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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制度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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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西晋建国后人口在统一时达到一千六百万，太康三年达到三千万，最多时有五千万，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发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於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後隐瞒户籍，两晋时期人口多数时间大约有两三千万左右。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後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後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後，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後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後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後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後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於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後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後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後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於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後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12]。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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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
    农业方面，由于兵事将休，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14]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於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15]。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後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於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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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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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思想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於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後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於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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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於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於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於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後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後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後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於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五胡乱华後，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17]。後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後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後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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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後汉书》[18]。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19]。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於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永嘉之祸後，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後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後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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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
    《女史箴图》（局部）—东晋顾恺之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後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於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20]。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於山水画仍处於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兰亭集序》—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於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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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後刘徽著《重差》（後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後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後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於《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後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後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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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年表
    晋朝266年－420年
    西晋266年－316年
    庙号谥号姓名统治时间年号
    高祖
    （追封）宣帝
    （追封）司马懿
    世宗
    （追封）景帝
    （追封）司马师
    太祖
    （追封）文帝
    （追封）司马昭
    世祖武帝司马炎266年－290年泰始266年－274年
    咸宁275年－280年
    太康280年－289年
    太熙290年－290年
    惠帝司马衷290年－306年永熙290年－291年
    永平291年－291年
    元康291年－299年
    永康300年－301年
    永宁301年－302年
    太安302年－303年
    永安304年－304年
    建武304年－304年
    永安304年－304年
    永兴304年－306年
    光熙306年－306年
    司马伦301年建始301年
    怀帝司马炽307年－313年永嘉307年－313年
    愍帝司马邺313年－316年建兴313年－316年
    东晋317年－420年
    中宗元帝司马睿317年－322年建武317年－317年
    太兴318年－321年
    永昌322年－323年
    肃宗（肃祖）明帝司马绍322年－325年太宁323年－326年
    显宗（显祖）成帝司马衍325年－342年咸和326年－334年
    咸康335年－342年
    康帝司马岳342年－344年建元343年－344年
    孝宗穆帝司马聃344年－361年永和345年－356年
    升平357年－361年
    哀帝司马丕361年－365年隆和362年－363年
    兴宁363年－365年
    废帝司马奕365年－371年太和366年－371年
    太宗简文帝司马昱371年－372年咸安371年－372年
    烈宗孝武帝司马曜372年－396年宁康373年－375年
    太元376年－396年
    安帝司马德宗396年－403年注
    404年－418年隆安397年－401年
    元兴402年－404年
    义熙405年－418年
    恭帝司马德文418年－420年元熙419年－420年
    注：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控制东晋朝廷的楚王桓玄篡位，建国桓楚。晋安帝献上国玺，禅位于桓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