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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章美接着念道:“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宋齐愈知道他们念诵的是《易经》中的句子,也是关于生之仁,与自己所想不谋而合。
    郑敦在一旁却问道:“简庄兄和章美所引这两句,可是敬顺天命、仁以为己任的意思?”
    简庄点了点头:“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这天地生春,育养万物,也是一个仁字。儒者之命,正在推这一点仁心,以合天理。”
    郑敦忙道:“当年王安石竟然说‘天变不足畏’,实在是狂妄无理至极。”
    当年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曾向神宗皇帝进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成为当时及后来人指责王安石的罪证之一。宋齐愈知道这话说得惊世骇俗,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要力改时弊,必得有这般气度才成。
    于是他摇头道:“王荆公这一句并不是要违天,只是不愿人妄测天意。孔子不也曾说‘天何言哉’?但自汉代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汉儒将之漫延成灾异谶纬之学,这流弊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天地变化,本属自然,人却附会出许多说法。但你想,这天地这么大,这一年之中总有某处有某种天灾,难不成这天下每时每刻都无德?”
    郑敦立刻反驳道:“当年因为变法而生旱灾,我祖父上呈了《流民图》,神宗皇帝因此罢免了王安石,旱灾也跟着就消了,这难道不是天灾警示?”
    郑敦的祖父名叫郑侠。当年王安石说服神宗变法时,天下骚动,群议沸起。但王安石学问渊博,口才极佳,满朝反对新法的臣僚群起攻之,他以一敌百,舌战群僚,没有一人能论得过他。
    当时,郑敦的祖父郑侠只是皇城的一位门监,却心系国家,痛恨新法,他绘制了一幅《流民图》,将新法实行之后,百姓遭受旱灾流离困苦之状,全都画于图上,虽然屡遭上司斥骂,他仍设法将《流民图》上呈给神宗,神宗见到此图,心中悲怆,只得罢免了王安石。
    郑侠成为力转乾坤、拯救天下的豪杰,一时间广被赞颂。
    宋齐愈虽然敬重郑侠的品格,对这件事却一直有异议,便道:“发生大旱,令祖父上《流民图》是熙宁六年,王安石被罢相是熙宁七年,时隔两年,旱灾缓解,不是很常见吗?神宗薨后,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停罢了新法,那两年同样有旱灾、水灾,这天灾又是在警示什么?”
    郑敦脸涨得通红:“你是说我祖父借旱灾诬陷王安石?”
    宋齐愈忙道:“令祖父一腔爱国忧民之情,出于赤诚——”
    “但仍是诬陷?”郑敦恼怒起来。
    宋齐愈知道郑敦恼怒事出有因,当年郑侠献图之后不久,便被王安石亲信吕惠卿发配到海南,病死在穷乡。郑敦的父亲是被亲戚收养,才活了下来。
    他忙解释道:“我绝没有半点这个意思。”
    但郑敦瞪着他,不再说话,眼中怒气始终不消。
    这时,章美问道:“这天地之变,的确难讲,但‘祖宗不足法’也没有错么?”
    这一条宋齐愈早已想明,随口应道:“何谓祖宗之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还是我大宋太祖所设之法?若是前者,尧舜禹汤文武代代不同,各有损益。若只守祖宗之法,周公何必制礼作乐?何不死守尧舜之政?若是后者,我大宋之法并非太祖一天之内凭空设立,也是因袭唐制,有所增损。太祖之后,太宗、真宗、仁宗又皆有更张,这世上可有万古不变的祖宗之法?”
    章美答道:“各代之法,虽有增损,却难违天地常理。如节用爱民,即便万世万代,也不可违逆。这常理便是祖宗万古不变之法。”
    宋齐愈见他应得好,提起了兴致,立刻回击:“王安石变法,何曾违背这节用爱民的道理?正因冗官、冗兵、冗费拖得国用不足,百姓疲弊,百年祖宗之法已难革其弊,他才创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之新法。”
    简庄听到,冷声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田地有限,人力有数,生财有度,不加百姓赋税却能增加财富,天下岂有这凭空生财的法术?难道不闻巧妇难为无米炊?要生国家之财,除去剥扣百姓之财,还有第二种办法?”
