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被消灭的势力总会做出惊人的挣扎，或者是惊人的退让。
    帝国的强硬态度让乌里扬诺夫主席感到了致命的恐慌和惊悚，在来到叶卡捷琳堡的第一夜，他彻夜未眠，虽然和华皇陛下的密谈是不成功的中断了，但帝国和苏俄之间还是有另外一条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商谈判通道。
    乌里扬诺夫主席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只在叶卡捷琳堡停留三天时间，反而是一直在这里继续同帝国外相欧阳赓积极商谈停战协议，并且是很惊人的做出了大幅度的退让，因为控制着中**事力量的华皇陛下的态度已经是再清楚不过，假如不能得到帝国想要的一切，为了长久的和平，帝国宁可拼掉上千万的人口，就在这里，就在这时，彻底的消灭苏俄革命。
    虽然帝国并不如英美那么强大，特别是在海军领域还不如苟延残喘的苏俄红海军，但在陆军和空军领域，帝国之实力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空前的惊人，伟大高贵的德意志帝国倒下了，雄伟壮阔的沙俄帝国也倒下了，世界上第一大的陆军强国就是中华帝国。
    从一些特殊的渠道，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也得到了一些新的情报和消息，证实帝国的计划将会分期三到五年，一步步的消灭苏俄，从军事到人口，从政治到党派，对整个苏俄都将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清洗，以保证即便未能达成目标的情况下，也能建立一个完全亲向于中国的新俄国政府。
    皇帝陛下的这种威胁实在是过于恐怖。正如当年希特勒的那种疯狂压迫力一样。
    所谓的伟大领袖也挡不住现实的残酷。
    1920年3月下旬，在华皇陛下的直接威胁下，乌里扬诺夫主席以近乎是完全同意中华帝国的要求的方式，暂时留下了一个可以继续谈判的局面，将后续进一步的谈判工作全部委托给全俄中执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
    4月3日，作为苏俄的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和号称是苏俄总管家的米哈伊尔.加里宁秘密觐见华皇，就最后的停战条件做了再一次的全面协商。
    列宁提出的叶尼塞河分界线看似对华更有利。但几乎所有被划出的领土都不具备移民的可能性，都只能是长久的无人区，而帝国却要在东欧、高加索做出重大让步。甚至连哈萨克地区也要承认继续归属苏俄，而苏俄所谓要求中国撤离在高加索地区驻军，保证中国在巴库油区利益的承诺更是一句空话。
    看似美好。其实很阴险。
    最终谈判结果是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中苏基本划界在北部以勒拿河、中西伯利亚高原和鄂毕河上游为界限，勒拿河以东地区归属中国。
    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以南，鄂毕河上游的鄂尔齐斯河以东至萨彦岭，包含唐努乌梁海在内的总计14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属中国，除唐努乌梁海的17万平方公里领土外，其余从鄂木斯克至新西伯利亚的领土正式称之为西伯利亚南部平原，唐努乌梁海内部称唐努盆地，外部称西萨彦岭平原。
    加上沙俄时期在中亚地区侵占中国的44万平方领土，俄国西突厥总督区的吉尔吉、塔吉克部区划属中国。俄国在帕米尔高原地区侵占的领土，一并归属中国，依照中苏之间的协议，鄂尔齐斯河以东都属于中国领土，这就从哈萨克多划走了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如果这份中苏协议正式生效。那中苏双方都正式承认的中国领土总面积将在1885万至1895万之间，海外省包括中属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济州岛。
    虽然这样的领土划分在数据上要低于苏俄的方案，也低于帝国最初的方案，从长远来看也忽略了西西伯利亚平原这个石油产区，但是帝国得到了西伯利亚南部平原，这里超过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辽阔无边的肥沃农耕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帝国农业人口危机。
    这对帝国而言是最重要的收益，而且逼迫苏俄承认乌兹别克、土库曼地区的独立，苏俄也承认这些地区为帝国的保护地，其次是迫使苏俄承认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以及承认中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拥有保护权，苏俄承诺不在高加索南部地区驻军。
    对苏俄而言，最重要的则是在领土总面积上没有做出更大的退让，保留了对哈萨克大部分地区的领土权，得到了中国对俄国反布列斯特合约的默许和支持，中国承诺不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国白军，承认苏俄对高加索南部地区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对东欧传统俄占地区的领土权。
