允许小组委员会搜集和筛选有关信息而经常采用的第一步。
鲍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两个人心里都清楚，私下里开庭，小组委员会就可以一手操纵新闻的发布，因此就能控制舆论界，从而也就夺去了鲍林手中最为锐利的武器。他们立即与有关方面交涉，坚决要求进行公开的听证。
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读到了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严厉批评了托德，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骚扰”。小组委员会经过秘密磋商，同意听证会公开。参议院办公室新大楼的听证室大门打开了，争取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的积极分子在爱娃带领下，蜂拥而入。不管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鲍林至少得到了对自己持同情态度的听众。
银发满头的托德击槌宣布听证会开始。首先，他要鲍林放心，表白“我们在此并无敌意，对你根本就没有敌意”，并说“我个人对你就没有恶意”，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次听证会“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骚扰你，或者找你的麻烦”。到此时为止，鲍林和威林的策略还是起了作用的。
接着，鲍林宣誓作证。小组委员会顾问索怀恩让会议立即进入正题。此时，鲍林为什么出现在这一场合就变得非常清楚了，索怀恩提问的中心只有一个：要是鲍林没有一个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大型组织撑腰，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人在他向联合国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鲍林身着整洁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礼而又无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几份请愿书签名人的名单？可以，尽管他没有这个义务；至于这些人的名字嘛，小组委员会应当是知道的，在联合国那里就不难搞到。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他曾发信征求签名的人的名单？愿意，而且他乐意这样做；一旦回到帕萨迪纳，找到这些人的名单，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那些帮助填写请愿书的人的姓名，还有那些签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时，鲍林迟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曾为这次请愿服务过的人，”他说。“我担心他们也会像我在这里受到的对待那样，被传讯到这个小组委员会来接受审查。”他问为什么要提这一要求。托德答道，在实际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发现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举例来说，他手头就有一封信提到，鲍林声称在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与那里实际收到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符，因此他想给鲍林一个澄清这一点的机会。鲍林认为这一说法没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说的那个数字就是实际送交的数字。（鲍林是正确的；托德从他手下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有误。）
索怀恩再次要求鲍林说出那些帮助散发请愿书的人的姓名。威林与鲍林私语了一会，然后要求暂时休庭。两人走出所证室后，谈了起来。鲍林感到，自己应当坚决拒绝交出请愿书散发者的名单，否则的话，小组委员会肯定会向其中一些人发出传票，调查他们的背景和信仰；鲍林认为，要求提供这些人的姓名，这与当年那个麦卡锡要求提供名单如出一辙，鲍林决不做那样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说，一定要认识到这样做你将面临的后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组委员会所要的资料，他们就可以指控你蔑视法规；如果小组委员会坚持这一指控，他们就可以判你坐牢。为了避免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法律上有过的唯一先例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鲍林说，要是因为个人可能受到牵连而拒绝回答有关问题，我就可能马上被人认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策略？两个人一起决定采用一种比较冒险的方案。鲍林将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和请愿自由的权利，拒绝回答上面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辩护，尚无击败“蔑视国会”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对鲍林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已经没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于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媒体来说，总是值得欢迎的。鲍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拟好了一份书面的声明。
听证会重新开始，鲍林戴上他的半边眼镜，开始向小组委员会宣读声明：“请愿书的散发是我国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如果废除或阻挠这一做法，那就无异于向警察国家迈进一步。无论小组委员会可能就有关人员的名单将起怎样的作用向我们作出怎样的保证，我确信有人会利用它来报复这些热情奔放、理想远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声音被爱娃组织来的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索怀恩提醒鲍林说，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蔑视国会的指控。有一位参议员还针锋相对地问他是否知道维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因拒绝回答类似的一个问题，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时正在狱中。鲍林知道这位参议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会，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断然拒绝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肯供出帮助他散发请愿书的人。
托德告诉鲍林，他必须在8月9日以前交出这份名单，随后，听证会就结束了。
