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期，在美国逐步从世界第一GDP大国向世界霸主宝座冲击的过程中，美国就是世界政治中不折不扣的搅屎棍。
    在宋皇帝正式的隆重的登基之前，美国送了一份丰厚的大礼，极大的提高了宋皇帝在国内外的声望，对于宋皇帝稳固自己的政权和皇帝的合法地位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美国显然可以从中获取极高的回报，而真正要付出代价的则是英法俄德等传统在华占据极高特权和地位的老牌强国。
    日本退出特权国地位，那是因为日本属于战败国，这是二战前的公理，你战败了就要付出代价。
    美国在此时也宣布退出，实在是让英法俄德都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状态，美国宣布放弃这些特权是因为美国本身在华就没有真正的特权可言，放弃之后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和优待条款，英法俄德放弃这些特权又能得到什么？
    很快，美国就会得到足够的回报，在175项工业大计划中，53个对外合资项目几乎有一半都将保留给美国，根据帝国国会即将推出的《特许企业审批法案》，金融、通信、邮政、铁路、烟草、盐业、证券等行业都将属于国家审批范围，由政府审批发放特许经营牌照。
    比如在铁路上，中央政府只会考虑批准三个大型公司参与国内的铁路建设、经营，分别是以东北铁路网为基础的远东铁路总公司、以粤汉铁路和江浙铁路为基础的中南铁路总公司，以及国营的中国中央铁路总公司。
    中南铁路总公司在这三家铁路公司中最为特殊，它不仅是一家直接上市的公司，并且允许已经签署了《互惠条约》的美国资本投资该公司的原始股，参与企业的创建。以及铁路的经营。
    在中南铁路总公司的基本经营范围内，原先由怡和洋行持有的多条江浙铁路如果不能取得特许经营牌照。将在定期年限内取消经营资格，停止营运。
    在银行业上，银行牌照分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即只准在本市、本省和全国经营的分级牌照，原则上，帝国内阁政府同意给予美国外资银行一个国家级特许牌照，其他外资银行将只能按省进行逐个竞标牌照，在允许的省市经营银行业务。
    宋彪的这一系列的手段就像是21世纪的免费网游，设计各种各样的限制，表面上允许你免费玩游戏。实则逼着你出钱买特权。
    想要逼迫英法俄德放弃在华特权是几乎不可能的艰巨任务。但是没有关系，宋彪有的是时间慢慢折腾这件事，在不同英法俄德直接继续交涉的情况，在他的授意之下，内阁政府转而先和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这样的国家谈判。尽快以《中美互惠条约》为基础和模板签署更多的中外通商互惠条约，进一步在大范围内造成有利情况，同时还和葡萄牙严阵交涉，要求收回澳门。
    宋彪并不急于收回香港，这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达成的任务，但他可以用先收回澳门，甚至只需要强硬和葡萄牙交涉，以此来恐吓英国，逼迫英国退让。
    眼看就要正式登基了。宋彪一边想尽办法逼迫和引诱外国就范，为他登基称帝送上真正的实惠大礼，另一边也在不停的恐吓两广和云贵的地方武装，派人和甘肃、宁夏的马家军谈判，要求两广、云贵的陆荣廷和龙济光自行避让，不要等他出手。而马家军那边暂时只要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即可。
    在外蒙的问题上，宋彪也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关于外**立的问题，这简直是他称帝以来最奇葩的一件事，他这边已经击溃日军主力，东北军主力随时可以抽调回外蒙的时候，外蒙几位亲王居然宣布独立。
    真是愚蠢。
    难道东北军的第二骑兵师和第三骑兵师就只是摆设吗？
    此时的第二骑兵师已经占领乌里雅苏台，而第三骑兵师也占领了库伦，控制了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其实这一位才是挑起独立的元凶，但他是政治领袖和四大活佛之一，宋彪也奈何不得他，只能将他控制住，而他也宣称是受了一些日本人、俄国人的欺骗和挟持，本身并无独立的想法。
    喇嘛教对于控制蒙古人口数量有着绝对奇妙的好处，显然是要进一步的扶持，否则康乾等位大帝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此。