    宋齐愈知道简庄这见解来自于其师程颐及司马光,宋齐愈也早已想过,立即答道:“这财不但要会生,更要会省,会用。同一斗米,笨妇人和巧妇人两个,吃进嘴里的数目大不同。笨妇人不会储藏,被老鼠偷吃掉一些,霉掉一些,淘米撒掉一些,又煮煳一些,吃到嘴里恐怕半斗都没有。王荆公便是那巧妇,还是这一斗米,他尽力将那些偷掉、霉掉、撒掉、煳掉的米都救回来存好,这便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简庄一时语塞,章美接过来问道:“说来固然好听,但王安石新法中哪一条做到了不加民赋?”
    宋齐愈答道:“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皆是民不加赋之良法。头一条‘方田均税法’更是立竿见影。天下田地,官吏豪强占了十之五六,却有不少隐匿瞒报,或是逃避税赋,或将赋税转嫁于小农。而下户小农就算想瞒,那区区几亩地又怎么能瞒得住?不多收已是万幸。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土地,根除隐匿,增加赋税。这岂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增?但这一条首先触怒了这些大田大地的官吏豪强,所谓怨声载道,其实大多是这些非富即贵者贪酷无理之怒。真正的百姓民声又怎么能轻易传到天子耳中?”
    江渡年早已不耐烦,不等章美答言,抢过话头:“果然是说着好听。你难道不知那些胥吏?他们到乡间丈量土地,官吏豪强不敢碰,只对下户小农百般刁难,任意妄为,不是增了税,便是减了田亩,这些年竟开始追究田契,多少农户田地被指为违律,田产被强行收归官府?”
    宋齐愈最不喜这样首尾颠倒、本末不分,立即反问道:“这究竟是法之错?还是人之过?法若错了,便来论法;法若没错,便是执行人有过。将人之过归罪于法,岂不是因噎废食?司马光以来,众人非议新法,大多都是这样不问根本,因人罪法。”
    章美道:“好,你要论法,我们便来论法。你方才说怨恨新法者,只是富贵之人。我来问你,怨青苗法的,也全都是富贵之人?朝廷既已收了百姓赋税,又生出这谋利之计,与市侩争利,这便是你所言民不加赋之良法?”
    宋齐愈答道:“判断法之对错好坏,当看它设立的缘由。青苗法之前,每年开春及秋收之前,农户新陈不接,衣食难继,没有余钱买种,只得向富室商人借贷,利息往往翻倍。借两斗还三斗,已是看顾了乡里情谊。青苗法正是为解民困而设,青黄不接之际,官府借给农户钱,只收二分利息。这救急之法,有何不当?”
    章美反驳道:“你可知各地官府以借贷之数来评定优劣,州县官为争个优评,不管农户需不需要,强行借贷,等要还贷时,又百般催逼,多少农户因还不了这钱,卖屋卖田,卖妻卖儿,甚而流亡逃难?”
    宋齐愈笑起来:“你这又是本末不分,将法之对错和法之施行,又混为一谈。施行失当,该去查问州县官员,岂能将这些错全都归之于法?”
    田况一直捏着两枚棋子不住揉搓,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刺耳,这时,他猛地停住手,也加入论战:“借本乡本地商人的钱,多少还念些人情旧谊。借了官府的钱,则容不得半分通融。下户小农,宁愿借商人倍息的钱,也不敢碰官府这二分利。这样的法,不管好坏,最终都是给州县官吏一个施虐于民的新由头。”
    宋齐愈回击道:“一个治病的良方,因为庸医胡乱用药,害到一些病人,便要连这方子也一起毁掉?”
    乐致和原本极少说话,这时也忍不住高声道:“是药三分毒,即便是扁鹊、华佗,也不敢在仓促之间,胡乱开出一道方子,随意让人用。何况这天下之大,仅凭王安石一人,妄造出这些新法,是非对错未曾检验明白,便大肆推行于世。这不是贻害天下是什么?”
