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
百科名片
褚遂良，唐朝着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中文名：褚遂良
民族：汉
出生地：河南禹州
出生日期：596
逝世日期：659
代表作品：《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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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政治生平
主要代表作
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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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褚遂良，字登善。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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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平
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于任所。
艺术生平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褚遂良书法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着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着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禇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着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书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禇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时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的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着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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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作
倪宽赞：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雁塔圣教序：
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18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
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阴符经：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史，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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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