    俄国在东欧地区唯一要做的退让是承认波兰的部分领土权要求，其余如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依然在苏俄的领土权内。
    在对哈萨克地区的处理上，苏俄承认哈萨克地区的自治权，在哈萨克地区的划分上，中俄双方的协议是以托博尔河、乌拉尔河、鄂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和中亚东部铁路为主要界限。
    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平分咸海，曼格斯套山以南归属乌兹别克，乌拉尔河和托博尔河以东归属俄罗斯，以西归属哈萨克，额尔齐斯河以东，从赛米伊至巴尔喀什湖东北角划线，以东归属中国。
    通过这样的划分，苏维埃俄国哈萨克自治国的领土在东西两侧和西南侧都被缩小，但在北侧向西西伯利亚平原扩大，成为中国和俄国之间最大的缓冲地区，除此之外，中俄交界线基本都是人烟罕至的北方极冷气候的无人区和寒带沼泽地区。
    除了领土的划分外，苏俄仍然要承认沙俄帝国对华的债务。另外对华支付总额为20亿中圆的赔偿，债务和赔款分期二十年还清，苏俄可以按照国际价格用石油、矿产和其他工业产品进行赔偿。
    在达成这一协议的基础上，帝国将在国际上首先承认苏俄政权，双方建立大使级外交，并同意秘密对苏俄出售部分军事物资和粮食，以支持苏俄结束内战。这样的支持与其说是支持苏俄结束内战。不如说是支持苏俄销毁德俄签署的布列斯特合约，在中国的默许和秘密支持下继续向东欧扩张，使其在领土总面积上没有明显的实际损失。维持苏俄政府在俄国内部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
    苏俄当然是在谈判中要求帝国归还沙俄黄金储备，这就没有意义了，无凭无证。谁会将抢到手里的一千吨黄金还给你？
    在正式签署协约之前，双方还是继续该备战就备战，帝国本着即使不开战也可以乘机卖军火的原则，照旧大量调运军事物资到乌拉尔地区。
    西伯利亚平原战役大溃败后，苏俄对帝国陆军的那些装备也是乱淌口水，就是没有合格的驾驶员，从白军缴获的坦克都只能丢弃在火车站当炮台使用。
    所以在协议里，苏俄也要求帝国派遣顾问培训红军的驾驶和维修人员。
    帝国基本无异议，条件是在帝国远征军从欧洲撤离之后。
    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就在叶卡捷琳堡诞生了，历史再一次证明所谓的正义都是虚假的。只要满足了帝国的利益，帝国才不管欧洲人民和俄国人民的自由权，所谓的哈萨克自治国也不过是象征意义，双方都是心知肚明。
    祸水西流。
    帝国和苏俄一旦签署这份协议，那就等于是将苏俄的祸害性全部转嫁到欧洲和高加索地区。任由英法美德奥匈和波兰颤抖去吧。
    苏俄则是割让亚洲地区的一部分领土，保存在东欧的领土，并且依照领袖的意愿将革命优先推向欧洲世界，最后是亚洲和美洲。
    1920年5月5日，中苏在叶卡捷琳堡签署《中苏领土划分协约》，5月9日签署《中苏中亚保护协约》。6月10日正式签署《中苏停战条约》。
    至此约定，中国将在1921年3月之前全部从俄国领土撤兵，双方于1920年7月1日正式缔结外交和履行停战条约。
    1920年6月14日，宋彪完成了自己身为帝国皇帝在中苏第一次战争中的责任，乘坐专列返回北京。
    火车在辽阔无边的西伯利亚南部平原上行驶而过，坐在车厢里，他拉开窗帘远眺着无限远的地方，心里充满了真正的喜悦，是的，他知道自己没有坚持正义，没有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权，但他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
    在未来的五年里，帝国将会从山西、河南大量抽调人口到这片辽阔无边的肥沃平原上开垦新世界，在这一片世界上最罕见的1600公里长，平均300公里宽的辽阔平原上，帝国将会开垦出超过7亿亩的肥沃土地。
    这里的土地哪怕只是发展农业，那也足以保证超过三千万户中国农业家庭的生活，而且是生活的非常之好，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东三省。
    这里的煤铁资源和石油资源也如东三省一般充裕，甚至是拥有更多的石油资源。
    至于东欧和哈萨克人的死活，还有俄国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去照顾了，那毕竟不是帝国的子民们，他们只能呼唤自己的英雄。
    宋彪的心情真的很好。
    在火车的飞驰中探索着自己的梦想，探索着灵魂深处的呼喊，他知道自己终于得到了一种真正的解脱，实现自己身为皇帝的价值。
    当然，苏俄在名义上正式承认库页岛归属中国所有，这对日本而言肯定是不可接受的事，中日之间还是有事情要干的，看着中国如此大肆掠夺俄国的领土，日本大概是嫉妒的想要杀光所有支那人吧？
    此时关于中国和苏俄提前“媾和”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英美各国纷纷是磨刀霍霍，恨不得立刻将中国打回满清时代。将中国勒索的那些利益都霸占回来，因为这里面都是有他们的出力啊。
