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北京。
    古居在北京长了十八年。
    古居就读的那所校尉小学，几乎清一色上流社会的子弟，最差也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外交部出来的。姑姑后来在新华社有了显赫的职务，她和他住在一座漂亮的有着三棵海棠一棵无花果树的四合院里，客厅里有公家配给的电视、电话和沙发，每天上学时都有姑姑的小轿车在胡同口等着他。他那时并不知道这就是特权，但是心里知道每天有小轿车坐他也是不快乐的孩子。他那时常常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他的心事穿越了春天海棠树上的盛放的灼灼花朵，也穿越了不开花也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的枝桠，在无遮无掩的自由空间和浪漫忧伤的没落情绪里疾飞。稍不留神就梦游商州，回到古老的乡村和黄昏里异常宁静的时刻，炊烟在各家各户的锅灶间轻梦一般的弥起。那里有他所有的童年记忆和六岁以前匿藏在记忆里的好东西。想起这些，他的心里就会涌现出父亲的影子，想起自己曾经在三岁那一年强烈地思念父亲。那时父亲刚被打成“大地主”，被押解到边远的水库工地服劳役。身为“地主婆”的母亲天天要去打扫村子里的茅厕和巷道。乡村里的黄昏漫长而又落寞，古居就坐在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下苦等。父亲的劳役期限是一年，母亲的每一个白天都被监督劳动，接受改造，直到傍晚时分，母亲才拖着疲倦的身子，蓬头垢面地回到家里。古居要给母亲端来洗脸水，给她捶背揉肩，然后，在西天上晚霞最灿烂的时候，母子相依，看落日西沉。正是在这一个又一个落日西沉的时候，古居听母亲讲述家族的故事，红纸伞的传奇，知道母亲也曾经是花娘是爱穿绿衣裳的桑眉。古居在母亲的讲述中感知着母亲心中不凡的爱，和疼在心痛处的不凡的伤。突然有一天母亲告诉他：“孩子，你的父亲就要回来了，在冬季，在飘雪的冬季。”
    母亲眼里闪着惊喜与羞怯：“冬季飘大雪，水库工地肯定停工，你父亲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了。”其时，正值盛夏，母子俩就偷偷地晾晒水果干，制作各种果脯；母亲甚至专程去赶了棣花大集，买来一头小猪崽，只想着给他催膘增肥，只想着冬天到了盼回了父亲杀一头猪炖一锅好吃好喝的给他补养身子。从盛夏到冬天的日子漫长而又难捱，只是因为心里有盼头，日子就变得行云流水有滋有味。日日思雪，日日盼归，便成了三岁的古居和思念丈夫的母亲生活的全部——那个高大英武的人呐，他一定会在妻儿的盼望里，踏雪而归。
    古居始终铭记着那一年的冬季，他和母亲在每一个日落黄昏时的焦渴等待。
    桦树木烧就的木炭贮满半间仓房；房檐下偷偷晾晒着已经风干的腊猪肉；父亲在每年冬天都要穿的那件羊羔皮的小背心，已经在太阳坡里翻晒了十好几回；就连古居的小脑袋也被母亲给修剪**见人爱的乖宝宝模样。母亲那阵子也突然爱照镜子了，并且时不时地从箱子里拿出那件漂亮的绿衣裳，用火熨斗熨得平展展的，挂在门后边的衣钩上，伸手就能穿上。可是那个恼人的冬季呀，它一定不心疼在祈雪中苦等的孩子和在盼归里望穿双眼的妻子——那是一个无雪的暖冬，水库工地所有服刑人员都被延长了刑期。
    苦苦的等待，苦苦的失望。
    屋檐下的腊肉风干了，酒坛里的酒越酿越陈，母亲的绿衣裳重又搁置箱底，那件羊羔皮的背心总在红日头里晒着，可怜巴巴，久等主人。
    母亲也顾不得给古居剪头发了，她又被“社教”工作组当做“活靶子”抓去了，白日里不仅要干完份内的粗活累活，夜里还要汇报“活思想”。那些日子，那些黄昏，古居等不回自己的母亲。只有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才得以回家，对着小灯如豆，神情落寞地梳头；只有当母亲梳头的时候，古居才有机会母亲的背影，看那满头青丝纠结了多少忧愁。
    那些漫天铺卷的大雪啊，总也不肯在孤儿寡母的心事里降下。
    那些悬空着的心事呀，不仅在黄昏里神伤，更在所有的日子里绝望。
    那个冬天古居终于病倒了。
    村子里的土大夫说这是“出福差”，据说这种病世上的人都要得的，活着不得的，死了埋在墓穴里化做鬼魂也要得一场。只是古居这病和别人得的不一样，脸烧得像火蛋，从头到脚都像在冒烟，大冬天里竟穿不住一件薄衫子，只会“火火火”地喊叫，或者赤条条一丝不挂地往冰冻寒天的院子里跑。土大夫也没辙了，只好如实相告：“法”他妈把“法”死了——没法了！这孩子没救了，他会被身子里的那股邪火烧死的，除非……除非……下一场雪！
    祈雪无常，下雪无望。
    只有等……死？
    暖冬黄昏，躁热异常，母亲抱着他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看残阳透过石榴树萧条的枝桠，在他颊上投射的那一道道血痕。
    母亲说：“儿啊，你这是得了心病了，心病终须心来医呀！”
    母亲还说：“儿啊，妈知道你心里在想谁。”
    母子相依，在这躁热的冬季，或者等待死神降临，或者期望出现奇迹。
    终于有一天，古居躁动烦乱的情绪有些许安稳，隐隐地，天边飘拂着一丝沁人心脾的凉意——古居的幻觉里开始出现一些六角形的雪精灵，他们穿过春阳一般的热空气，一朵一朵地落下，击败了滚烫炙热的心魔。
    “快，妈妈！快，下雪了，我听到下雪的声音了！快，妈妈！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
