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是深受帝国剥削的典型国家。”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的和平队训练营受训时，一位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位老师曾在玻利维亚生活过，他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相信数世纪以来压迫对该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对此我仍然记忆犹新。
    完成受训之后，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我前往厄瓜多尔。在那里，我经常想到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从地图上看，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合围成为一个巨大的油炸面圈，里面包围的，就是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家。随和平队执行任务时，我曾走遍所有这些国家，但玻利维亚的邻国之一巴拉圭除外。我不想去巴拉圭，这算是一种抗议，鄙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及其所执行的庇护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政策。我也故意避开了玻利维亚之行，因为来拉丁美洲徒步旅行并曾和我一起待过的年轻北美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较之厄瓜多尔，更为残暴。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眼中，印度安人在厄瓜多尔的受压迫程度已达极点，世界上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生活不可能更艰难了。这个国家的富裕精英认为，土著居民还没有演化成真正的人类。和几十年前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所受待遇相似，他们都不享有基本民权。这里盛传一种谣言，说当地的纨绔子弟常玩一种“娱乐活动”：他们会当场抓一个“违法”的印第安人（如在庄园偷玉米，为的是不让家人饿死），然后命令那个印第安人逃跑，并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射杀。活动在亚马孙雨林中的石油公司所雇的杀手，干的就是这种勾当。当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遣娱乐。不可否认，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是如此的深重，但是，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格瓦拉，这名决意要反抗压迫的医生，就将玻利维亚选为他战斗的前沿，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上述观点。于是，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开始寻求华盛顿的协助。因为古巴支持切·格瓦拉的活动，所以政府没有把他归为非人类，也没有定义为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将其划为极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政府派出美国最有经验的杀手，势要将其捉拿归案。1967年10月的一天，在玻利维亚一个叫拉伊格拉村庄附近的丛林中，中情局特工费里克斯·罗德里格斯抓获了切·格瓦拉。经过数小时的审讯之后，迫于玻利维亚政府的压力，罗德里格斯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处决了他。那次事件之后，公司帝国对玻利维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周边国家也不断进犯玻利维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经济杀手的我最终还是去了玻利维亚。此行之前，我做过一些调研。我发现那里压迫情形之严重，简直匪夷所思。和平队老师和那些美国游客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事实上，从历史有记载开始，这个国家的暴力冲突就泛滥成灾，要么成为一个接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要么被残暴成性的王朝所奴役。
    13世纪时，印加人征服了玻利维亚土著民，印加文化成为主流。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军队入侵该地，征服了印加人，被屠戮者数以万计，可谓残暴。此后他们便以铁血手腕统治该地，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随后1879~1935年的数十年间，玻利维亚战争不断，诸多领土相继丧失。太平洋沿岸地区被智利占领，富含石油资源的查科地区落入巴拉圭之手，盛产橡胶的丛林被巴西攫为己有。20世纪50年代，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改革派政府启动了相关措施，致力于改善多数印加人的待遇，并将压迫劳工成性的锡矿公司收归国有。跨国企业闻讯大怒。1964年，埃斯登索罗政府被一个军官派系推翻。不用奇怪，中情局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变和反政变持续不断。
    从地理形态来看，玻利维亚被两条平行而又连绵起伏的安第斯山脉分割成三个部分，各地地貌互不相同：中间是贫瘠、荒凉的高原，叫做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西部是亚热带狭长山谷地带；东部则是低地和广袤无垠的雨林。玻利维亚900万居民的大多数是印第安人，他们固守在多风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勉强维持生计。玻利维亚生活着好几个民族，因此官方语言有三种：盖丘亚语、艾马拉语和西班牙语。玻利维亚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银、锡、锌、石油、水利及南美第二大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天然气，然而，它却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玻利维亚也是最早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一揽子协议的国家之一。当然，我得为此负一部分责任。