鲍林在听证室中，自始至终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但在听证会结束走到大厅过道上时，他当着记者的面大发雷霆。他的请愿行动“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他对记者说，“是我启发了他们”。他攻击托德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们企图扼杀言论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你们是否认为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威胁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鲍林的讲话，同时还配发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论，对鲍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隶属于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多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证人的权利，将调查变成了一幕幕公开上演的闹剧。这些委员会的顾问可以毫无顾忌地凭一纸传票，传讯他们想要调查的人，诋毁被调查人的名誉，将他们投入公共的论争，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种种声明。被传讯听证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个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麦卡锡滥用权力，曾经引起公众反感；现在，鲍林敢于违抗托德的行动，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约束和规范这些调查委员会的行为。几乎每一家全国性大报都在社论专版上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作了愤怒的谴责。《檀香山广告报》称：“既然美国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调查就实属多余了。”托德的故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时报》说：“鲍林博士是听凭良心办事的，参议院干涉就毫无道理了。”得克萨斯《奥斯丁美国人报》说：“当我读到鲍林博士不愿向这个专横拔扈的委员会低头时，我的血液沸腾了，我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华盛顿邮报》称：“敢于向权势挑战，正义才能伸张，鲍林教授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甚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时代》周刊对鲍林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对托德把这样“一种怪人”招示公众的决策感到不解，说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献媚使此人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官作出公开判决，认定他有权拒绝小组委员会的无理要求。这样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但与调查无关，而且构成了无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时还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门与国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实在是一项高明的法律行动。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师争辩称，作出有利于鲍林的裁决，“将意味着任何立法程序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参加听证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诉。8月下半月，法官决定，鲍林的起诉不予受理，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部门不宜插手。鲍林和威林不服这一决定，又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利用公关手段增大压力。每一次讲话他都要攻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千上万封信件开始向托德和他的参议院同事们袭来。有些信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名，甚至还有几百个人签名的信件。在鲍林请愿书的诞生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宾夕法尼亚大学有17名教授也联名写了一封信。帕萨迪纳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还有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抗议，从德国、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国、印度，从诺贝尔奖得主、全国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传来了正义的呼声，齐声称赞鲍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严励谴责侵犯这位“身陷麦卡锡主义囹圄的美国伟人”的粗暴行径。
整个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于奔命。一方面，他要应付外界的种种诘问，另一方面，又要检查关于6月份鲍林出庭听证的总结报告准备的情况。当鲍林读到那份报告的清样时，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了。托德打算将这份报告定名为“共产党的渗透与压力集团的利用”。鲍林将这份清样与听证会油印记录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他的证词中有些内容被删去了——他感到，这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材料，因为被删去的内容对他有利——再说，参议员们可以将他们自己所说的话重新整理，而鲍林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鲍林在读完这份报告以后，从中得到证据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问题来误导公众的。举例来说，托德将鲍林声称送到联合国的请愿书签名数与实际签名数作了对照，此时鲍林已从联合国搞来一份完整正确的请愿书文本——证明他报告的数字是正确的——这一文本在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就已经放入档案。类似的情况还有，索怀恩曾经暗示，鲍林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俄国人曾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事实，但从小组委员会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说明，鲍林并没有这样做。
这一切，以及还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虚假的，”鲍林在给托德的一封用于更正的信件中写道，他曾被要求对自己的证词负责——现在，鲍林确信，托德和他的小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诚实的态度。于是，鲍林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控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他进行政治骚扰，他还将其斥为“在美国和美国人民脸上抹黑的行为”。
“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迟早还将为这样的事忙碌一阵，但我们对最后结果并不感到特别担心，”爱娃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然而，莱纳斯的才华浪费在这种事上，实在可惜。”
夏天将过，托德受够了鲍林的气，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论坛上开始反击了。看来，说鲍林蔑视国会，这个罪名很难成立——况且，还需要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但许多参议员已从下属选民那里收到过有利于鲍林的信件——不过，他也有别的办法让鲍林尝尝他的厉害，他要向全体国民揭发鲍林的真实用心。他手下的人开始将鲍林有共产党嫌疑的活动汇总成一份过硬的材料。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为鲍林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关战斗达到了高氵朝。鲍林打算在报纸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广告，详细阐述托德对他骚扰的经过，要求所有美国人帮助消除国会几个委员会的“越权行为以及推翻宪法与人权法案的行为”。《纽约时报》以其中含有诽谤性文字为由，拒绝刊登这则广告，但《华盛顿邮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托德则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进行反击，辩称他的做法只不过是“基于名誉和理性要求对方合作而已”。鲍林要求听证会延期举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绝。争取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在上面签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员一个个审查这些签名的人，看看有没有人与共产党有牵连。《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小组委员会这种追查鲍林的行动称为“常规的骚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则主动向他认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证会的书面记录。