    不是梦呓，不是错觉，不是幻像。
    真的下雪了！
    雪落无声，雪落无痕，雪落无意，
    有些离奇和恍惚，更有些荒唐和神秘。
    只是父亲真的……真的……踏雪而归。
    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
    父亲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人，古居不认识她，但是他的父亲母亲认识她，她也认得他们。
    她的名字叫阳子，修眉俊眼紫衣裳，一个日本姑娘。
    古居已经思辨不出如此的思雪，祈雪，盼雪，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只为盼来父亲，那么接下来的一场的家庭闹剧、夫妻倾扎，却使他永远地失去父亲；
    如果只是迎来阳子，那么这样的盼归难道就是为了酿造悲剧？！
    在寄居北京的日子里，在每一个任思绪自由翔飞的日落黄昏，古居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这些发生在幼年时空和久远年代里的回忆。
    那种感觉就像咀嚼一枚青橄榄，初尝苦涩难言，久了便有滋味，古居自然是乐此不疲，心醉神迷，却从不把这些灿烂的沉醉分享给姑姑及其他人。
    姑姑从未结过婚，但却没有一点儿老**的怪癖；
    姑姑既有慈母心肠，又深谙教子道理。
    姑姑给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为优越的学习环境。
    姑姑一如既往地爱他，视为己出。
    只是古居从来没有爱过她。
    在古居心目中，他只是她从遥远的商州捎带到北京的，那个原本该叫“商心”的孩子；他只是被她唤做“古居”，而心里只有故居的……那个……只懂得长大了要知恩报恩的……人。
    关于北京，古居还有更多的回忆是属于父亲的。
    校尉小学由于地处北京市中心地带，常常会有一些迎宾活动。
    那时的迎宾主要是迎接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领袖，像胡志明、金日成等，有时也去参加宋庆龄奶奶接见外宾的礼仪活动。几乎校尉小学的每一个孩子都梦想着能被迎宾队选中，只是迎宾队对每一个入选队员的身高和长相要求太严了。古居那时候虽然长得玉雪可爱，但是个头比同年龄的小孩都要矮半头，虽然一心想参加迎宾队，积极报名好多次，总是最先被筛选掉。
    八岁以前的日子，古居一直耿耿于怀自己的个矮和不能参加迎宾队的遗憾。
    那时的报纸上总刊登一些少先队员手持鲜花和彩带，热烈欢迎外宾的大照片，古居他们班上的几个参加迎宾队的同学还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仪式上大出风头；他们与宋庆龄奶奶的合影被放大印在那一年的年历上。正是这些不断被刊登在报纸年历画上的大照片，鼓舞和诱惑着古居日夜梦想着参加迎宾队——假若他的大照片也会被制作成年画，那么他的父亲就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商州看见他。古居那阵子特别希望父亲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他想给他写信，告诉他在客居北京的日子里，他是多么想做回当初那个乡村里的苦孩子，做回商心！
    十岁那年暑假，古居终于被选中参加北影厂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拍摄。
    姑姑却要领着他回商州看望父亲。
    在拍电影和看父亲这两者之间古居选择了后者。
    给导演请了半个月假，古居和姑姑就匆匆去了商州，谁知家中发生变故，父亲早已在几年前就离开伤心故居。
    再回到北京时，原定为古居的角色早已被别的小朋友顶替。
    古居只勉强参加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那场戏的拍摄，在一大群划船的少先队员中充当一个拍手傻笑的男孩子，连一个近镜头都没有。
    那年那月的北海公园一定还记得一个少年伫立湖畔塔影中的哭泣，他没有成为小明星，也痛失了让父亲在银幕上看到他找到他的机会。
    那一趟商州之行，古居只看到更加残破的故居，只知道父亲失踪但不知父亲到底去了哪里。
    那湖畔塔影里的哭泣让他坚定了一个决心：一定要找到父亲，一定要让父亲找到自己。
    就是这个决心，伴随着古居的整个少年时代。
    古居参加了长影厂《红孩子》的拍摄；
    古居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扮演了跨雪山过草地的“红小鬼”；
    古居以最好的成绩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古居常常幻想着父亲在看了那些电影之后，能认出儿子，找到儿子。
    古居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遥想着父亲看电影时的情景——他一定会惊叹：这小子，长得越来越像他爹了！
    只是……只是啊……只是让他的儿子，纵然想像了千遍万遍，也想像不出这样的结局来：他的父亲，他把自己葬在了这片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