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早生儿子早享福。这是农村的传统观念。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搞联产承包那年，生产队改为村小组，大队改为村，各农户按人口分田。村里许多只有19岁的小伙子为了多分一个人的责任田，纷纷不顾婚姻法突击早婚。1981年我刚满20岁，村里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姑娘姓何，17岁，初中只读了一年，是邻组的，幼年丧母。找个没有岳母的对象，一定是缺乏一种人情味的。常言道，岳母娘是心疼女婿的。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岳母娘，结婚后就少了一个女人的疼爱，我不知该不该找这样一个姑娘做老婆。我还没有考虑好见不见面的时候，介绍人却回了信，说何姑娘不想与我相亲了。最终，何姑娘却嫁给了我组里的大毛。大毛与我同龄，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学了一门瓦匠手艺。我高中毕业学木匠半途而废时，大毛已经成了大师傅。我高中毕业，一事无成，所以人家姑娘看不上我。介绍人先给我介绍不成，转而就把姑娘介绍给大毛，一拍即合。
    小时候，一年春节，我到二姐夫家作客吃饭。记得是吃午餐，二姐做了一个鸡子饨胡萝卜火锅。火锅炉子是生铁做的，火源燃料是柴木碳。熊熊燃烧的柴木碳搁在生铁火锅炉子的一块筛状的铁搁板上，三角型的生铁支架支着一锅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鸡肉火锅。我坐在一张四方餐桌上的右边席位上，二姐夫的一个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傻子胞妹，坐在我对面的左边席位上。二姐将一只鸡腿夹到我碗里后，不料想傻子姑妹一下子掀翻了餐桌上的鸡肉火锅，锅里沸腾的汤汁全溅落到了我的脸上脖子上，致使我的左耳朵及以下的脖子部位严重烫伤，被火速送到医院住院治院一段时间，烫伤痊愈，左耳根及以下的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烫伤疤痕。但不致于残疾破相，远处不注意看，还不容易发现。近看就一目了然，显得稍稍碜人。何姓姑娘看不上我，除了我没有手艺之外，可能也与我的耳根及脖子上有疤痕有关。
    老实说，这件事给我伤害不大，因为我已经悄悄地喜欢上了村里的小裁缝菊花姑娘。大毛有了对象而不是菊花，就使我少了一个竞争的对手。湖北江汉平原，属于鱼米之乡。主产经济作物棉花，粮油作物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籽。年年收成比起山区农村，要好得多。因此，许久外乡人家的女子，都纷纷找关系托媒婆将姑娘嫁到我们村子里的单身汉做媳妇。河里无鱼虾也贵，大毛有了老婆，菊花想留在本组，就非我莫属了。
    组里其它小伙子几乎都结了婚。我们组里土地肥沃，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几乎年年丰收，每年每个工分别可获一块贰毛钱、一块五毛钱、一块八毛钱、最高一年高达贰元钱。邻近生产队每个工只获几毛钱。所以本组的姑娘都不外嫁，外乡的姑娘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请人说媒，把姑娘嫁到我们生产队。我喜欢菊花，却害怕别人知道，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喜欢，因为20岁的我一事无成，我十分自卑。菊花小学文化，14岁外出学了一门裁缝手艺，16岁回家在家里开了一个裁缝铺子，替八方乡亲裁剪衣衫。
    村里有个叫王财力的护林员，年长我3岁。有一天，王财力在集体参加生产劳动，不慎被农业机械扎断了左手，从此王财力成了“一把手”，伤失了劳动能力。集体照顾王财力，安排他当了一名护林员。王财力小学文化，自从成了“一把手”，他就改名为王莉，用这个女性化的笔名给县广播电台和县报社写新闻报道稿，从事文学写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与王莉相识并结为知交。王莉告诉我，只要能在省级刊物《长江文艺》上发表一两篇，就有可能农转非，调到县文化馆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受王莉的影响，我发疯般地爱上了文学。