10月10日夜里，鲍林在他下榻的华盛顿旅馆外面，收到了一张传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携带所需的签名记录和转发的信件。
听证室被记者和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爱娃，她衣着整洁端庄，头戴一顶帽子。但是，小组委员会的座位却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个在10月11日听证会上露面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其他委员似乎个个都有要紧的事需要他们亲自去处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没有使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心烦意乱。他在宣布开会以后，宣读了一篇长达12页的声明，辩称他进行这次调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读了6页之后，他问鲍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让声明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案，他们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份声明在正式发表以前，得让鲍林有机会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来，托德立即转入实质性提问阶段。你有没有带来所需的签名原件？鲍林已经带在身边，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红色封面装订成册。
然后，听证会重要的一幕开始上演：你带来了请愿书散发者名单的书面材料吗？
鲍林还来不及开口回答，听证室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很难形容的男子，高声宣布自己就是协助散发请愿书的人之一，并称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鲍林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全场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此人名为赫伯特·杰赫尔，本地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转过来又向听众弯腰致礼，然后就坐了下去。鲍林会心地笑了起来。
鲍林然后转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不想让这些人成为小组委员会进行政治报复的对象，”他说。“我本可以同意这样做，使自己得到保护，但是，我必须首先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他仍拒绝提供散发者的名单。
这一时刻，人们预料托德会站起身来，指控鲍林蔑视国会。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然而，预料的高氵朝并未出现。托德只是简单地说，“很好，”然后对他的首席顾问索怀恩使了一个眼色。
这第二次听证会的真实企图终于显露出来了。鲍林不会背上蔑视国会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机会充当自我牺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将是老一套的忠诚调查。索怀恩一句也没有询问散发请愿书的事，却不厌其烦地查问鲍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详细背景。你到过东柏林吗？你是否会见过罗森伯格？你有没有参加旧金山抗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
中午休会时，鲍林在大厅里碰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他对鲍林说，应当将鲍林驱逐出境。鲍林回答道，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怀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无味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有些问题则别有所指，全是为了证明鲍林已腑首听命于共产党的目标和意图，并且与他们一鼻孔出气。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一个日本人汤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过列宁奖金？不，鲍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你是否支持过马丁·卡门在申领护照问题上的斗争？根据调查，他曾向俄国人传送秘密情报，因而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鲍林回答说，他参加了这一斗争，然而，他提醒索怀恩，卡门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复名誉，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后来又重新领到了护照。正如《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穆雷·肯普顿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看，鲍林是在“接受审查，然而，大家心里明白，他根本就不应受到审查”。
汤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学家，曾任京都基础物理研究所所长（1953—1970），提出一种使核结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论，预言介子的存在，获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下午的会议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开场白的全文，了解到后面六页对鲍林进行了直接攻击，在“与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关系暧昧或支持共产党活动”的罪名下，罗列了二十几个鲍林有过联系的可疑团体的名称。在中午休会期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向媒体散发了这份声明。看来，参议员托德心里在打着算盘，这一次，鲍林肯定只能充当为自己辩护的角色了。
听证会在沉闷拖沓的气氛中缓慢进行。索怀恩询问了鲍林有关三十多个团体和二十五名个人的情况。采用的仍然是好莱坞式装模作样的岁月里沿袭下来的那套标准的程式和节奏：你认识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某某先生吗？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曾是某某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是否知道，某某团体曾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阵线的一个组织吗？这一切，实在是全凭联想来扼杀个性的一种训练，极尽诋毁之能事的一幕闹剧！
经过五个小时的听证，这幕闹剧总算收场了。托德大步走到鲍林跟前，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鲍林转过身来，根本就没有理睬，径直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