    宋彪对此也是很积极的，只是将第三骑兵师常驻在库伦，新增设的第六、第七、第八骑兵旅也将集中驻扎在外蒙地区。
    蒙古族的人口少，独立武装加起来不过几千人，其中一半还是喇嘛僧人，第三骑兵师抵达库伦之前，对方就狼狈逃出了库伦，一路逃往唐努乌梁海和俄国，因为第二骑兵师的轻骑兵部队已经提前截获了最为重要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所以，东北军骑兵部队暂时也不继续清剿叛军，而是先立足于守住外蒙。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宋彪最终于1911年7月15日正式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此时的紫禁城内部已经去除了一些满清的特征，尽可能恢复到明晚期的状况，而宋彪身穿的龙袍也是以明代龙袍为基础。
    根据章炳麟和前朝礼部右侍郎黄熙、掌院学士李殿林等人合作编定的《帝国皇室礼法》，帝国皇帝拥有三个类型的正式帝服，第一个系列为光复龙章礼服，分别以元代、明代为基础进行再设计和改良，分为明黄色、朱红底白团锦龙纹、白底海蓝龙纹三种，基础花纹和龙纹的挑选以明代为基础，有团龙、坐龙、卧龙、正龙、升龙、降龙六个基础图案，以及其他基础的十二龙章图案。
    相比明代龙袍，新的龙袍采用了一些西式的裁剪手艺，采取了圆口立领。袖口继续缩小一些，靴子的变化较大。采用了类似雪地靴的设计款式，表面是一整块的软鹿皮和羚羊皮，以鹿皮为首选，蒙皮采用明黄色、朱红色、褐色、黑色、白色六种。
    第二个系列是欧式古典皇帝礼服，主要用于接待外宾时酌情选择使用，实际用处比较少，最多只是用来照一些宣传式样，用于在欧美进行政治公关使用，以表明中国正在西方化、现代化之类的。
    第三个系列是常服，从传统中国服饰中吸收了一些元素。结合西式洋装的一些裁剪和规则。设计出来的新式唐装，统称为光复式唐装，基本和现代唐装差不多，要求有传统的团锦纹、福纹和螭云纹图案。
    作为皇帝日常最常穿的帝服，第三个系列的设计是最多的。和普通的唐装不同，这一系列的龙章中装要求更为华贵，大量选用十二龙章的基础图案和降龙纹，对应三种光复龙章礼服，也有明黄色、朱红底白团锦龙纹、白底海蓝龙纹三种。
    吸收国外皇室家徽标记的思想，帝国皇室采用了“宋氏皇朝”的统称，并以红底黄纹的三龙纹为基础家徽标志，用于皇家服饰和各种用品中，包括皇室御赐给臣下武官的礼物。馈赠国外的礼品也都要有这一标志。
    1911年7月15日，宋彪就身穿着明黄色的光复龙章礼服登基，内阁大臣的朝服则以万历皇帝常服为基础，采用了紫色丝缎和青蟒纹，统一用翼善冠这样的高规格。
    除了皇帝皇室和内阁大臣外，其他政府官员和内廷官员都没有专用的官制礼服。其他官员穿西装，军人则穿军礼服，一概简化其他不必要的配置，整个登基大典也不需要太多人参加，国会议员和党派代表则统一身穿新式唐装出席，颜色上以朱红色为主体。
    登基大典从凌晨两点就开始，早上7点正式开启，9点整正式登基称帝，接受内阁官员、国会议员朝拜，随后是接受各国外国公使、特使的恭贺，以及正式递交国书，包括向其他各国递交登基国函。
    至中午12点整，在保和殿举行国宴，宴请内阁大臣、议员和各国特使。
    内廷总署最初的准备还要复杂的多，一直到晚上9点为止，宋彪后面简化了一部分，反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形式，以此日为准，他正式且公开的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确定自己身为中华帝国神武皇帝的身份。
    从这一天开始，神武年号就将强制在全国使用，帝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使用，以前者为主和正式使用，后者则为辅。
    国宴仪式到下午两点整才正式结束，整个登基大典也至下午4点结束。
    走了半天，坐了半天的宋彪都觉得全身很累，又正好是夏天，几次汗流浃背，还好中间有三次沐浴更衣，要不然就是一身臭汗。
    晚上换了一身常服，身穿着一袭朱红底白团锦龙纹龙章唐装的他，回到宣政园继续宴请三十三位内阁大臣。
    本届内阁政府虽然是帝国的第一届内阁，在行政体系上倒是基本完善，设有外务、财政、法务、陆军、海军、民政、农业、工业、商业、警察、文教（文化教育）、交通、国土资源、宗教十四个部，以及新政、内廷、科技、水利、税务、海警、海关、邮电、工商、质检、审计、环境、卫生、地质、巡防十四个总局、总署，加上中央银行的行长、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属于情报和调查机构的国家情报总局、中央调查总局，再加上内阁总理大臣，总计三十三位内阁大臣。