    村里有许多小伙子外出沿海特区打工几乎个个都赚了钱。父亲也叫我外出搞副业，赚了钱做楼房娶媳妇，撑起家中的门面，做父母等着抱孙子享清福。我明确表示，我宁愿在家务农，过清贫日子。我觉得自己外出搞副业，赚的钱再多，也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我要在家中读书写作，一举成名跳出农门，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农民种田最悠闲。一年只有七七四十九天忙，一天能办九天的粮。农闲时，我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全国象我这样的高中生多如过江之鲫，父亲认为我想靠笔杆子吃饭，简直是痴心妄想，不务正务。父亲甚至说，鸭子咸衔得鱼来吃，还要鹭鸶做什么？我不愿出门，家里总不能把我往外面推。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当天晴出红火大太阳的日子，父亲最见不得我四平八稳地坐在家里看闲书。他总是不停地吩咐我在家中干这干那，诸如猪圈坏了，要修一修；菜园子的篱笆被野狗钻了个大洞，要补一补。我干农活的性格象母亲，手脚很麻利。父亲吩咐干什么，我三下五除二地干完后，立即回到房里拿起了书本。
    大妹与我同一年高中毕业后，就被大姐接到荆州市拜一位缝纫时装师付为师学手艺。六妹七妹于1982年双双考了大学，一个在江汉石油学院就读，一个在武汉大学深造。偌大一个家庭，随着姐妹们的出嫁与外出学艺及上大学先后跳出了农门，家中就剩下我与父母亲三人种着几亩责任田。
    一个阳光灿烂的农闲日子，家里没有什么急切的事要做，父亲反正不能让我闲着，吩咐我背着箩筐去野地捡鸡屎，收牛粪。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坚决不干，与父亲顶嘴说，这简直浪费我的青春！
    父亲把我毫无办法。来文的，父亲说不过我，父亲七说，我八说，父亲八说，我瞎说；来武的，父亲打不过我。父亲年迈老朽，我血气方刚。我之所以敢于与父亲对着干，就是文学给了我一种无穷的力量。准确地说，应该是巴金的《家》里的觉慧给了我力量。姐妹们个个在父亲面前腑首贴耳，言听计从，唯独我总是与父亲唱对台戏。我要做觉慧那样的叛逆者。这就使得我的人生与众不同，丰富而艰辛。我与命运的抗争，首先就是与父亲的斗争。
    为了提高文学写作水平，我自费订了上海办的《文学报》、武汉市文联办的《芳草》等一些报刊杂志。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找我借书看。菊花有个最要好的同伴叫秋莲，两人亲昵如姐妹。菊花和秋莲知道我有许多新书，并且新书源源不断，她俩也就源源不断地来找我借书。只要是她俩来借，我是有求必应。有时别人来借都不肯，单等她俩来借。菊花和秋莲总是形影不离，同来同去，从不单独行动。相比之下，菊花显得文静，秋莲显得活泼。秋莲在我眼里，是照亮菊花的一个灯泡。
    强烈的爱恋之情，驱使我写下了第一封情书。有一天，我把这封情书夹在一本《湖北青年》里，让菊花、秋莲她俩借走了。信是这样写的：编辑同志，我是一名农村青年。最近，我爱上了本村的一位姑娘。为此，我悄悄地写起情书来。我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激动，写好之后一看，认为可以拨动“读者”的情弦，打动姑娘的芳心，可是我却不敢将这封信寄出去，因为我怕人家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一事无成的人。想来想去，我只好把这种爱（单相思）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并发誓，不搞出点名堂来，不在报刊上发表一两篇，决不轻举妄动。于是，在这种压力的支配下，我就废寝忘食地写起来。结果呢，一筹莫展。只得两眼望白纸，心急喊黄天。请问这是何故？