    没有英法联军的出钱出力，没有美国出钱出装备，以及他们对白军的大肆扶持，中国岂能如此简单的就从苏俄勒索到这么多的好处。
    英国拼了命也要打败苏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最终战胜国的身份重新调节各方利益。扶持新的俄国政府上台，将中国霸占的那些利益全部吐回去。
    帝国当然心知肚明，正式的《中苏停战条约》一签署。立刻将囤积在俄国战场的装备物资大量出售给苏俄红军，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训练红军的坦克和飞机部队，正面迎接英军和白军的挑战。
    帝国甚至一次性的向苏俄红军出售了70万匹蒙古马用于组织苏维埃民兵输送队。将昔日从沙俄帝国购买的那些账目重新还了回去。
    军事是惨剧，政治一贯是黑色喜剧，哪怕帝国知道苏俄红军总有一天会以此为基础再打回来，再次爆发中苏战争，帝国也要彻底的支持苏俄红军击溃那些贪婪无耻的英法联军和白军们。
    只是在正式的台面上，帝国和英法美还是协约国，还是军事和经济上的盟国，大家不至于撕破脸，可在暗地里，各种阴狠手段都拿了出来。日本乘机利用这样的局势大肆侵占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甚至派兵在堪察加半岛那种极冷地区登陆，要求分割利益，要求和中国利益均沾，要求以切尔斯基山脉为界限。将东西伯利亚高原地区的东部划归日本。
    可能吗？
    帝国内阁甚至没有任何回应，有种别在嘴上喊，大家手里玩真格的，千岛群岛干不了，库页岛派一个精锐步兵师还是可行的。
    世界一片混乱，帝国以前是支持白军。现在不仅支持苏俄清剿国内的白军，还将大量主力部队从前线抽调回来剿灭国内“北方”、中亚、蒙古、远东地区的白军，过去叫白军，现在叫白匪，狠狠的往死里打。
    苏俄是公开的大剿匪，帝国则是秘密的大剿匪，一起绞杀白军反叛势力。
    这样的合作怎么说都比苏德合作更可笑，更荒唐，更可耻。
    但是，不可耻的就不是帝国主义，有实力才有资格无耻。
    宋彪是和外相欧阳赓一起乘坐皇室的专列返回北京，沿途之中，宋彪时常会有意识的停下来，在新西伯利亚城、库伦等地视察，同即将会被推选为总理的欧阳赓一起寻找治理北方的政策和方向感。
    对于这位新总理，宋彪也是寄予了厚望。
    两人从叶卡捷琳堡一起返回北京，3500公里的行程走了整整一个月，一路考察二十多个地区，这一路上，宋彪谈了很多想法，希望能对这位新总理有足够的帮助。
    和前一任总理唐绍仪的任务不同，欧阳赓的任务是在一个强大帝国的基础上，保证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不仅是在经济上要有办法，在外交、宗教、文化、移民、产业等等方面都要有新政策。
    两人此时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将道教、儒教、佛教、回教、喇嘛教、东正教确立为帝国的六大国教，予以扶持和推广，先用宗教稳定帝国内部的各个地区和群体，后面再慢慢想办法。
    光复革命的思想对汉族有用，但对其他地区和群体就未必有用，除非在理论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提升。
    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现在的帝国时代，20世纪的上半世纪都是中国最为自由的时期，在整个中苏战争期间，虽然主流媒体和国民都是非常热烈的支持帝国不惜代价开战，很多开明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媒体都还是表达了一些不和谐的反对声音。
    即便帝国此次和苏俄缔结条约，收复了两百万领土失地的同时还让苏俄割让了五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一些亲日、亲英、亲美的知识分子、政客对此仍是以批判为主，外国的一些中国老朋友都委婉，或者是很尖锐的提出了批评，这也说明了欧美和日本对于中华帝国进入扩张阶段的普遍的焦虑心态。
    但在帝国之内，国民和社会各界对于皇帝的个人崇拜则已经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
    你想啊。共和国只是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强硬一点都引来了人民的一片欢呼和赞扬，身为华皇的宋彪将帝国领土从113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89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扩大一倍，这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多么大的功绩啊？
    在中苏战争之前，帝国在香港的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处理妥当，葡萄牙政府在1919年底就归还了澳门，英国则还继续以各种理由赖在香港。希望是拖延到1922年正式移交，说穿了就是继续占着等良机。
    帝国在西藏、新疆的统治也是岌岌可危，在外蒙也谈不上是非常之稳定。如今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复兴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站起来了，帝国领土大幅扩张到了1890万平方公里。能收复的领土都收复了。
