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市委书记马玉新，是一个引起了高层关注的人物。
    别说他的来历怎么样，单说他的才能，就让好多人为之倾倒。他成了党内比较有名的一个理论家。新千年到来之前的这一年，他被上级选中，派往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高官培训。
    建政之始，即相当重视干部的培训，中国官员的海外留学地点，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批干部出国培训，是前往苏联，从工业技术到国家治理模式进行学习。一度是苏联老大哥弹诚学徒。
    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出国培训，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被解冻。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以及中美建交，欧美取代苏联，成为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为中国举办的高官培训课程，掀起海外培训热潮。
    提到国内高官到海外培训的热门地点，许多人当然会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其实，以经济发达、政府高效、环境优美而著称的新加坡，才是近年来国内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MPAM项目，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课程，最为引人关注。
    其课程质量高、培训周期长、教学管理严、主打公共管理，是这两个专为国内官员量身定制的、中文授课培训项目的共同特征。
    新加坡只是一个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二十分之—的花园小国，也可以说是大一点的弹丸之地。可是他们是华人社会，管理最为成功的地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新加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与清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正是中国高官在新加坡培训的主要基地。
    早在1992年，中新两国政府，就中国官员来南洋理工大学参加短期培训，学习新加坡城市规划、社会管理经验达成了协议。不久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中国官员赴新培训项目，真正形成规模，并成为了常态。
    1998年，南大为中国官员培训的旗帜性项目是市长班。
    所谓市长班，其实是南大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统称，这两个课程都是南大专门为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为期一年的培训项目。因为很多参加过该课程的中国官员，在回国后不久都晋升为市长，故有市长班的美誉。
    1999年初，马书记参加了南大第二届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的开学典礼。成了40个厅局级干部学员中的一名高级学员。
    他们学到的不仅是新加坡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学习不仅是在课堂上，还在每一次参访和讲座之中，甚至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每天上午，马书记他们要听三个半小时的公共财政与预算课，该课主要讲解政府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教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理论框架的讲解，还会对比分析新加坡与中国的案例，比如讨论从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看中国医改的利弊；两国城市道路与花园建设对比；历史古迹保护与利用等等。
    上午的大课结束之后，学员们来到食堂就餐，马书记的身边到处都是，夹杂着说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的同学。午饭过后，他们或被安排去参观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或去看码头管理，或者观看政府办公与紧急事故处理。
    建屋发展局的官员们，会和中国官员们深入探讨，新加坡是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马书记和他的同学们每当出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都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写一篇学习心得，这也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每年有上万名大陆党政官员，在组织部门的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这一培训从填写那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了精细化的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组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施。从中央到地方，从省里至县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培训费由国家财政，或与地方财政分担。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能够得到出国培训学习，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可是新加坡对社会的管理，比国内还要严格，那种花天酒地根本不可能了。特别是身体上的寂寞，除了打手铳以外，已别无他法。
    到了那里一个月以后，他们度日如年，却只能一小时一小时地挨，一日一日地盼，一月一月地熬。马书记终于熬到了1999年的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