    宋齐愈立即反问:“若是一人病重垂危,请到扁鹊来医治,他开出一道方子,你用还是不用?”
    郎繁在一旁厉声道:“区区王安石,岂是治世之扁鹊?他不过是拾法家贪酷之术,捡汉武夺利之技。”
    宋齐愈笑道:“岂不闻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要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何必分儒法道释?”
    简庄虽然神色极难看,但毕竟修为甚高,他缓缓道:“君子非不言利,却慎言利。《孟子》开篇即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安石最大之过,在于眼中只有一个‘利’字。小民争利,尚要先顾些仁义是非。堂堂一国之宰,却开口闭口只知言利。上行下效,这天下便只剩个‘利’字。利欲之下,谁还顾礼义廉耻?若没了仁义,这人间还成什么人间?遍天下尽是逐利的禽兽而已。却不知,若无仁义,这利也是难逐到,就是逐到,也难长久。只看新法施行已几十年,究竟利了谁?国用仍是不足,百姓仍然困顿,只营造了些宫观,平地起了座艮岳……”
    宋齐愈听了,锐气顿减,他低头默想了片刻,才开口道:“王安石一生清素,虽贵为宰相,衣衫脏旧却从不介意,吃饭也只夹面前那道菜。他于自身,何曾有过半点利心?他言利求利,也只是为救时弊,盼着能富国强军。”
    章美又冷笑了一声:“若民不得安宁,这利要它作甚?”
    宋齐愈反问道:“他何时不要百姓安宁了?”
    郎繁抢过来答道:“本朝行募兵法,兵农分离,兵卫国,农耕田,各不相扰,互助互利,本是莫大良法。王安石却兴出一条保甲法,每户男丁两个抽一个,强迫练武习战。农人尽力耕田都未必能养家糊口,再抽掉一个男丁,这不是扰民是什么?你难道没有听说有农夫为逃保甲,不惜断指自残?”
    宋齐愈忙道:“保甲法练武习战都是在农闲期间,并不会妨农。何况,本朝承平百年,人不知战事,一旦强虏攻来,如何应付?”
    江渡年高声道:“每年耗费亿万国库,养兵用来做什么?”
    宋齐愈答道:“养兵自然是备战卫国,但兵未必能处处防护得到,就如眼下东南内乱,若百姓平日习战,到这时便能防卫乡里。”
    章美道:“保甲法已行了几十年,这东南依然被方腊肆虐席卷,何曾见到什么防卫?”
    宋齐愈道:“那只因平日练习不够。”
    七子被他噎得说不出话,全都铁青着脸,半晌,简庄才缓缓言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君既然无视百姓怨愤,执意推崇新法,便是与天下万民为敌,也是与我们几位为敌。我这陋宅难留宋君,宋君请!”
    宋齐愈顿时愣住,没想到简庄竟至如此,再看其他六子,都冷着脸,齐齐瞪着他。他知道没有回还余地,只得站起身,勉强笑了笑:“今天争得过于执着了,还请诸位谅解,那我就先行告退。”
    众人都低下眼,并不看他。宋齐愈又笑了笑,转身离开了简家。
    第十五章 空宅、毒杀
    人多昏其心,圣贤则去其昏。——《二程遗书》赵不尤搭船前往应天府。
    章美和郎繁都去了应天府,一死亡,一失踪,而消失的梅船也来自应天府。目前疑团重重,必须亲自去查访一下。
    下船后,随便吃了些东西,便租了匹马,骑着前往简庄说的那个地址——复礼坊朱漆巷。应天府虽不及汴梁繁华,毕竟是大宋南京,也是天下一等富庶之地。走了半个多时辰,才找到朱漆巷,巷子不宽,不过青石铺路,十分清幽。赵不尤见巷口石墩子上坐着一位老者,正在晒太阳,便下马向他打问。
    “梁侍郎家?巷子里面那棵老榆树边就是。不过你不必去了,他家没有人。”
    “哦?是搬走了吗?”