    皇帝简直是百战百胜之象征，带领帝国连续打赢了中日辛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苏战争，他在帝国的国民心中的声望之高，可以说是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
    如今在全国各地都有百姓乡绅募捐修建长生祠、万岁祠、神武庙、神武宫、神武寺，各省有修建皇帝行宫的，有修建神武广场的，全国各府都有神武路、神武大道、神武街，旅顺县长关海青带着万民书和万民伞进京，强烈要求将旅顺改名为神武县，要出资修建全国最正宗的神武宫和第一万岁祠。还要修祖陵。
    山东人民不同意了。
    皇帝虽然出生在旅顺，皇高祖应该是山东人，山东人民要在泰山修正宗万岁祠，徐州人民不同意了，徐州人民要修宋国万岁祠。直隶商丘人民更不同意，商丘人民要修宋祖万岁祠。
    下面的百姓闹事，县长闹事，省长也积极踊跃参与斗争，各路人马纷纷游说中央政府和皇室内廷，皇后、淑妃不放过。内廷总署的侍卫官也不放过。
    之所以会闹出这么多事情，那就要怪章炳麟，章炳麟一番考证，证据确凿的在《远东日报》刊文宣称神武皇帝的原籍是山东，祖籍徐州，始祖籍是商丘，乃是殷商王帝乙长子微子启之后，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商丘宋地，号宋国，宋襄公之后，宋国从春秋五霸之中衰落，被迫南迁徐州，战国末期，齐王灭宋国，宋氏子孙才开始散落各地，以山东为多，此后世代居于山东，自神武皇帝祖父时举家迁至旅顺，以捕捞海参为业，其父、叔伯参军，后一家死于日军所犯的旅顺大屠杀。
    内廷管不了这些事，各路省长、县长就代表人民找章炳麟这个神仙主持公道。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各地都在大规模的修造皇帝的铜像、石像，山西厉害，山西那边的晋商们捐资造了一个银像。
    用晋商们的话说，现在是黄金管制的厉害，否则就造一个纯金帝像。
    各地和皇帝有关的祠堂、寺庙也确实是非常多，大学、中学都不能幸免，行政机关更不能幸免，老百姓的家里面几乎每一家都有皇帝的画像，恨不得将皇帝的牌位送入祖祠（长生牌，保佑皇帝长寿安康的意思）。
    宋彪过去写的社评，包括挂在他名下的加起来有两千多篇，统编成了《神武皇帝全集》，全国刻印了四千万多套，几乎国内所有的印刷厂这两年都要干这个业务，怎么印都能卖光，不管老百姓是识字还是不识字，那都像是捧了一套圣旨回家，很多农村家庭正堂都有那种大长桌，俗称“供桌”，上面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神武皇帝全集》，有一些书局直接改个名字叫《神武皇帝全经》，完全就当经文在卖，而内廷总署这两年光是收稿费就收到手软。
    此时的宋彪在中华帝国之内，不仅是皇帝，也是一位神灵，那是真正的真龙天子，上天遣派的帝君下凡，有这种说法，说神武皇帝是黄帝下凡。
    因为满清是水德，黄帝是土德，神武皇帝既然能消灭满清，带领中华民族复兴，那就肯定是黄帝下凡。爱屋及乌啊，这些年的黄帝庙、黄帝陵也非常火热。
    有清醒的人，像唐绍仪、蔡元培、欧阳赓、宋教仁……这些都是非常清醒的人，有不清醒的人。像严复、梁启超、章炳麟，这些都是鼓吹皇帝崇拜的大知识分子，不管你上面的人是清醒，还是不清醒，老百姓是不管什么的，只要你灵验就拜。
    宋彪这几年基本都不怎么在国内，此次回到北京。他才真正意识到国民对他究竟是何等之崇拜，那真是比共和国太祖时期夸张多了。
    宋彪回到北京之后，中南海周边就从来没有安歇过。每天从全国各地都有数万名群众乡绅前来朝拜，学生过来组织游行表达忠君之情的数量和批次也很多，国会议员和中央政府官员日常上下班都是无法正常通行的。
    北京火车站是天天挤满人。用交通部那边的话说，挤的火车都开不出去，北京西山的神武寺、旅顺的神武寺、商丘的神武庙那都是一样的人满为患，包括去旅顺大屠杀纪念碑朝拜的人也非常多，因为这个纪念碑本身也悼念了皇室的宗族。
    中南海其实也就是那么个巴掌大的地方，宋彪回到北京之后也是每天不得安生，但他没有出面制止这些事情，也没有去想法解决问题，因为他需要利用这种方式保证自己在帝**政各界的最高权威。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会和内阁根本无力向他反驳。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他说立什么法，推行什么样的新政，那就得立什么法，推行什么样的新政。
    宋彪只是让章炳麟和陈其美、汪兆铭等人想个办法。由内廷总署出面制定一些系统的规则，比如神武寺、神武庙、神武宫、万岁祠、万岁碑、神武帝像、神武画像……都要在何等条件之下才准修建和使用，这都需要规则，各省为他修建的行宫应该如何处置，如何命名和管理，哪些省可以修建。哪些省不可以修，哪个机构来审核和管理，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规则。
    大致做了一个吩咐之后，宋彪就带着皇室和家人一起前往庐山度假。
    夏日炎炎，庐山肯定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中国号称有四大避暑山庄，宋彪最喜欢的则是庐山，内廷总署很早就在忙于此事，从英国兰诺兹勋爵手中买下位置极佳的美庐别墅，在此基础上新增修建为皇庭夏宫。