    虽然财政大臣张康仁兼任了中央银行的行长职务，但在内阁安排上，央行的副行长孙衡甫也被纳入内阁席位，故而还是保持了三十三位内阁大臣的总席位。
    在十四个部的排名中，一旦首相意外身亡，外务大臣将临时担任内阁总理一职，其余依次类推，外务、财政、法务大臣继续身亡之后，则由陆军大臣兼任内阁总理。
    所以，外务大臣可以简称为外相，实际等同副总理。
    三十三个内阁部门，按照第一宪法的规定。陆军部、海军部、警察部、海警部、国家巡防总局、国家情报总局、中央调查总局是统一归属皇帝直接任命，实际行政工作中也直接归属皇帝直辖统管。其余则归属内阁总理大臣提名，国会表决通过后，皇帝只负责批准，但内阁总理大臣的提名权和任命权也在皇帝的手中。
    相比沙皇，华皇最大的差距在于任命国会议员的数量上，前者任命所有国有议员，而后者只任命其中的1/3规模。
    虽然这三十三位内阁大臣中，只有一半是宋彪亲自委任和提名的，但还是可以称之为皇帝内阁，基本是由他来操控。这里面也存在着很多政治上的联盟和妥协。比如说由梁启超担任文教部大臣，本身就是妥协，为了将维新派拉拢到帝党的范围内，好歹也有15个议员席位，关键时刻也能发挥作用。
    三十三位内阁大臣中。由新华会、中华革命党、光复会合并的中国光复党占了20席，新政强国会占6席，民主党占3席，维新进步会占2席，立宪会占2席，宽泛意义上的帝党则占了大半，总体还是很利于宋彪在幕后训政。
    民主党这边不是很满意，他们想要的更多，可这也不能怪宋皇帝。皇帝最初提议孙逸仙先生担任宗教大臣一职，孙逸仙自己不同意，想要担任中央铁路总公司的董事长，并且要求将公司总部放在上海租界，其实就是要利用铁路特权和外国政商联系，保持自己在国外社会的影响力。
    宋彪怎么可能同意。何况孙逸仙是真的不懂铁路，后来民国时期一拍脑袋决定的六条铁路线都是狗屁不通的事情，浪费了民国不少血汗钱，结果一条都没有修成功。
    加上黄兴拒绝了科技总署总长的提名，眼睛盯着海关总署的位置未能得偿所愿，最后摆出一副高姿态而去，民主党就从最初约定的5席变成了3席，身为皇帝，宋彪遵守最初的5个席位的基本安排，你自己不要，想要换个好位置就肯定是不可能，话说科技总署和宗教总署对帝国而言恰恰是非常关键的位置。
    总的来说，这还是一届以帝党为中心的大联合政府，光复党联合新政会、维新会共同执政，基本也就垄断了国会的大部分席位，占据着绝对的执政党地位。
    今天晚上的宴请就不谈什么公事了，该谈的事情，此前几天都谈的差不多了。
    晚上的国宴结束后，宋彪目送诸位内阁大臣离开宣政园，这才和皇后舒萱一起去裕丰园，乘着月色在中海的荷塘池边观赏景色，此时的中海装扮一新，彩灯如星，景色极佳，两人走在湖畔凉亭边，登上水榭楼船，观景赏月，只是许多话都一切尽在不言中。
    努力这么久，总算是正式的成了帝国皇帝，得到全国和国外的一致公认，从此稳固了自己的帝位，不用担心像袁世凯那样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身穿着一袭朱红底白团锦龙纹唐装，宋彪颇是感觉惬意，服装很舒服，让人觉得舒服，心里更舒服，总之是在一种很好的感觉和状态中。
    中国之中国，这样才有那么点意思。
    登基之后，宋彪很想继续像以前一样暂时休息，在幕后掌控诸事即可，只是刚登基就开始消极怠工，难免影响很坏，国民们一贯是以皇帝勤政为标准，勤政的一大指标就是上不上朝。
    不上朝就是昏君。
    可帝国哪里有上朝这个安排呢？
    章炳麟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每天上午，宋彪在宣政园的办公厅轮流接见一部分内阁大臣，以一周为限，确保每一位内阁大臣都有一个上午的时间面见皇帝，禀告事务。
    这简直是要将宋皇帝累死。
    只是刚登基，暂时就只能先这么安排，还好见面时间都比较短，有事就商谈一个小时，无事则象征性的面见半个小时结束。
    这个办法很土，因为现在是电报电话的时代，皇帝身边的秘书局可以每天从各部直接拿到最新的政务情况，在秘书局统计整理之后，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呈报给皇帝过目。
    如果皇帝觉得事情重要，他可以询问总理大臣，让总理和内阁大臣注意点。不重要的话，那就等着总理和内阁大臣的处置情况。办的满意则不说话，办的不满意则教训两句。
    所以说，章炳麟设计的这种亲政体制很土鳖，很形式主义，宋彪索性就当是开茶话会，每天上午和几位内阁大臣召开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顺道拉拢一下感情之类的。
