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表达自己想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几种简单手势已经不够用了，而当别人无法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时，我就会气急败坏，大发雷霆。我感觉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我的喉咙，使我呼吸困难，寸步难移。我竭力挣扎，想要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挣扎当然无济于事，只是我内心的抗争意识太强烈了，它如烈火般熊熊燃烧，烧得我的灵魂在躯壳中横冲直撞。每一次，我都会哭闹不停，摔东西，打人，周围的一切都是我发泄情绪的出气筒，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如果母亲恰好在旁边，我会扑到她怀里大声痛哭，最后悲伤得连为何发脾气都不记得了。这种与人交流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我的脾气也与日倶增，以致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都要发一次脾气。
    我的父母伤心难过却又束手无策。我们居住的小镇距离任何一所盲人学校或聋哑学校都非常远，而且似乎也不会有哪位老师愿意到塔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小镇来教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事实上，亲朋好友们一度怀疑像我这样的孩子是没法接受教育的。而母亲却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一线希望。书中记载了一位又盲又聋的少女——萝拉?布里曼在郝博士（一位研究盲聋人的教育方法的先驱）的指导下，最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让母亲感到无望的是，这位郝博士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他的教育方法很可能已经失传了，即便没有失传，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亚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女孩儿又怎么有机会接受他们的教育呢？
    我六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曾成功治愈了许多看似无望的病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儿接受治疗，希望我能重新看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每一个贝壳上面钻了小孔，这样我就可以将它们串起来。我兴致勃勃地玩了很久，感到无限的开心和满足。列车员友善可亲。他检票和打票时我常抓着他的衣角跟在他身后，他还让我玩他打票用的打孔器。这个玩具太有意思了，我蜷缩在座位的一角，一连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在一片片硬纸片上打孔，玩得不亦乐乎。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这个随手做的娃娃看起来滑稽可笑、不成形状，而且没有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甚至连孩子想象的脸上应该有的东西都没有。奇怪的是，缺少别的我倒不计较，但缺少一双眼睛却让我很不满。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这一问题，然而似乎没有人能为娃娃加上一双眼睛。我灵机一动，一个好主意冒出来了。我溜下座位开始摸索，找到姑姑那装饰着大珠子的披肩，拽下两颗珠子，向她示意我想让她把这两颗珠子缝到娃娃脸上。姑姑把我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核实我的意图，我使劲点头。珠子被姑姑缝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非常开心，但很快我就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我没发过一次脾气，因为有太多的新鲜事物吸引着我，让我的脑袋和双手忙个不停。
    到了巴尔的摩，切斯霍尔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表示对我的眼睛无能为力。然而，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咨询，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关聋哑和盲童学校及老师的资料。按照切斯霍尔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即起身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一路上，父亲忧心重重、焦虑烦闷，而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觉得到处旅行很有意思。
    贝尔博士医术高明、温厚善良，深受人们爱戴，尽管当时我只是个懵懂的小孩子，但同他一接触，就马上感受到了他的慈爱与亲切。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手表。他让手表震动起来，使我体会了奇妙的震动感。我知道他看得懂我的手势后就立刻喜欢上他了。当时我没有料到，这次会面竟然为我打开了一扇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大门，使我从此不再孤独，并拥有了获得友谊、知识和爱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阿纳戈诺斯先生写封信，问下他那里是否有适合我的启蒙老师。帕金斯学校正是郝博士创建的教育聋哑盲人的地方。父亲立即写了一封信，在几个星期焦急的等待后，我们收到了阿纳戈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信中让我们放心，说老师已经找到了。那是1886年夏天，等到莎莉文老师来到我家已是第二年的3月份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奇的力量轻抚着我的灵魂，带给我光明，让我看到无数奇景。我听到那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明，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