    整个内廷夏宫的修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过去已经动用了四百万中圆，预计还要投入六百多万，按照计划，周边还会继续修建二十多栋别墅，炎热季节，皇帝和内阁都会移驾至此办公，召开全国性的会议。
    皇庭夏宫在整个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大量聘请了德俄的著名设计师，风格上大体走的是中俄合璧的路线，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帝国在建筑学上的一个主流方向。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俄国和德国文化对帝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帝国在军事、教育、工业、政治都有模仿和学习德国的特征，包括帝国对于法律精神的宣扬和贯彻，对于优秀技工的倾力培养、对技工学校的专注和对大学的资助都具有德国式的影响，在文学、建筑、生活方面受俄国的影响则比较多。
    首先是东三省受俄国的影响很多，随着东北系入主全国，这种影响就被扩大到了全国，比如说红茶、黑面包、奶酪的流行，荞麦和黑麦的推广种植，俄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内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里面就包括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这个书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发行，只有搞学术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有机会得到一套，而且是必须登记的。
    但是左派的思想，特别是帝国默认可以存在的孟什维克思想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宋彪对这个事情是有克制的，他在1917年的时候就特批允许陈仲甫、俞寅初、宣钟华等人组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后来效法德国社民党改组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宋彪和陈仲甫、俞寅初之间也有过两次交谈，谈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孟什维克的很多政治上的领袖大体也选择逃亡到东三省，特别是震旦县和哈尔滨、沈阳的俄国区，所谓的俄国区就是你没有签证，只要你是俄国人也可以临时在这里居住六个月。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补办签证。
    5月份之后，中苏基本确认了正式建交的框架，中华帝国在苏俄的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设有总领事馆，在莫斯科设有公使馆，对这个时候的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界、经济界的人士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各国和俄国的外交都已经中断，想要正式的离开俄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在中国的公使馆和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在公使馆的统一安排下离开俄国。
    中俄在过去十几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中俄友谊会、东正教友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很多，通过这些组织的运作。大量的俄国人都能很顺利的逃往中国。
    因为苏俄政府已经组建了非常厉害的契卡机构，对全国上下进行大清查，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军队人士的清查很厉害，比如说高尔察克、马德尼道夫将军都是最早向苏俄政府效忠的军事领袖，最后，契卡给他们一个特殊优待政策，允许他们流亡美国和英国，否则就直接关押处理。
    他们的待遇算是好的了，无声无息就被处死的人则更是太多了，据统计仅仅是苏俄内战期间。被契卡处死的俄国人就超过40万，这是被处死的，被抓起来的，被监视的，被调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中国的这道门一打开。这些人就只能疯狂往中国逃亡。
    死亡和黑暗政府的威胁是非常恐怖的。
    这里面也就包括了孟什维克的很多重要的评论家、领导人，而他们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微妙的。
    对于这个问题，宋彪没有去严格的控制，中央调查总局和国家情报总局也在关注着这些人、这些事，但都没有采取较为明显的措施。