    “搬走半年多了,全家都回南边家乡去了。那院宅子一直空着,托给南街的蒋经纪替他们典卖,至今还没有合适的买主。”
    赵不尤望向那棵老榆树,树边那院宅子大门紧闭,门前积着些落叶,果然是许久没人住了。他谢过老人,刚要走,但转念一想,又回身问道:“老人家是住在这巷子里?”
    “是啊,就在梁侍郎家斜对过。”
    “老人家,我再请问一下,这一阵都没有人去过梁侍郎家吗?”
    “有倒是有,寒食前几天,蒋经纪带了两个人来,那两人住了进去,我还问过蒋经纪,他说那两人赁了那宅子。不过,那两个人看着有些不尴不尬,并没有什么家什,只带了几条铺盖,才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哦?他们是哪天离开的?”
    “似乎是清明前一天。”
    “他们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去过那宅子?”
    “有。前前后后好几个人。”
    “有没有一个身穿白襕衫,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
    “几个都是年轻男子,太学生模样的倒没见。”
    赵不尤想章美或郎繁就算来了,穿的恐怕也是常服。便又问道:“老人家,那位蒋经纪住在哪里?”
    老人指着南边街口:“那里有家汪大郎茶坊,蒋经纪常日在他家混,你过去一问便知。”
    赵不尤又谢过老人,牵马走到南街口,果然有间茶坊,旗招上大大一个“汪”字。他将马拴在店口木桩上,刚要走进茶坊,无意间一扭头,见身后不远处一个路人猝然停步,迅即闪到旁边一棵粗榆树后,只露出一小截身子,穿着石青绸衫。赵不尤心里微有些起疑,正在张望,茶店店主笑着迎了上来:“客官喝茶?”
    “我是来寻一个人,蒋经纪。”
    “那就是——”店主指了指窗边座上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正在和对面一个老者下棋。
    赵不尤便走了进去:“请问你是蒋经纪?”
    “是。你是……”蒋经纪拈着棋子抬起头。
    “抱歉,打扰两位了。我想请问一件事。”
    “什么事?”
    “前几日,是否有人经你的手租赁了梁侍郎家的宅子?”
    “是。”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只说一个姓胡,一个姓……对,姓杨,名字我也不知道。”
    “赁屋都要找保人、签契书,他们没有签?”
    “那两人说是替自家主人寻宅子,他家主人挑剔得很,得先住几天试试看,还要找道士相看风水,中意了才签约。他们只交了五天的保银,我想着反正宅子空着,就让他们先住住看。清明过后,我去寻他们,竟已经走了,连院门都没锁。奇怪——”
    赵不尤仔细留意蒋经纪语气神色,应该没有说谎。
    简庄是从朋友处得来的梁侍郎家的住址,他恐怕并不知道梁侍郎一家早已南下归乡。照蒋经纪所言,那两个人来租赁梁侍郎家宅子,却只试住了几天,日期又恰好是寒食、清明,而梅船、郎繁、章美、宋齐愈……几桩事件也正好在这几天内发生,这是巧合?那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真的只是来试住房子?他家主人又是何人?
    赵不尤道过谢,出了茶坊,向那棵榆树望了一眼,树后那人已不见了。
    赵不尤来应天府前,曾去找过顾震,顾震写了封引介信给赵不尤,让他去应天府寻一位掌管船户户籍的主簿,姓回,是顾震的故友。
    赵不尤到府里打问,找见了回主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样子十分和善。他读了顾震的信,忙叉手致礼:“久闻赵将军威名,只是一直无缘得见,幸会!幸会!”
    “回兄言重了,”赵不尤回过礼,问道,“在下此次来,是想打问梅船船主梅利强的讯息。”
    “几天前收到顾震的信,我已经去查问过了,梅利强去年就已经死了。”
    赵不尤一惊,清明那天死在新客船上的船主并非梅利强?那他是谁?他为何要冒充梅利强?那个叫谷二十七的船工为何要说谎?
    他忙问:“去年什么时候?如何死的?”
    “是去年腊月。据他妻子说,夜里喝醉跌进水里淹死的。”
    “他的船呢?”
    “他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不愿再经营那船,已转卖给他人了。”
    “卖给了什么人?”
    “是一位杭州的船商,有卖契,我抄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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