    两天后，菊花、秋莲她俩给我还书来了。我心里有点紧张、就象做了某种亏心事。我强装镇静，仍然象往常一样，笑迎两位佳宾。秋莲隔老远见了我，就冲我直笑。菊花一如既往，只是微笑。秋莲来到我的写字桌前，把还来的《湖北青年》往桌上一丢，两眼便盯着我，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杂志往抽届里放，却被秋莲一手按住了。秋莲说：坦白交待，你爱上了本村的哪位姑娘？说着，秋莲从书里面拿出了我写的那封信。我说，别误会，这是我写给杂志的一封求教信。秋莲说既然这样，就该把稿子寄出去。正好菊花和秋莲这天打算上街买东西，我一时兴起，把稿子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湖北青年》杂志社收，由她俩给我带到邮局去发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稿子竟成了我的处女作，杂志社公开给发表了，还寄给我三元钱的稿费。编辑同志将稿子稍作了改动，以《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为题发表在《湖北青年》“分忧解难”专栏里，并且还加了编者按。
    冒长河同志的来信提出了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爱情的压力能否成为事业成功的动力？希望广大青年朋友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帮助小冒同志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的文字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被印成铅字，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天上午，雨过天睛，菊花和秋莲两人织着毛线衣，来到我隔壁三姐夫家里，边织毛衣边与三姐谈家常。我拿出《湖北青年》去三姐夫家，得意洋洋地对秋莲说，我的稿子发表了呢！秋莲接过杂志就翻，我指出是那页，秋莲看到后，惊奇地说，咦，真的呢！菊花听说，凑头过来瞧了一眼，抿嘴一笑。三姐说，写的什么，念出来我们听听。秋莲念完后，三姐说，天哪，我们家宝贝弟弟冒长河爱上了本村的哪位姑娘啊？
    我得意地瞅了菊花一眼，她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织着毛衣。一会儿，菊花起身，说要回家了。菊花起身后，两手朝上伸展，做了一个放松身体的姿势，那婀娜的身姿令我无比心动神往。
    三姐性格直爽，爽朗中常显几分泼辣。三姐夫外出搞瓦工，经常不在家。村里一些油嘴滑舌的男人喜欢与三姐打嘴皮仗，试图在言语上占点便宜，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被三姐给骂得狗血喷头。农家子女结婚，一般都要大宴宾客。一次三姐在邻居家吃喜酒，同桌一个男人不知趣，在酒席上当着满屋的人对三姐说，你男人不在家，晚上要不要人来陪你呀。三姐说，我宁愿撒一把谷在上面让鸭子来嘬，也不要你！一屋子的人听了，顿时哄堂大笑，都佩服三姐厉害。
    三姐夫的一个小表弟家距我家有二十多里路远。三姐夫的小表弟腊狗年长我一岁。三姐夫看上了秋莲，想把秋莲作为自己的弟媳妇，便请组里的人出面作媒，介绍秋莲与腊狗见了一面。姑娘小伙子一见钟情，当即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农闲时，腊狗隔三差五地骑自行车来三姐夫家作客，其实就是想见见秋莲，与秋莲谈情说爱。秋莲与腊狗谈恋爱，稍稍有点阻力，女方的母亲嫌男方是个穷地方，不大乐意这门亲事，但也没有横加干涉。秋莲妈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只要小伙子对自己的女儿好，又有能耐，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秋莲妈的态度是先处处再说，不要急于定婚。腊狗想与秋莲谈恋爱，常将表哥表嫂家作为联络点，不敢到女方家去找秋莲。
    处于恋爱中的男女似乎都有心灵感应，每次腊狗到三姐夫家刚刚坐下，秋莲就织着一件毛衣慢慢来到三姐夫家串门。腊狗一来，我的好事也就来了。秋莲与菊花如同人与影子一般不可分离，秋莲来三姐夫家串门，必定有菊花作伴。菊花一来，我浑身就有一种充电加油般的精神振奋，她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无不使我激动，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浸泡在爱恋的阳光里，十分的沉醉。我很少直接与菊花对话，一般都是与秋莲斗嘴，菊花偶尔帮腔和秋莲一道与我打嘴皮仗，就是我最得意的时刻。特别是菊花有时懒得理会我富有恶作剧的言语挑衅，就用眸子横我一眼的举动，实在是令我心醉不已。