    在国内的舆论宣传上，在对苏俄政治体制和思想的批判上。宋彪则着力于两点，一是大面积的公开、深入报道苏俄的血腥和疯狂，打破所有人对苏俄革命的那种美好幻想；二是将“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做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样还不是完全能让人放心的。
    在庐山夏宫度假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宋彪邀请了国内很多重要的社会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也邀请了一些政党的和报纸媒体的知名人士，以及很多宗教和民族领袖，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将他们邀请到夏宫一起度假，利用这个时间段，他以文教部和宗教部的名义开了一个庐山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围绕俄国革命讨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人文进步的话题。
    就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宋彪和诸位人士达成了三个共识，一是中国社会想要稳定发展和进步，人民必须更富更平等，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法律和民主才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石；二是一切非法武装都是国家稳定和平和自由进步的天敌；三是宗教和政治信仰自由，相互不得以武力和其他方式干涉、剥夺他人的信仰权。
    苏俄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沙俄何等强大，即便沙俄本身有很严重的内部问题，哪怕是二月革命之后也有实力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十月革命之后就突然乱了，各国都要围攻，结果损失惨重，人民生活的更苦。
    在文化的问题上，宋彪的希望是支持国学的创立和改革，在全国设立国学院，研究传统国学和春秋诸子思想，在国外则统称为春秋学院，复兴春秋思想，公敬孔孟荀为三圣，尊孙子、韩非子、墨子为兵圣、法圣、墨圣，而不是狭窄的只在孔子思想上寻找中国古典复兴的唯一答案。
    在宗教的问题上，宋彪的建议是将儒教改革为汉教，或者是另设汉教，但是汉教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准宗教，以祭拜三皇五帝为基础仪式，一个显著的和其他宗教区别的地方在于汉教没有教堂、庙宇，只有天坛、地坛、宗祠这样的祭祀场所，以及黄帝陵、黄帝庙等等。
    宋彪在宗教上一个真正的选择是开始更多的支持东正教，要求在帝国设立独立的牧首和牧区。级别等同俄国，这是可行的，希腊、罗马尼亚的牧区都是和俄国平齐的，只是俄国东正教牧首排在第五位，仅次于四大牧首。
    比较可怜的地方是四大牧首区基本都被伊斯兰世界占领了，所以，这四大牧首区也是象征意义。
    宋彪之所以选择支持东正教。一方面是俄国人在华人口比较多，东正教传播比较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抗衡新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对天主教的世俗教皇机制。他是非常不赞同的，最后则是东正教的体制更符合帝国的需要。
    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多神教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很难同一神教抗衡的，现在要对中国的原生教派改革也晚了。如果要遏制某一种一神教，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另一种一神教。
    天主教肯定不符合宋彪的支持，新教也缺乏说服力，宋彪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东正教。东正教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宗教的正统精神，以及它特殊的区别于传统欧洲世界的价值，这种精神和价值对俄国的影响是很深的，也是俄国不可能彻底融入欧洲的一种主要原因。
    东正教的正式名称是“东方正统教派”，片面的理解以及考虑中国传统心态中的那种正统精神，加上它对政治的依附性，这还是比较适合在国内推行和重点扶持。以之挤压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空间。东正教对于皇位的正统性是有一定的帮助，宋彪现在是不需要的，不代表未来就不需要，两百年后会是什么情况，谁能知道呢？
    当然。对中国的原生教派还是要更为积极的支持，要改良，要有现代人文精神，要符合现代的审美观和人文的追求，不要搞那些神神叨叨的骗钱把戏。
    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中国的宗教也有现实、市侩的这种问题。格调都被搞的非常低，不是僵尸就是闹鬼，不是风水就是超渡，搞完就是要骗钱。
