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有时候听众会告诉我最新的媒体报道，说耐克和其他类似公司的状态正日益改善。我和多数我见到的人一样，都想相信这是真的。我们都希望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和领导层其他高管行事负责。我联系到莱斯利和吉姆，就是那对曾在印度尼西亚像耐克工厂工人一样生活过的夫妇，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反映血汗工厂的纪录片。他们给我回复的邮件让人不容乐观：
    自从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生活后，我们又去了两次，一直和那里的工人及工会领袖保持着联系。从最好的情况来看，情况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改善，但工人工资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些最关键的问题，绝没有比2000年的情况好，尽管耐克试图让公众改变看法。
    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但是物价水平同步上升，食品、水费、食用油、服装、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无一例外。那些工人仍然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自己吃饱，还是让孩子吃饱。我们最后一次去印度尼西亚时，是耐克工厂的一个工人迎接我们的。她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耐克工厂工作了8年。她神情忧郁地拥抱我们，挤出一点笑脸，勉强地说：“一切照旧，跟以前一样。”
    发生变化的是汽油价格，以及伴随而来的车费，来回工厂的交通费用都上涨了。现在，仅来回工厂的交通费，就能占到他们本已入不敷出的微薄薪水的30%。上涨的那部分交通费用从哪里来呢？那些每周工作6~7天，为那些跨国巨头努力卖命的男女工人，有时候不得不以米饭加点盐，作为每天两顿的饭菜。
    20世界90年代晚期，耐克公司这样回应有关血汗工厂的指控：那些批评人士简直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外包工厂被其他企业家所拥有，因此耐克根本就没有权力去做出改变。2002年，耐克公司对此的回应是“事情提到点子上了……不过却找错了对象”。2002年之前，耐克公司官员一直在全美跟踪我们的行程，无论我们是在高校，还是在高中就此问题演讲，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在我们造访每个学校之前，他们会给这些学校一些资料，谴责我们即将要演讲的内容，然后会在学生报刊中发表一篇社论，声明我们讲的全不是实情。如今，耐克公司的策略似乎发生了变化，开始参加社会责任会议，开始承认他们的确也有问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全体利益相关群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耐克的说法）。
    同时，全球耐克工厂发生的类似事件持续增多。20世纪90年代不断曝光的丑闻包括：工资过低，上班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恣意谩骂工人，实施肢体虐待和性虐待，威胁工人领导人，实施人身攻击。
    如果耐克真的将印度尼西亚耐克工人的工资翻番，这将用掉耐克公司将近7%的广告预算，即16.3亿美元。如果耐克公司真的愿意将其一小部分广告预算拿出来，用以给工厂生产的产品支付更高的单价，我们将会看到，多数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将会改善。
    莱斯利和吉姆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他们也跳不出那些帮凶、走狗的魔掌。他们给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遭遇。那天晚上，他们一行人—他们两人、他们的主席乔尔、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司机和翻译，被一伙武装歹徒所追杀。
    “他们骑着摩托车围住我们的车。”吉姆说，“司机一路狂飙，将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军队检查站，然而那个士兵示意我们过去。”
    “那个士兵发狂似的想尽快摆脱我们，”莱斯利补充说，“他可不愿意开罪那些家伙，它们简直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黑手党。”
    “最后，司机被迫把车停下来。那些人用枪指着我们，命令我们赶快下车，把我们推来搡去。”莱斯利说话的时候，身体明显在颤抖，“我当时想，这下可完了，我们的名字将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说，“要特别留意我们将前往的地方，留意应该何时行动。不过，我们还会去印度尼西亚。我们将完成纪录片，让世人都能看到。”
    当我读到关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及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报道时，当我听到吉姆、莱斯利和乔尔的恐怖经历时，不禁开始再次反思我作为经济杀手执行任务的后果；同时，我也想到了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购买剥夺他国资源生产产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发生，同时也构成了美帝国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