    在我于20世纪70年代最终来到玻利维亚之前，惧于切·格拉瓦革命运动的再次爆发，该国的经济精英和军事当局狼狈为奸，组成了联合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残暴统治更是变本加厉。我们作为经济杀手，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寻找突破口，将这个联合政府和公司帝国势力更为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和大量的玻利维亚人进行过多次会晤之后，我逐步拟订了行动方案，该方案似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国家所接受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前身。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一样，玻利维亚当权的统治精英认为，将该国的资源出卖给外资公司的援助计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们一直对外资矿业公司言听计从，并从中大发横财，这种“利他利己”的勾当可所谓源远流长，是他们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周边那些由来已久的敌国，无时不觊觎玻利维亚的资源，再加上本国土著居民也在威胁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一心傍上美国大佬，希望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并在这种相互勾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财富。他们会效仿苏哈托，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美国和欧洲，以此确保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即使玻利维亚未来发生经济危机也毫无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该国完成多次会晤之后，我得出结论，玻利维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拉巴斯的企业家和政客，都急于将采矿公司采用的模式进一步推广。尽管这意味着出卖他们祖国的主权，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种模式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再也不必通过征税和资本市场来募集资金，也不必倚靠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发展水利、排水、电力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甚至教育系统和刑事制度。他们也深知，在我的帮助下，他们将获得利润丰厚的转包合同，他们的子女将免费入读美国学府，不用花一个子儿，此外还会在我们美国最知名的工程建筑公司获得实习工作。因此，他们急切地批准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税收减免措施，毫不费力地同意对美国进口产品敞开大门，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还接受美国对玻利维亚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从本质上说，玻利维亚的经济精英、军事当局联合政府，已随时准备接受事实上的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政策，接受条件是，这种政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伪装之下展开，如“治理有力”、“经济稳健发展”及“结构调整”。
    政府通过立法，准许建立合资公司、吸引外资并解除货币兑换限制不久，玻利维亚最大的五家国有企业就被私有化了。此外，玻利维亚政府在1990年宣布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把多达150个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后来，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段趣闻—玻利维亚最有权力的事业公司，邀请我出任董事长。众多美国政府决策者卸任后，即担任薪水优厚的公司高管，由此可见美式官商“旋转门”之一斑。
    1990年，卢卡帝亚国际公司—这家美国公司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他们全资子公司—玻利维亚电力公司（COBEE）的董事长。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善于并购问题公司，然后将其整合成盈利中心。在2004年，卢卡帝亚公司获得反托拉斯准许，收购了全美长途运输公司排名第二的世通公司50%以上的股份，一举成名。这家公司的代表向我透露，我似乎是管理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难得的合适人选。不错，我过去曾参与精心策划适合玻利维亚的结构调整计划，除此之外，我还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我曾在美国创建独立电力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成功运营这家公司（该公司是我离开经济杀手队伍后自己创建的，但因为我以前担任经济杀手的关系，积累了诸多人脉和资源，公司因此受益无穷）；第二，我可以说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文化了解精深；第三，我是前经济杀手，因此是争取扩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所需的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理想人选。
    在美国东海岸与该公司代表面谈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将我和家人（我的妻子威尼佛雷德、7岁的女儿杰西卡）送往盐湖城的一栋别墅。这里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卡明和他的妻子常住的地方。与几个公司高管寒暄一番之后，我们随卡明家人前往专用餐厅，享用五道菜的正餐，全都是他们的家庭厨师和工作人员下厨准备的。随后卡明和我前往他的办公室私下面谈。中间某个时候，他的一个助手过来打断谈话，解释说他收到了来自拉巴斯的传真，他的西班牙语翻译出去看医生了，因此他希望我能够替他解围。在我用英语大声读完那个传真后，不禁揣测：我的西班牙语能力正在接受检测。
    毫无疑问，我通过了这个测试，其他测试也是一路过关。那次盐湖城会晤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又为我们三人安排了玻利维亚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