    宋彪的一个大体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到了中国就变了味道，所以，他对改良原声教派基本不报有太多的希望，宗教本身也和商品经济一样，优胜劣汰，这也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扭转的大趋势。
    宋彪考虑支持东正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于宗教没有地域性的观念，只要对维持国家稳定有利，那就是好宗教，反之则一定要想办法暗中压制，甚至是正面的予以取缔和打压。
    他确实不能容忍国民除了赚钱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善恶之分，或者就相信投胎转世混个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状态，受不了。
    如果是这样的民族精神，那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现在帝国提倡的新精神是春秋复兴和现代法家思想，提倡“中国并不只有孔子”这样的社会倡议，但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受到了全面的基础性的大冲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样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除了现实、勤劳和市侩之外，中国人还剩下什么？
    民族的根基都被摧毁了，八荣八耻喊的很响亮，有用吗？有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
    3个代表有用吗？
    还是继续回到修身治国平天下，回到忠君爱国和仁德清廉这条路上来吧，只要民族的根基还在，制度完善，那还是可以继续推动民族进步，总比摧毁一切再重新构造来的好些吧！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的很好听的，纵观全国有几个？
    八千万的基数何等庞大，达标的是个位数，还是十位数？
    我们总是说儒家的“君子”思想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贪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标准恐怕比“君子”的要求还要更高更离谱吧？
    这是一个“人”的标准吗？
    反思一下，到底是只有官员阶层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都有问题？他们只是整个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出于群众而高于群众的问题？
    所以，从希腊和俄国回来之后，宋彪决定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唾骂的事情，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和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都曾经同样很受争议的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将东方正统教派推入这个国家，“引狼入室”才是一种逼迫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好办法。
    与其浪费口舌和精力去劝说僵化复杂的原生教派去改革，不如直接引入和扶持更简单合适的宗教，因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有宗教都不过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外星文明也传播来一种更厉害的宗教，帝国照样可以引入扶持，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流入国内，中国的根基还是祖先崇拜和宗族崇拜，但如果连这种维系中国人灵魂根基的力量都被人为的消灭了，就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也彻底就算是死光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也许拜神不如拜我，但我总是会死的，而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总还是会继续的影响你们”，这就是宋彪在做这个决定之时的想法。
    正如彼得大帝所做过的那样，推动西化并不可耻。
    中国人就算是再西化，只要不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上进行阉割，中国人就永远还是中国人。
    任他死去千年，帝国依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