    俗话说，胀死的舅舅，饿死的姑爹。就是说，做媳妇的见娘家的舅舅来了，好酒好菜招待；见婆家的姑爹来了，便给他坐冷板凳。三姐没有两样心，娘家兄弟和婆家兄弟一视同仁。每次腊狗来了，杀鸡买肉，做了好菜，少不了叫我这个娃儿舅过来一同吃。
    一天下午，腊狗又来到了三姐夫家。三姐派我去叫秋莲、菊花来三姐夫家打扑克。我和腊狗坐对，菊花和秋莲坐对，不知不觉就打了一个下午。三姐把一桌丰盛的晚餐做好后，我们才下了桌子吃饭。晚上，村小学校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我们都准备去看。我和腊狗喝了点酒，吃饭落到了最后。我吃完饭，放下碗快，把嘴一抹，对还在吃饭的腊狗说，你慢慢吃吧，电影要开演了，我先走一步！菊花说，等一下，一起去！我朝腊狗、秋莲扫了一眼，对菊花说，要知点趣。我的意思是让秋莲和腊狗在一起，菊花当然明了我的暗示，她立即说，那，我也该走了。我趁机说道，来，跟我一起走！菊花象被黄蜂刺了一下条件反射般地大叫了一声：我就不哪！
    腊狗嘿嘿直笑！我在他们的笑声中，一个人躇蹰满志地走向黑夜深处。
    二战时期，日本人制造了一种气球炸弹，利用大气流的推动使炸弹漂向美国本土。美国挨了炸，一时摸不清是什么原因，是从哪里漂来的，就严格封锁消息。日本人的气球炸弹一批又一批地发送出去后，不见美国有任何反应，自然不知取得了多大的效果，后来就停止了使用气球炸弹轰炸美国。
    处在单恋中如柏拉图的我，对一本《民间情歌》如获至宝，那里面的情歌歌词，首首吻合我的心思。这本《民间情歌》是我从镇文化馆图书室借来的。小妹生得白又白，阿哥生得黑又黑，黑字写在白纸上，你看合适（色）不合适（色）？望天天有云，望姐姐有情。望天有云不下雨，望姐有情难启唇。若得与姐将情表，哪怕风吹大雨淋。太阳落坡又不落，小妹有话又不说，有话没话说几句，莫叫小哥老等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江汉平原农村，说开放也开放，说保守也保守。青年农民谈婚论嫁，有父母之命，也有媒说之言，更有不少的人是自由恋爱。我情窦初开，单单恋上了菊花，总害怕别人知道，只一个人闷在心里默默地恋，偷偷地爱。然而我对菊花有情，菊花是否对我有意，我不得而知。为了更进一步地试探菊花，我就把《民间情歌》里一些吻合我的心思的情歌歌词分别抄写在一本又一本新到的杂志的扉页空白处，让菊花给借走了。令我烦恼不已的是，我的这些情歌炸弹发射给菊花后，总是得不到菊花的情绪反应。有时，我甚至恨我自己太多情，菊花有几天不来找我借书，我就把附有炸弹的书本亲自送上门去，她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声谢谢就了事了。
    去菊花家里，我从不敢久留，把书递给菊花就走。我害怕菊花的爸爸和妈妈看我的眼神。只要他们注视着我，我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象个小偷，被精明的人看出来了并有所戒备。可以说，每次去菊花家，我都觉得自己很下贱，很狼狈。但不争气的我依然乐此不疲。菊花有两个姐夫，时常与菊花说笑，我是多么多么的妨忌，又是多么多么的羡慕，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的连襟啊！我甚至觉得所有能与菊花亲近能够与菊花说上话的人，都是有福的人。我爱菊花，可是我在菊花面前，说话总是口笨舌拙，不知说什么好。脚下同蹋一块土，头上同顶一片天，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每每我与菊花在某个场合不期而遇，一般相视一笑，打个招呼就擦身而过了。当然这种不经意的相遇，往往又是令人非常惊喜和愉悦。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菊花家开了个小卖铺。我思念菊花不可抑制的时候，就借口去买火柴、酱醋，从而见上菊花一面。今天去打酒，明天去买烟，从她家买回来的小商品啊，可供我家开个小卖店。因为爱，我几乎每天都能写一首情诗。爱一个人是幸福的，由于不知自己是否被爱，这种爱，又是非常令人烦恼和憧憬的，无奈而惆怅的。与其说爱一个人是幸福的，不如说青春是美好的。恐怕只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女才有这种梦牵魂绕，不知所终的恋情。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人老了，阅历丰富了，把一切都洞穿了，什么疑惑也没有了，也就不可能再产生那种粉身碎骨的爱恋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身边的亲友时常给我提亲，介绍姑娘与我相识，却就是不给我介绍菊花。