    等到了这一时期，帝国内阁政府经过了为期一年的磨合和适应，基本进入了较为正式的运转阶段，已经不像此前那么凌乱不堪。加上大部分内阁大臣都是东北系和新政强国会的旧官僚出身。各省官员也是以前朝官员和光复党主要地区代表相互结合的方式，中央和各省政治基本还是按照前朝的节奏稳步向前，军队稳定，政治稳定，只是国家的改革意识和行政管理上更富有现代精神罢了。体制上也更完善。
    税务总局的各地税务机关已经深入到县一级，东北、直隶、江浙都达到了镇一级，政府财政在几个月中的情况日渐好转，只是虽然有了海关总署，海关的实际控制权还是在英国和洋雇员手中，宋彪对此倒是不着急，等以后同英国正式谈判结束之后再说。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着，各项工作计划即便是都能让宋彪满意，甚至不能让唐绍仪和其他内阁大臣满意。至少比满清时期稳定有序和有进步。
    欧阳赓负责外务部正在和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国就最后的互惠条约达成一致，特别是对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逼迫最为紧密，八国联军中，这两个纯属酱油和白占便宜的东西，日本和美国都已经放弃了庚子赔款，以及在华窃取的各种特权。剩下当然要紧逼意大利和奥匈帝国。
    等将小国都处置了一遍，造成国际性的既成事实，内阁政府再去进逼英法德俄。
    俄国米哈伊尔大公此时还没有离开北京，他提前来京恭贺宋彪称帝，以俄国支持中国打赢战争出力最多为由，希望宋彪同意俄国的要求，将旅顺港继续转租借给俄国，并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再延长五十年。
    在此基础上，俄国可以参照东三省的先例，放弃其他在华特权。
    宋彪没有答应，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也犯不着为此和俄国翻脸。
    法国不吭声。
    德国还在观望，有可能将山东的控制权大体归还给中国，但前提是中德至少要签订一份类似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惠条约》，并且保留青岛港的租借权，其余都可以类比美国。
    英国则是退一半，守一半，上海租界和香港租借权是绝对不还的，其他可以类比美国，但其不愿意放弃庚子赔款，威海卫也不愿意谈判解决，天津、汉口这些租界可以归还，内河行驶权希望保留。
    新约谈判会是一个很漫长的问题，宋彪也知道不可能立刻就解决，他就这么慢慢的等待着，自己在幕后观察着这种局势的变化。
    宋彪是7月15日正式登基称帝，而帝国在8月1日即将迎来了建国一周年的纪念日，登基这一天通过立法确定为中华光复日，各地都要普天欢庆。
    次日上午，宋彪正好召开了一次中央军部列席会议，正式就中日辛亥战争进行总结，并且制定新的全**事发展纲领，指导中**事力量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
    会议就在宣政园的会议厅里召开，上午9点正式开始，在此之前，海军大臣程璧光、陆军大臣舒方德和第二军督军段祺瑞三人先行抵达宋彪的御书房，并且是在御书房东侧的怡华堂侧厅里见到了宋彪。
    宋彪正在矮榻上，靠着矮榻上的茶几翻阅最新的一些情报和资料，三人进入侧厅，统一向皇帝行躬身礼，毕恭毕敬的等着吩咐。
    宋彪正看到了新型火炮在德国和本溪兵工厂的测试数据，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将决定着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75mm野炮、轻野炮和轻骑炮的技术，对于88mm和105mm口径的轻重野炮也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从1906年开始，东北军的远东兵工厂就主动提议和德国联合投资研制新型的长进程炮管制退器，东北出资金，派人参与研制，德国出人出力，德国最初对此并不热衷，但随着新型身管制退器的研制成功，在新型火炮的实验测试中明显优于德国此前在火炮上使用的短行程制退器，双方在克虏伯公司和本溪兵工厂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将这一新型制退器普遍运用于中低口径的火炮，共同研制新的75mm和88mm的火炮。
    虽然这一技术来不及使用在中日辛亥战争中，但对于中德两国未来的火炮技术发展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未来二十年的火炮技术之基础就奠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