可见在世俗的眼里，我这个一事无成的“坐家”，是配不上菊花的。自从与文学打上交道，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对自己是无比自信的。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特别是我寄给《湖北青年》杂志社的那封《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的信给公开发表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而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我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让世人瞧瞧，给广大读者一个说法。这封信是于3月的一天寄出去的，是在6月号的《湖北青年》上发表的。村里人都知道我发表文章了，不过知道内情的不多。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一把手”王莉仅仅只在县一级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字，我后来居上，一下子就在省城期刊上发表了“作品”，使我对自己今后一定有所作为深信不疑。我继那封信后，又用情歌作炸弹对菊花轰炸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动静，我才决定停止使用情歌炸弹继续攻击菊花，并伺机亲口向菊花表白我对她炽热的爱情。
    我们生产组的地域原是八百里的洞庭湖的一部分。解放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人烟稀少。解放后，政府组织劳动力打草开荒，地势高的做旱田主产棉花、小麦和大豆；地势低的做水稻田。组里的水稻田离村子有五里路远。这片水稻田地处一条叫做三叉河的小河边，是组里的农民在建国初期用五百个劳动日开荒垦田而成的，地名就叫“五百工”。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组里的农户按人口在五百工每人分了三分地的水稻田。8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五百工给自家的水稻打农药，发现菊花也在五百工给水稻治虫。我不禁喜出望外。菊花家的水稻田与我家的水稻田大约一百米远，她身背喷雾器，裤子卷过膝盖，露出雪白的小腿肚，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我们彼此在水稻田里，菊花从东头往西头走，我是从西头往东头走。从田埂到水稻田的中央，我们要么相向而行，要么背道而驰。在水稻田里，我禁不住时时偏头看菊花，菊花也摆头看我。
    夕阳西下。菊花身背喷雾器走上田埂，上了河堤，而后下河边清洗两腿的稀泥。我随即也收了工。在回村的河堤上，我与菊花随意搭讪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后，就切入了正题。我口里象长了脓包一样，说话吞吞吐吐，总算把我要对菊花说的话亲口对她说了。我说，想——想——想不到真的给发表了，我、我、我爱的那位姑娘是谁，你——你——你心里最清楚……
    菊花偏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好象带着笑容，之后加快脚步走了。我尾随在菊花身后，随着落日一道回到了村里。
    第二天清早，我还在睡梦中，依稀听见有人问我早起的妈妈，说冒长河在家没有，给他还书来了。原来是菊花的一个读小学的妹妹替菊花把一本《年鉴》还给了我。我预感到情况不妙，但多情的我把《年鉴》还是翻了遍，里面空无一物。在把这本书借给菊花之前，有些关于爱情的细节描写和绝妙的议论部分，我都用红笔划了波纹线，试图引起菊花的共鸣。眼下我看到这些红线，就象锯齿在锯我无比失落沮丧羞恼的心灵。
    从此，菊花视我为陌路人，不再找我借书看了，也不再与我说话。偶尔路遇，菊花看都不看我一眼，自顾走人。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不自量力向菊花求爱的事，三姐知道了。
    有一天，三姐推着独轮鸡公车去离家八里路远的粮站买米，遇到了同样用独轮鸡公车去粮站买米的菊花。在回村的半道上，三姐和菊花推车累了，就在坐在路边的一棵树荫下稍事休息。三姐用玩笑的口吻对菊花说，菊花，给我做弟媳妇吧。菊花一笑，调皮地扬起右手轻轻地扇了一下三姐的后脑壳以示回答。自尊心极强的三姐不便再追问。其实三姐知道菊花心性高，一般的小伙子她是看不上的。三姐曾经想把菊花介绍给三姐夫的小表弟腊狗，因担心被拒绝才把秋莲介绍给了腊狗。相比之下，秋莲比菊花要随和些。腊狗已经与秋莲定了婚，三姐知道我爱菊花，就想成人之美，终于找机会试探了一下菊花。在三姐看来，菊花扇她的后脑壳，肯定是一种无言的婉拒，已经没戏了；而我的心思却又活络了，以为这是一种少女本能的羞涩，菊花也许对我有意而不想被人看破。
    当天夜里，我浮想联翩，正经给菊花写了一封长达近万字的情书。第二天，我请秋莲替我把情书亲自交给了菊花。我在信中说，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个回复，我已经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能成则成，不能成我衷心祝你幸福。千万不要不言不语，令我摸不着头脑。三天后，菊花有事在我家门前路过，我跑出来截住她，问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菊花说，看都没有看！我说，那你退给我吧。菊花说，已经烧了。我闻言非常恼怒，气得竟然说不出话一句完整的话来：你怎么……你怎么……
    菊花走了，我无可奈何。
    8月的《湖北青年》杂志刊登了四封答“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两篇标题文章给我启发很大。一篇题为《名堂来自艰苦的劳动》，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有一份耕耘自会有一份收获。一篇题为《爱情的压力不等于事业成功的动力》，该文作者劝我摆正事业与爱情的态度。作者说，因爱情而发愤，注定要失败。当然爱情能激励人，同样，失恋了，也是一种动力。文中例举了许多名人青年时代因恋爱失败而后发愤成才的故事。作为当事人的我，看了这些文字非常感激，同时也觉得好笑。因为那封信，我起初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寄给杂志社，它只是我作为试探菊花的心思的一封变相的情书。可是姑娘的心思我始终搞不懂，摸不透。我在家门口截住菊花，与她简短的对话，时时在我耳边回响，久而久之，我又觉得菊花越发可爱，难以罢手。
    米老师是外乡来我村的上门女婿。他高中文化，在村民办小学校里教数学。我们是邻居，我又是村里少有的“坐家”，平时我们在一起比较谈得来。自古惺惺惜惺惺，我敬重米老师是村里的文化人，是我少有的知音，米老师佩服我是“坐家”，相信我将来一定大有前途。有一次我到米老师家里去玩，他说我该找个女朋友了。我顺水推舟，请米老师帮我介绍朋友。米老师说，组里的姑娘我看上哪位，他就替我到哪位姑娘家提亲说媒。米老师先后说出了组里几位与菊花一般大的还没有婆家大姑娘，我一一摇头否定了。最后米老师提到了菊花，说她是个不错的姑娘，我突然一阵慌乱，同样对她摇了头。过了一会，我才向米老师作了坦白交待，委托他去给我问一下菊花，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这一次，我才从梦中醒来，菊花明确地对米老师说，她已经有了婆家，心上人是邻村的一位小木匠。我对菊花的这场执著的单恋，至此宣告结束。我的这段曲折的恋情的完结，只是我人生开始的一段序曲，预示着将来我的情感生活更加波折跌宕。
    以后每当我看到小木匠在菊花家进进出出，我心里就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我后来跳出了农门，才慢慢得以淡化和钙化。但我每年回老家探亲，见到了菊花，心里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微微的激动，不能自已。在我眼里，菊花还是那样如梦般的楚楚动人。十多年后，四姐夫39岁病故，我回老家帮四姐料理后事，心里无比悲伤。年少的我追菊花受挫的事被村里人知道了，有的人说我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四姐人为我抱打不平，他说我人生得并不丑，只是脖子上有几块瘤疤，配人家菊花说配也配得上，只是命里没有这个缘分。四姐夫英年早逝，我真是痛不欲生。四姐夫出葬那天，村里人都含着惋惜的眼泪来送葬，我在人群中意外地看见了泪水涟涟的菊花，心里仍然禁不住格登了一下，心情顿时变得晴朗。